评论｜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我有两位社运界朋友，带著半岁大的儿子到了占领现场。她说，儿子这么小，便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这一代可以怎样？这不禁让我想起，在“反送中”游行及占领现场经常听到的一句：“香港人，加油！”这感叹号是否该改成问号？还是干脆就是句号？

“香港人”，团结的大伞

“香港人”一词出现在政治抗争现场，既是社会运动研究中所说的运动认同（movement identity），也与日常的共同体想像有关。它成为与统治者对抗的集体身份，用来挑战及瓦解政府的正当性，这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非常管用，因为，特首既是小圈子选出，与民选议员的政党保持距离，连保皇党也随时可以弃车（可看叶刘淑仪的变面奇技）。特首甚至被人诟病为中央政府的傀儡，香港人可以大声说：“你不代表我”。香港认同带著的不单是差异，还是政治对抗。

6月12日，我到了夏悫道，感受到“香港人”在运动中的另一个作用及意义，它是团结参与者的大伞。这把大伞在这类动员中尤为重要，如果大家是透过Telegram而来的话，那么，除了自己早已认识的朋友外，谁也不太确定身旁几万群众是谁，他们是否准备冲击警察防线，他们是否愿意搬铁马筑路障，还是他们只是支援，或打算进行绝对的非暴力抗争。一名蒙著面的黑衣年轻人拿著小得可怜的扩音器（很明显，公开演说在他们的行动计划里不是很重要），呼吁众人放下差异，互相扶持，所谓“不割席”。除了大家都有共同目标，阻止立法会会议进行外，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香港人”。

信息科技发达造就个人化的大动员，但它碰上的是香港特有的政治局势。雨伞运动之后，无论是泛民、自决派或本土派领袖都遭受香港及北京政府打击，剥夺参选资格或关进牢狱，本来便分裂的反对运动进一步去中心化。在游行期间还算看到各街站冒出来，但占领时“大台”不见了，连雨伞期间的“小山头”也几近绝迹，到处是年轻面孔。奉行勇武与坚持和平者暂时抛开分歧对立，在“香港人”这面大旗下，互相协调及行动。我跟朋友开玩笑，这不是“雨伞占领2.0”，而是“占领0.0”，我称之为“零度动员”：人人拿著手机，你动员我，我动员你，产生黑压压的一群“香港人”，彼此认知不多，但情感充沛。身在人群里，不知会流向何方，面对警察清场，却又能聚合或四散，既能激烈冲撞，也能友爱团结。

“告别香港”、“告别生命”与“救救孩子”

无论从何角度，“反送中”运动都算是小胜利，但我刚才提及的两位社运朋友仍有挥走不去的不安与悲凉，这也是运动认同的情感主调。我现在的学生比这两位朋友年轻十多年，在酝酿“反送中”抗争之时，他们讲得最多的是“移民”，但不是父母辈说要的移民，而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共同话题。香港的华人群体一直异常脆弱、生根不深，因此，这个城市也成为广泛的海外华人网络的重要节点之一；每次发生政治不稳，例如香港前途会谈或六四事件，总有移民潮，我们日常也经常听到有人在筹划移民。移民一般是举家的，但年轻人被视为或自视为新一代，却把计划移民成为个人成年礼的起步，却是新鲜事，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

说来有点讽刺，“送中”怎样也轮不到他们，如果真有一个很长的“引渡回国受审”队伍存在，20岁的香港年轻人应该是敬陪末座的，他们不去或少去中国大陆，也不会接触中国异见人士，不是陈健波说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几。但年轻人的想像、恐惧及焦虑却把他们自己推到最前端，战场的最前线。一边是对这个城市的深情，另一边是准备跟这个城市道别。再极致一点的，甚至有人要跟这个世界及生命道别。在占领前，我在社交媒体看到，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大谈要为“反送中”牺牲，而那位在太古广场不幸堕下的男子，相信多少也有这种心理。

过去十年，死亡，或迈向死亡，一直是有关“香港人”的身份论述主题。身份认同的讨论，在战后西方国家出现，强调差异及多元，但在香港却有另一种命途。同样强调差异，我们已习惯置放在中港矛盾之中，包藏著忧郁焦虑，想像小城行将入木。例如，自命勇武的本土派年轻人，在行动中以血肉之躯或简陋装备冲击警察，美学上则反复出现“青春早逝”的主题（可参考网上本土派歌曲《初一》）。其他年轻人即使不是如此之“激”，也拉扯在激愤与绝望之间。这不是幻觉，或是反对派（或所谓“外国势力”）所煽动的情绪，是如今的政局所催生的种种情感。

中国的科技与资本统治力量崛起，一时间我们不知该称为威权还是极权；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敢于“亮剑”，大陆政治上一片肃杀；中央要全面管治香港，把它由晚期西方帝国的殖民商港变成亲中政商统制下的资本主义引擎，压制公民社会及涷结政治改革，既为本地政商利益集团服务，也以防蔓延至深圳河对岸。中国对台湾等地来说，只被视为一个“大因素”，但对香港来说，在现实及想像里中国都是“公分母”，几乎任何党派、阶级、生态、再分配政治斗争也多少扣连上中国。例如，当林郑大谈大湾区，让年轻人北上大陆发展，融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年轻人抵触之情的底色先是对专制的恐惧，后是“港式悲情”。

只强调矛盾、斗争、悲愤与绝望的香港认同，的确是街头运动的行动力，即评论人安徒说的“绝望”与“反抗绝望”的哀兵辩证法，但它有其先天缺陷。面对拥有强大暴力手段，政权不跟你玩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游戏，革命与改良都不是答案，因此，在抗争瞬间后，很容易堕回“港式悲情”。“夺回香港”的口号很激昂，但愈喊无力感愈大。结果，又可能回到那个答案：告别，告别这个城市，告别自己的生命。前者意味著出走，后者意味死亡，但是，对两位要养育孩子的父母不可能是答案。近年，“救救孩子”式的家长式情怀或歉疚也常现抗争现场，显然也不是答案。由五四至今的现代中国“救亡”修辞隐喻，复制了家长与小孩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也遮蔽了“救”及“孩子”以外的主题。例如，“孩子”该怎样育养？当对象是整个社会，这便不只是父母家长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问，怎样才能成料理好这片香港地？育养我们的共同体及文化的未来？

如何育养我们的共同体及文化？

根据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考证，欧洲语言中“文化”一词的拉丁语源，是关于居住、种植及料理牲畜及自然环境，而在16世纪后，它扩展至人的发展，换言之，就是育养。我认为，文化概念的育养面向并没有得到充份讨论及认识。在香港，人们也愈来愈没有育养的信心，也许这是发达地区出生率愈来愈低的深层原因。很多人会说，世界这么坏，为甚么还要生孩子？我不是要争论要不要养育孩子这个话题，而是指出一个广义的育养问题，以及它的政治涵意。

首先，育养对当下香港认同讨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另一种生命时间向度，它并不建立在绝望与死亡。文化育养比传承更谦卑，并不预设千秋万世或永恒不死，它不否定死亡的来临，但却专注在一段有限的生命及成长时间。父母也知道人皆会死，包括自己及孩子，现代人也愈来愈少想像延绵不绝的传宗接代，但还是有人觉得育养孩子是有意义的，甚至视为希望，为甚么？父母不知道孩子日后会变成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孩子提供环境及条件，不能尽想著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小孩，否则会沦为“怪兽家长”。育养更多的是陪伴他／她成长。

平日我们想得太多香港的死亡，有时又反过来把香港视为一种不朽的价值，但我们却少谈属于过渡性质的育养时间。也许，很多人觉得育养香港的能力已不在我们手中，感觉身如浮萍，但这样却不自觉让当权者用育养修辞来置换了主体宣称，由前特首曾荫权的“香港之子”变成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香港奶妈”，正是症候之一。林郑月娥在电视访问中说不能“宠坏了孩子”，与她经常说要给予年轻人机会（例如大湾区），一脉相承，她要让下一代香港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成长。

学术一点说，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人潮渐散，公共论述继续，环绕著育养而展开。林郑误打误撞激怒了市民，成了城中母亲的坏榜样，至于好榜样，还有待实践，这是摆在为人父母、师长以至所有成人的大问题。另一个例子是基督徒在现场齐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仅是找上帝律法、耶稣神行来壮胆对抗警权，而是创造一种非体制化的牧养关怀（pastoral care）。

牧养不限于既有的圣堂及神职人员，而是介入社会真实的矛盾中，抚慰痛苦、失落的灵魂，这在欧洲新教的几百年历史中充份体现。17世纪的清教徒班扬（John Bunyan）因不服从英国圣公会，遭英王监禁，在狱中写下《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成为非国教派育养“内在王国”对抗外在王权及一众专权者的重要文本。它不是政治批判或抗议文宣，这寓言诗（类近现代小说）却成为不断分裂衍生的新教派的精神滋养，激励个人及集体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荣耀，在上天堂前一步一步走完人间正道。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汤普逊（E. P. Thompson）认为，这是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精神泉源。至于二战后波兰的天主教，也曾成为育养公民社会抵抗共党的重要堡垒，成为政治史的经典例子。

把握著育养孩子及香港的时间，共勉之

育养孩子不容易，育养一个共同体更复杂，我也无力提出完整纲领。我不妨提几个重要课题：即使推动不了实质改变，我们也要更好地成长起来。在政治改革无望下，我们要想培育一股怎样的改革、反对派力量？我们的正当性在“敌人邪恶，我正义”的逻辑外，是否有其他道德基础该去追求？除了与当权者激烈街头冲击外，还该跟它有怎样的互动？还有一点，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香港的共同体也不是任何人独占的私产，它会与别人发生关系，与人分享互动。正如中国自由派公共知识份子笑蜀说，香港就是13亿人的天窗，我不知中共有没有人口殖民大计，但我肯定总有爱自由的人南来加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台湾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一国两制”的暴力，他们会更警惕台湾退回威权发展主义的危险；全世界在这个城市看到专制者并没有成功模式，却有永恒的问题，就是人们对自由渴求。而这次运动的成功，很可能是当权者考虑到对中国大陆、台湾的影响，以至国际社会的反应。

香港也许真的会死亡，但难道如今的中国政治秩序不会吗？多伟大的王朝也会灭亡，生态史告诉我们，多强大的物种也会消失。作为育养者，我们只相信，这个城市会比我们自己的生命要长久。

两位社运朋友的疑问，我会这样回答：把握著育养孩子及香港的时间，共勉之。

（叶荫聪，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