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维舟：对醉心“伟大”的掌权者而言，权力才是最大的毒品

1930年，波兰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茨（Stanisław I. Witkiewicz）发表了一部寓言性小说《永不满足》，书中描绘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充满末日的氛围。最终，一个名叫墨提宾（Murti-Bing）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丸，服下此药的立刻会解除烦恼与空虚感，依靠这种药丸的威力，小说中这个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统治了世界，但所有服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如今看来，这一寓言真是具有不可思议的预见性：希特勒在小说问世的第三年才上台，但其中所描绘的故事，就像是第三帝国的一个缩影。近些年人们才开始发现，在纳粹统治的12年里，广泛滥用兴奋剂与毒品，连希特勒本人也大量注射药物——在二战后期，他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位每周服用120-150粒药片、再加8-10次注射治疗的领导人。由于越来越深的药物依赖，到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时，他已出现明显的早衰迹象，持续深受肠胃疾病和失眠困扰，每天服用28种不同药物，精神颓废，不停地抽风、易怒和无法自制地偏执。在这一点上，他的个人健康就是纳粹德国国家肌体的象征——亢奋的力量感和扩张，以透支和内在腐化堕落为代价。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

作者：[德]诺曼·奥勒

译者：强朝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

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揭开的正是这一内幕。他原本只是打算写一本关于纳粹和毒品的小说，不料在查资料时意外发现，历史比虚构更离奇。虽然对纳粹有关的话题早就被人翻了个遍，但这一幽暗角落却仍不为人知。

纳粹的肌体“流淌的绝不是纯粹的雅利安血液，而是化学的德意志之血，并且充满了毒素”。

讽刺的是，这部分正是由于纳粹政权打着“反毒品”的旗号，实行严厉的全面禁毒政策，因而毒品脱离了公众视野，常被简单地归入地下经济、黑社会、犯罪等“反常”领域；而事实上，当时甚至连军队也把兴奋剂甲基苯丙胺（即“冰毒”）当作配给品，大规模发放给士兵，以提高行动的成功率。诺曼·奥勒尖刻地讥笑说：纳粹的肌体“流淌的绝不是纯粹的雅利安血液，而是化学的德意志之血，并且充满了毒素”。

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段“奇趣历史”，事实上也提示了理解纳粹的一个全新视角。

一个国家的中毒

为了了解这段“黑历史”，首先应当了解的是，当时的人们对“毒品”和“药物滥用”的界定与当下并不完全一样。现在谈虎色变的“海洛因”（吗啡类毒品总称），最初就是德国拜耳（Bayer）制药于1897年研发的（吗啡同样是由德国药剂师于1806年提炼出来的），但它起初被视为一种止痛效力极强的特效药，同时还有令人愉悦的致幻效应，在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之名推出后，一度甚至被配制成小儿止咳糖浆！后来随着它的强烈副作用被人逐渐认识到，1912年起才由各国一致同意对鸦片、吗啡、海洛因实行管制和禁运。尽管如此，1926年的德国仍是世界第一的吗啡制造国，在1925-1930年间，德国制造的海洛因占世界总产量的40%。

在一战失败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这些毒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造天堂”，借以逃避战败、失业、恶性通货膨胀等多重打击，在迷幻世界中纵情享乐是逃避现实的最流行方式。在这种失意中崛起的纳粹党对这种全民嗑药现象予以最猛烈的抨击，将道德沦丧的风气归咎于“堕落之毒”，在上台后更严厉禁止毒品，视为犹太人“毒害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和灵魂”的阴谋，必须加以清除。

诺曼·奥勒嘲讽说：“在纳粹看来，合法毒品只能有一种，就是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同样可以产生致幻效应。”不仅如此，按纳粹的意识形态，只有它能确保“雅利安种族”这个有机体的健康，回归理想社会。早有人发现，根据纳粹的生物政治观，很多集中营医生认为“希特勒不仅具有政治层面的总司令权力，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医生”。

“在纳粹看来，合法毒品只能有一种，就是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同样可以产生致幻效应。”

在1933年上台之前，希特勒就已被打造成一副“天才与肉身结合”的形象，他是素食主义者、不近女色、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咖啡都不喝，当时一个禁欲主义组织宣称“他以自身生活方式和对毒品的态度，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绝佳的榜样”。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为民族奉献自我，没有私生活，过着清心寡欲的健康生活，并且厌恶一切世俗癖好。尽管这些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宣传，但有不少的确是事实，这难免会让人感到奇怪：一个严格约束自己远离不良生活习惯的人，为什么却会成为不可自拔的瘾君子？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服药的纳粹高层和军队，给外界的印象并不是骨瘦如柴的鸦片鬼，而更接近于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亢奋战》的书名准确地抓住了这一要点：对纳粹而言，吸毒并不像魏玛时代的享乐主义者那样，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

对纳粹而言，吸毒并不像魏玛时代的享乐主义者那样，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

2016年，卢卡什·卡明斯基在他的《飙高：毒品和战争简史》（Shooting Up: A Short History of Drugs and War）一书中指出：历史上不少国家政府都试图用毒品刺激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迷幻物质（如可卡因、迷幻蘑菇和LSD等）被军人用来对抗身心压力，使自己不知疲倦、更强壮或不受疼痛影响。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希特勒服药的动因：借由安非他明这类药物的快速刺激，他可以获得一种时刻饱满的力量感，支撑他的权力意志，而这种超人的假象却需要借助于最难以启齿的手段。

这并不意味着那段黑暗的历史可以完全由此解释，正如《纳粹医生》中强调的，不管希特勒与毒品的关系是什么，“必须认识到，用药物成瘾当作希特勒或纳粹的极端行为或历史负面走向的‘原因’，这是很危险的。”当然不是这样，恰好相反，纳粹走极端的狂热倾向，才是他们嗑药的原因。1939年起担任希特勒私人医生的莫雷尔（Theodor Morell），被广泛诟病为是一个庸医、江湖骗子（这是很准确的），但不论身边人如何议论，希特勒本人始终对他高度信赖，甚至完全离不开他，原因很简单：每次一有什么身体不适，莫雷尔从不打探病因，都是一针下去，立竿见影。

虽然莫雷尔应为希特勒越来越强的药物依赖负很大责任，但追根究底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的，因为他要的就是这样：快速见效、满血复活、时刻保持充沛精力，长远代价则无暇顾及。问题是，这样神奇的“万能灵药”几乎只能是毒品，对此最恰当的形容便是“饮鸩止渴”。

或许可以说，在这种权力意志的驱使之下，如果还能克制住自己不嗑药，那反倒有些不可思议了。人们常把纳粹意识形态说成是“反动的现代主义”，因为它常利用现代的工具和技术，却有一种回归源头的强烈冲动；但理应注意到的一点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往往表现得更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看似奇怪的是，当时在欧洲，未来主义最盛行的并非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英国和法国，而是落后的意大利与俄国。狂热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中，就鼓动年轻人把博物馆、图书馆和所有“散发着传统的腐朽气息”的东西付之一焚：“我们的目的是要切除这个在国家肌体上生长着的由教授、考古学家、导游者和古董商们组成的臭气熏天的痈疽。”未来主义认为，生活就是斗争，“斗争就是美！”

尽管以一些异教元素点缀，但纳粹本质上是未来主义的，是为了不惜代价实现它憧憬的“美丽新世界”，其种族主义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创造一种新人类，随之产生“新秩序”。

纳粹在这一点上完全吻合。尽管以一些异教元素（例如卐字旗）点缀，但它本质上是未来主义的，是为了不惜代价实现它憧憬的“美丽新世界”，其种族主义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创造一种新人类，随之产生“新秩序”。由此，行动取代了思考，力量压倒了争论，一切都是无休止朝向未来的运动。这就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早就说过的，浮士德式生命有着巨大能动性，他们认为“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一个目标的运动。他自己也只能在那种状况下生活着，因为对他而言，生活就意味着斗争、征服，意味着去赢得胜利”。难怪希特勒坚决认为纳粹是“运动”而非政党，其实质不是纲领、规则、辩论，而是永恒的运动、斗争和反叛，此外再无规则。那势必导向推崇战争，因为战争是生活中一切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权力意志最大的兴奋剂，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早就反思过：对纳粹而言，关于战争的想法就是目的本身，如果这一点不存在，那么整个纳粹体制就将毫无意义。

确切地说，这一切的原因甚至不完全是纳粹本身，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深深根植于德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机体内。在战败后的生存危机中，它代表着对沮丧现实的完全否定，转而极度迷恋并追求超强自我形象，那个理想中神话般金发碧眼的新种族，将如同克虏伯钢铁一般坚强，永远年轻，拥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这看似是高亢的歌剧，但难道其实不是德意志民族一出新的悲剧？

通过和毒品这一魔鬼的浮士德式交易，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它换取表面上的极致能力，为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而不停斗争。它永远在朝一个方向运动，无法自制，因为对它而言停下来就是死亡，或许正因此，它有时看起来战无不胜，但在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时，却突然开始了不断坍缩的崩溃进程。

权力的自毁性

对毒品的滥用绝不仅仅只是一段猎奇故事，也不只是纳粹高层某些政治人物的癖好，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说是某种“国家中毒”，从这个乍看离奇的视角可以窥见并揭示这套体制最根本的特质，那就是因为不断走极端的激进化，这种缺乏制衡的权力追求本身带有自毁性的倾向。

因为不断走极端的激进化，这种缺乏制衡的权力追求本身带有自毁性的倾向。

16世纪的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剂量决定毒性。”在此他说出了毒理学的原理：是药三分毒，仅仅是因为稀释到合适的剂量，才成为药物，因而一个潜在有害物质的量与其性质一样重要。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那么任何药都可能是有毒的。客观地说，这是现代社会的顽疾之一，许多人都不愿顺应自然，而希望最好永远年轻有活力。很多美国人不吃饭还能活，不吃药就不行了；大型医药公司控制了渠道，让人相信药物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结果是患者很可能自此必须不间断地依靠药物来支撑。

纳粹德国的嗑药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是更难停下来，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追求本身决定了没有任何踩刹车的机制：那些冰毒就相当于力比多（libido），永不满足，不断飙高，只有不断强化一途，既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制衡和自我约束，除了翻车无法停下。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一书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失控的冲动：“它在强烈的生存危机感的推动下，没有给谦卑和谦逊留下一点点余地，实际上也没有给现实留下一点点余地。边界和限制变得毫无意义。到头来，这种理想主义完成了它的循环，突然自噬其尾，开始吃人了。起初是理想主义，最后却变成虚无主义。起初受人赞美，最后却变成苦难的根源。起初以为是生，最后却成了死。”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作者：[加]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译者：李晓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9

由于没有制衡，它在起初确实具有炫人眼目的幻象，在采纳新事物上也更少犹豫。早在一战之前，德国就比英法等老牌列强更具革新精神，可说冲在时代的最前沿。那种对一切坚固之物的冲击与破坏，本身就带来一种不断突破强制、边界和形式而获得解放的快感，对人的神经中枢而言与兴奋剂无异。希特勒本人极端痴迷于新技术和各种离奇设想，在1932年全国选举中，他飞行3万英里，在200场集会上发表演说，成为历史上首位如此频繁使用飞机的政治人物。相比起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参加慕尼黑谈判时是第一次搭乘飞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不得不飞往北非会见丘吉尔之前，也只坐过一次飞机。

早在一战之前，德国就比英法等老牌列强更具革新精神，可说冲在时代的最前沿。那种对一切坚固之物的冲击与破坏，本身就带来一种不断突破强制、边界和形式而获得解放的快感，对人的神经中枢而言与兴奋剂无异。

在二战爆发后，德军的“闪电战”一度震慑人心，配备了毒品柏飞丁（Pervitin，即冰毒）的国防军仿佛不知疲倦，在最新机械装备和新颖战术的加持下，高歌猛进，短短时间内就将波兰、法国等世仇打得溃不成军，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与法国迟迟没有采纳戴高乐的坦克战思想相比，希特勒在坦克战、空军等最新战术方面总是偏好最大胆、新颖和冒险的那一种。然而问题在于：这炫目的初期胜利抬高了下一次的门槛，更强化了他的自我膨胀，到头来希特勒所下的赌注越来越高，到1940年击败法国之后，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继续铤而走险赌下去，对英国、苏联和美国开战。

如果说希特勒“疯狂”，那么这就是他疯狂的机制：他原本就不容许制衡力量的存在，而每一次冒险获胜又进一步削弱了反对的声音，当德军不可思议地在六周内征服法国后，连一些原本心存疑虑或有所保留的国防军将领，也开始盲信“元首”的直觉判断。这种氛围强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希特勒逐渐脱离了现实，陷入更深的偏执，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不承认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阻碍。他深信自己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而为了保持充沛的活力和强大的决断力，他就愈加依赖冰毒——这种药物对大脑神经施加了强大的人为刺激，抑制了人体的警示功能，使得用药者对生理和心理负荷的承受力失去感知，在身体明明需要休息的情况下，却依然无限制地加大负荷。

就像希特勒自身的身体机能一样，纳粹政权本身没有防止其失控的力量，也不承认任何限制，这种权力的自毁性由此成为其致命弱点，也成为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本书所谓“毒品是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或许可以由此理解：就像希特勒自身的身体机能一样，纳粹政权本身没有防止其失控的力量，也不承认任何限制，这种权力的自毁性由此成为其致命弱点，也成为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说：“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本能地做出许多事情，来加速这一灭亡。”本来，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提出的行政效果递减法则是所有政权必须受到的限制，一个政权如果不加限制地滥用权力，势必危及政权本身，然而像纳粹这样的暴政却由于缺乏制衡力量，极有可能在远远超出界限之后仍未察觉——这就像希特勒自己的身体，在不堪重负、滥用药物到正常剂量十几倍之后，还在不断加码。由于无法正常地踩刹车，它只能在无法持续之际迎来灾难性的崩溃，其结果，它的衰亡甚至比它的兴起还要突然。

（维舟，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