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对欧洲软硬兼施，美国为何仍在输掉针对华为的战争？

最近数月以来，美国继续在全球范围打压华为。二月，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展开欧洲之旅，力促中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拒绝华为产品；同时，副总统彭斯（Michael Pence）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传“华为威胁论”。三月，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奈尔（Richard Grenell）进一步 “赤裸裸”地“恐吓”德国：如果德国不把华为排除出5G设备供应商之列，美国将不会继续与德国分享情报。其实，此前新闻已经有报导美国对德国私下施加压力，但这样公开不客气的施压还是第一次。

美国硬桥硬马地使出“降龙十八掌”，摆出“非友即敌”的姿态，威力十足。美国认为德国依赖美国情报，不得不就范。没想到德国顶住压力，声称不会封杀华为。3月26日，欧盟电子单一市场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igital Single Market）副主席安西普（Andrus Ansip）宣布，虽然欧盟正密切关注与华为有关的网络安全问题，会加强监察，但欧盟不会在5G网络上封杀华为，欧盟各国可自行决定。这与德国立场基本一致。

美国当然还会继续尝试打压华为，但德国和欧盟的表态，已基本宣布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失利。无疑，德国和欧盟还可能“变相”地部分满足美国的要求，比如实际采购核心部件时尽量以安全与技术理由，减少采购华为的产品，或者给华为产品加上配额上限等；但基本已经不可能完全把华为排除出欧洲5G市场。难怪有西方媒体评论，美国正在欧洲输掉与华为的战争。

这不禁令人回想2014年美国无法阻止中国拉拢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一幕。那次，美国同样私底下向英国施压，要求英国不要支持亚投行。结果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不为所动，带头宣布加入。英国一反戈，欧洲各国纷纷响应加入亚投行。这样亚投行就在美国反对之下成立了。当初奥巴马用“软功”施压英国不凑效，这次特朗普用硬功也不见得有效，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不得不从美国为何打压华为谈起。美国打压华为主要有五个理由，在欧洲看来都不充分。

独立性与白手套

第一，美国认为，华为不是一个如其自己声称的“独立”私营企业，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控制。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公布财务状况的义务。从2006年开始，华为每年主动公布财务数据。根据2011年的年报，华为是100%的“员工持股企业”。即便华为报告经过国际会计师公司的审计，但无论欧洲和美国对报告都心存怀疑，认为华为的财政结构与内部运作高度不透明。甚至有人怀疑，华为之所以能生产价格较低的产品，不光是因为劳动力低廉和“员工勤奋”，还因为中国政府给了补贴。美国2012年对华为的调查，就主要围绕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是，欧洲虽然对此也都有疑问，但若没有直接威胁欧洲利益（见后四点），欧洲也不会管。

第二，美国认为，华为在很多方面担任了中国的“白手套”，比如对伊朗出口科技禁运品。孟晚舟一案就与此有关。但纵观大势，现在甚至可以认为，孟晚舟所涉及的伊朗禁运问题，在整个美国针对华为的风潮中，反而可能是相对最无关重要的理由。

现在甚至可以认为，孟晚舟所涉及的伊朗禁运问题，在整个美国针对华为的风潮中，反而可能是相对最无关重要的理由。

事实上，欧洲普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意孤行地退出伊朗核协议非常反感。严格说来，孟晚舟和华为违反的是奥巴马时期得到广泛支持的伊朗制裁令，而不是特朗普那个不得人心的制裁令，但媒体和政客喜欢混为一谈。欧洲与伊朗做生意的企业众多，今天特朗普打压华为，明天就可能打压欧洲企业，欧洲难免兔死狐悲。

在孟晚舟事件中，美国还把惩罚从通常的罚款企业，上升到“抓高管”，超出了“游戏规则”，美国如果这样对付欧洲企业，欧洲企业高管难免也备受威胁。孟晚舟事件更涉及管辖权争议，美国利用其“长臂管辖”，只凴邮件或金融交易通过美国，就把不发生在美国的“罪行”管辖过来，以国际法的角度，这种做法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高调打起法律牌，自诩“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总统特朗普却把法治精神抛在一边，公然说如果对贸易协议谈判有好处，就可以放过孟晚舟，来一个“法律问题政治解决”。这种视法治为无物的态度，更为欧洲很多舆论所不齿。

于是不难发觉，大量西方舆论和政客，在孟晚舟事件上普遍同情华为。同情的声音是这样多，以致很难指责他们通通是“被中共收买”说话的。

“偷窃技术”与“拿来主义”

第三，华为涉嫌“大规模盗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笔者曾分析过最近两个美国指控华为“盗窃知识产权”的个案——T-Mobile机器人案和Akhan玻璃案，得出的结论是，华为（或其员工）在这两个案件中都有做错（wrong doing），但单凴这两个案件目前得出的证据，要确认华为“蓄意偷窃美国技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还有所不足。

比如，在T-mobile机器人案上，整个机械手及其基本操作程序是爱立信的产品，T-Mobile下重本研究的是测试手机可靠度的软件（即规定机械手做什么测试项目，如何测试），而华为工程师感兴趣和偷走的却是一个硬件——机械手的指头。这个套上的橡皮“指头”虽然是T-Mobile的，但很难认为涉及多大的技术含量。华为方面辩解，员工这样做是为了搞清楚为何华为手机的触摸屏对“指头”不敏感，这种解释加令人信服。华为（或其员工）的行为当然也是偷窃与不诚实的行为，但显然与偷窃技术以自我壮大不是一回事。

最近，国际专利联合组织公布申请专利数量，华为名列第一，这些专利都不可能凭借“偷窃”而得到。华为2018年财报报表中，投入研发的费用是150亿美元，占销售额的14.1%。因此，虽然不否定华为有“输入西方技术”，但主要途径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直接偷窃，而是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比如购买西方初创公司，这种重要的知识转移就是合法的途径。

虽然不否定华为有“输入西方技术”，但主要途径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直接偷窃，而是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

值得指出的是，同一件事，带上不同的“有色眼镜”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孟晚舟为了说明华为对科学的促进，曾举过一个例子：华为出钱打造了一个供英国科学家自由交换技术意见的视频平台，鼓励科学家使用这个平台方便地进行“头脑风暴”，交流意见。在华为看来，这是它“支持科技进步和合作的好事”（否则也不会这样拿出来宣传）。但从“阴谋论”的角度诠释：华为出钱构建了这个平台，科学家的对话就能被录下，这些思想数据可以被华为视为私有财产，由技术人员加以分析，绕过科学家直接适用“拿来主义”。

正因为在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宣传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互联网精神也打著“自由、共享”的旗号（中国也积极宣传“开放共享是中国互联网的全球使命”）。是故，虽然科技转移在新时代分外容易，也越来越难以和“盗窃”区分，但在长期左翼的“共享精神”的浸润下，欧洲对技术转移的敏感度不如美国。而且，相对美国这个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欧洲被技术转移伤害相对较小，于是也没有美国一样的痛感。

封杀华为并不能让欧洲直接获益

第四，美国认为，华为在电讯网络产业后来居上，将威胁西方的产业市场。

客观而言，美国大部分企业与华为没有构成激烈的直接竞争关系。比如在5G产业，华为在通信基站的竞争对手是两间北欧企业——爱立信和诺基亚。整个美国没有像样的设备商。反而在芯片方面，华为还严重依赖美国的高通等芯片厂商，“搞华为”不受这些厂商的欢迎。美国的电讯商如Verizon和AT&T等，与华为则是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搞华为”令他们的成本上升。在美国与华为构成激烈竞争的，只有网络骨干设备提供商思科（Cisco）。因此，在产业角度看，美国阻击华为颇有点“损人不利己” 的意味，为整个西方世界出头，为欧洲企业作嫁衣。

于是，欧洲国家对美国所为“不领情”令美国费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欧洲并没有像美国（或特朗普）一样变得追求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整个欧洲的氛围还是坚持世贸组织那套市场准入、人人平等的自由市场原则，用保护主义的观点（即让诺基亚和爱立信获利）而封杀华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

欧洲并没有像美国（或特朗普）一样变得追求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整个欧洲的氛围还是坚持世贸组织那套市场准入、人人平等的自由市场原则。

欧洲对中国市场不开放不对等也抱怨良多，但在电信设备市场方面，恰恰是中国颇注意为外国厂商留下空间的领域。从2009年到2016年，爱立信在中国设备市场的份额从22%下降到14%，诺基亚从40%下降到27%。下降的份额都被华为所吸纳。但这种变化不能武断地认为是中国市场保护的产物，因为另一家中国企业中兴（ZTE）的市场份额并没有上升。而华为在中国市场份额的上升，与华为在全世界的扩张相当一致。可以认为，他们都被华为的低价战略击败。

况且，如果欧洲针对华为，中国同样也会针对诺基亚和爱立信。两者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均占全球收入的百分之十几，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权衡利弊之后，欧洲若响应美国封杀华为，不一定对两家公司有利。

权衡利弊之后，欧洲若响应美国封杀华为，不一定对爱立信和诺基亚有利。

更有甚者，5G固然牵涉到设备市场的问题，但同样牵涉到其他构建在5G之上的产业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等）。封杀华为固然有利欧洲公司，但拖慢建设进度，则不利欧洲公司竞争新一轮大蛋糕。在4G网络上欧洲已大量采用华为设备。5G要与4G兼容，使用同公司设备最方便。如果不用华为，不但用爱立信与诺基亚设备更昂贵，要解决兼容性问题也必然需要更多时间。这必然拖慢了欧洲建设5G的进度。相反美国在4G时代用华为设备本来就不多，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后门”是可能的吗？

第五，美国要求欧洲封杀华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5G将会前所未有地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华为设备如果安装后门，则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美国威胁不再交流情报，其理由也是交换情报需要通过这些网络，有可能被华为监听。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首先，在硬件上是否可做到监听；其次，华为会不会这样做。
监听是绝对可以在硬件上加装后门而实现，但加装后门是否能避过外国安全部门的监控，这是一个相当技术性的问题，笔者没有资格回答。此前彭博新闻曾报导一个在服务器的主板上“米粒大小”的装置就能攻击服务器，但报导中的“受害者”全部否认发生被攻击的事。不少专家也认为，这样大小的芯片不可能不被检测专家察觉。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负责人夏兰·马丁（Ciaran Martin）曾表示，他相信华为所构成的任何安全风险都是可控的，不支持全面禁用华为设备。该中心3月28日发表报告认为，华为的软体工程和安全流程存在“潜在缺陷”，政府或独立的骇客可以利用这些缺陷，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实这个报告是去年7月报告的延续，当时中心指，华为的宽频及电讯设备在对国家安全会否构成风险方面，只有“有限度的保证”，称华为的工程有一些缺陷，会“暴露英国电讯网络的新风险”。而这次报告同样指出，这种缺陷是华为本身的代码安全和工程缺陷问题，并非按照国家指示而故意造就的“后门”。而且，英国能发现这些“潜在缺陷”，正好说明外国安全部门有能力监察潜在的问题。

官方背书不可信，但华为亦有其考量因素

即便华为有能力在硬件上加后门，它会不会这样做呢？

引起西方担忧的，是2017年中国《国家情报法》。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第十四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情报法还规定，所有中国公司必须提供加密算法的密钥给相关部门备份，这相当于所有在中国网络传播的内容，对国安国保都是透明的。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尤其是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不清不楚，很令人担忧，即便华为不愿意在设备中加后门，在中国政府命令下也不得不这样做，即便这样做可能对企业造成灾难。

华为常务董事丁耘去信英国国会声称：华为公司“从未使用、也绝不会”使用其设备来协助间谍活动，并称中国外交部已表明，《国家情报法》并非要求任何企业去“安装后门、窃听”，其相关法律条文对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和员工不具有境外法律效力。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发言人张业遂说：“中国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从事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活动”，并指责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拿情报法说事，渲染特定中国企业产品存在所谓安全风险，是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既不公正，也不道德。总理李克强更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否认政府强迫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间谍活动“中国从来不要求本国公司从事间谍活动，这样做不符合中国的法律，也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 “现在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

这样冒险对中国政府来说，同样不值得。因为一旦被发觉，一个难得的“世界级企业”就毁了。

平心而论，这些保证都很难让欧洲信服，欧洲国家不是傻子，大家都明白中国“依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中国舆论各种为华为辩护的声音，除了这些廉价保证，也没有明确论证华为的海外公司到底要不要遵守《中国情报法》。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多次问答中都保证不会加装后门。撇开了“中国法律允许与否”的框架，他提出了较容易说服人的理论：华为安装后门需要冒风险，且不一定能获得很有价值的情报，但一旦被发现，整个华为的信誉就没有了。这对企业来说是灾难，不值得。把这个理论拓宽一下，这样冒险对中国政府来说，同样不值得。因为一旦被发觉，一个难得的“世界级企业”就毁了。

不过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这一判断建立在目前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而欧洲对华为设备最为担心的是，技术跟随者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领先者的手段，而等到自身技术发展到可以发现隐藏后门的程度，损失已然已经造成。近期华为又陆续被指有后门曝出，虽然其性质并不能坐实有显著恶意，但仍然值得继续关注。

美国输掉战争，与特朗普关系极大

中国其他的“洗地”方法对欧洲而言也很有效：第一，“美国公司也这样做”，意思是Google、苹果、微软等也照样配合美国情报部门；第二，打斯诺登牌，论证美国对世界的监听乃“自古以来”，而且威胁比中国严重得多。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被监听；第三，美国之所以这么打压华为，是因为美国害怕欧洲用华为设备，就无法安装后门监听欧洲了。

平心而论，这些说法都似是而非。很多美国公司如Google、苹果等都没有主动配合美国情报部门，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解锁一部iphone手机，与苹果对簿公堂，最终还是靠第三方公司解锁。斯诺登披露的“棱镜计划”，是美国情报机关自行开发的技术，监听外国政要是传统的间谍行为（德国同样也监听美国）。与美国指华为安放后门迎合中国情报机关不是一回事。至于第三点更是毫无根据，爱立信与诺基亚都没有被指安装后门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

但正是因为出于对美国监听西方盟国的厌恶，欧洲对美国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双重标准。而且正如华为所说，目前没有发现一宗中国情报机关利用华为监听的例子，美国的说法有点理不直气不壮。

正是因为出于对美国监听西方盟国的厌恶，欧洲对美国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双重标准。

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要与中国签订“互不窃取情报”协议，认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默克尔在2012年的斯诺登事件中也是这样与美国解决的。在很多人看来，德国与这样“不可信任的中国”签订和美国类似的条约，是很“弱智”的行为：美国毕竟是“盟友”，怎么能与中国同日而语？

其实，欧洲之所以不听从美国，美国之所以正在输掉与华为的战争，与总统特朗普关系极大。

美国在特朗普治下与欧洲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从毫无理由地发动贸易战，到对盟国领导人肆意侮辱，到一意孤行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到取消欧盟的“盟国地位”、到威胁退出北约，到要求盟国承担美军驻军1.5倍费用的开支。美国不断挥霍与欧洲建立的传统友谊，背弃了共同价值观，不再是欧洲信任的朋友。而且美国对欧洲没有起码的尊重，例如以“太上皇”的姿态命令德国行事，就惹起了欧洲诸国的反感。

而且就在华为的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表态，也增加了欧洲的疑虑。比如他说可以为贸易协议“放过孟晚舟”，在美国全力打压华为的时候，又突然说可能允许华为在美国“公平竞争”，传说中的封杀华为行政命令迟迟没有出现。万一欧洲封杀了华为，美国又突然“放生”华为，欧洲岂非枉作小人？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