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学中文，还有哪些地方用广东话学？全世界将来（学习）中文的发展，以普通话为主，香港是一个700万人的社会，我们用广东话学中文，长远，我指很长远，会否（造成）有一个分别，令我们失去优势？这个要专家研究。”
10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这番话，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不少香港市民感到恼怒，包括笔者在内。如果说，人们愤怒是因为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有共同的语言——广东话，而教育局官员触动到的，是大家对广东话的概念、信念与情感。
将用广东话学习中文（粤教中）变成一个“不具优势问题”，当中蕴含了两个子问题：
1、我们将来会否在各方面输给别人，尤其是中国大陆城市（他们的市民用普通话学中文）？
2、用广东话学中文的香港及香港人是少数群体，将来会怎样？
第一个问题是一种几乎全世界政府（尤其是东亚地区）都不断灌输给人民的竞争焦虑，香港尤甚，长期以来人们经常担心自己被超越，社会上下活在一种通俗版的新自由主义魔咒之中，而杨局长“创新”之处在于提出第二个问题，他用“广东话”及“用广东话学中文”的“长远将来”扣连起这种焦虑。这一言论无疑再次和应及激发起香港原来已经相当炽热的本土共同体情感，而这种情感的来源正是一种语言危机感，香港2015年上映的电影《十年》已经深刻地揭示过这种香港与香港市民的担忧。
人类学家曾提出“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指出人们环绕著不同语言（尤其是视为自己的语言）有著特定的概念、信念、论述与情感，它成为我们应对自我、别人及社会的中介，而且它一直在变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甚至会发生冲突。例如香港学者吕大乐、吴俊雄等认为，是自70年代中开始，“广东话”开始模糊地成为香港社群文化的标记，但那个年代我们当然不需要“捍卫”广东话，也不觉得要捍卫渐渐消失的其他地方语言（例如潮州话、上海话等），也不太关心非华语的少数语言。
直至近十年，广东话虽依然是大部份香港人的日常用语，却变成要捍卫及传承的文化器物或遗产。全世界操广东话的人（严格来说，应是广府话）众多，但香港人似乎是最感到广东话是“我们的”，其次就是广州的操粤语群体，所以才有2010年的撑粤语运动。而造成前后变化的不是广东话这种语言，变的是使用语言的人及身处的制度，而这背后，无论是香港政府或是中国大陆政府，都责任深重。
本来普教中好，还是粤教中好，还是其他语言教中文好（上千年旧中国的蒙学就是以地方语言教授的），学术讨论一下无伤大雅。特区政府觉得已回归了，加强点普通话教学，甚至给点奖励及鼓励予中小学普教中，大部份人也勉强接受，或浑然不觉。但是，香港政府多番明示暗示，将来要“全面普教中”，让广东话与中文教学脱勾，还祭出各种奇怪理由，发明一套违背社会常理兼错漏百出的官府语言意识形态，社会自然轰动。
造成前后变化的不是广东话这种语言，变的是使用语言的人及身处的制度，而这背后，无论是香港政府或是中国大陆政府，都责任深重。
当然，所谓“常理”，也是香港人的语言意识形态，而当中的核心，就是直至今天，许多香港人提起“中文”二字，想到的口语仍然是广东话。我女儿五岁，上了几年幼稚园，她便把“讲广东话”等同“讲中文”，“讲普通话”与“讲英文”一样，都不是“中文”；反而是我提醒她，不论是讲普通话，还是她那位来了香港快半个世纪仍然讲潮州话的外婆，也是在“讲中文”。
杨局长被港人强烈批评后，辩说他的意思只是提问，结论要问专家。但若官员真的问及过前线教导小孩的老师及校长，相信不会有这样的见解。我太太与我最近为了女儿升小学，到处参观及了解学校，我们惊觉，不少属传统建制阵营的办学团体，甚至有一些所谓“左校”，在政府过去五年共花了一千四百万额外资助“普教中”的情况下，这些学校仍然坚持用广东话教中文（反而有不少教会学校很早便转了），不少校长还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家长他们的粤教中理念。很明显，即使有些人阴谋论地认为普教中是北京的政治任务，但建制阵营也没有共识，用何种语言教中文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教好与学好中文涉及的因素也很多，不只是用何种语言的问题。
官员应该明白，无视本土实际情况和情感而疯狂推普，总是能激发地方群体对自身语言与文化身份的焦虑及危机感。其危害不只在于长远可能会消灭普通话以外的语言，而且会令语言的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一种恶性斗争：当一方是趾高气扬的务实主义，不谈价值理念，大谈只有普通话才是中文，才有前途与优势，另一方便会感到被压迫，容易陷于恐惧与仇恨，追求最纯粹单一的语言规范，用语言来定义政治及族群界线，以彰显自己最本真的本土文化身份，依托一种心理防卫的安全感，甚至忘记及排斥身处的地方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例如，八年前，广州撑粤语运动打出“广东人讲广东话，唔识听就返乡下”，前一句十分正当，但后一句令不少母语不是广东话的人被排除在外，甚至令较倾向自由包容的人也对此感到反感。在香港，我经常看到有反对派年青人在街头派传单或宣传，只要听到别人的广东话有所谓“口音”（一种没有腔调的语言，只是一种想像与信念的产物），或操普通话，就一概视作“强国人”，不予理睬；更搞笑的是，有一次他们在北角，听到许多口音浓重的广东话，浑身不自在。他们大概不知道，这区是由1940年代至今都是闽南移民聚居的地方（大陆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它还是大量江浙籍人士聚居的“小上海”）。
无视本土实际情况和情感而疯狂推普，总是能激发地方群体对自身语言与文化身份的焦虑及危机感。其危害不只在于长远可能会消灭普通话以外的语言，而且会令语言的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一种恶性斗争。
一个地方一种语言，是一种本土主义与国族主义共享的语言意识形态，又在“一国”，又是“两制”之一的香港，自然深陷其中的矛盾。我称之为意识形态，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中立而科学的语言观及态度，而是我们要时刻反省及深究我们对自身或他者语言的预设及情感，并转化出新的可能。
向来关心教育议题的导演张坚庭批评杨润雄时，谈到广东话与文化传承，以及与家庭、朋友及社群的沟通与理解，实在令人感动。我自己虽然不同意官方推普，也认为某些本土主义语言观过了火，但这场混战也的确挑动了我对广东话的思绪及情感；有了孩子，我更多想了传承问题。与许多想小孩学第三或第四种语言的香港家长不同，我与太太刻意跟女儿用粤语念唐诗，送女儿去学粤剧，为女儿选一间粤教中的平民化小学。同时，我们也想办法让女儿多了解（即使谈不上学习）不同种类的“中文”（以及其他非华语）。例如，有机会我也想女儿多听一下她外婆的潮州话；想要她了解，普通话不需要是甚么“优势”，也不需要是国家正统语言或学会一口北京腔，却可以是华文世界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让我们接触中国、台湾以至海外的华文使用者；她需要知道，她有的同学家中可能是讲普通话、苏州话、宁波话、闽南话及潮州话等等。单是华语，香港就已经很多元，更不要说再加上非华语了。
著名的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不同意许多否定民族主义的左翼学者，他认为，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历史中，由本土语所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想像并不是种族主义的来源，它跟仇恨及歧视无关，它涉及的是友爱与团结。我没有资格参与这场辩论，但我会视安德森的观点为有历史根据的美好愿景，而母语是广东话的我，也对自己的语言有这样的愿景。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举个别的国家的例子。
德国，绝大多数州说高地德语也就是德语普通话Hochdeutsch 。但是在拜仁州，他们说方言，我问过其他德国人，他们说听不懂或者很难听懂，但是书写下来是一样的。但是拜仁的朋友们和其他州人或者外国人是说Hochdeutsch的，学校里教的也是Hochdeutsch。语言成为德国人民族认同的障碍了么？没有。谁也不是恶意的去消灭什么。语言本来就是为了交流的。
我個人認為學多不同語言會比較好，見識會更多，強行普中教只會引起分裂，老實說，如果你聽不懂對話的說話（不論那國語言），其實希望去了解新語言，而不是高姿勢強迫別人配合你比較好吧。（當然對方也不應該因爲別人不懂就取笑人）
其实还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普通话是有作为国家通用语来帮助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交流的。港府本身的政策基础是在与内陆交流日益密切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有关于中国人这样的文化认同，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一个香港人说英语而不说通用语。
語言從來都是政治
粤语不等于广东话
教育局曾委託教大在普教中學校進行的研究，研究結果是不論廣東話還是普通話均能幫助學生學習中文 (包括閱讀、中華文化欣賞、聆聽、寫作等等)，沒有優劣之分。可能楊局長只是單方面看到中文只有”講”出來的一面，所以會如此關注用甚麼教學語言，沒有經過任何細心的研究就下了定論。
香港人對廣東話有許多情意結，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家庭、朋友、社區所有人都講相同的語言，當然會對廣東話附加上感情和歸屬感。我認為香港人學習”講”普通話還是有功能性的必要，但是要透過抹殺廣東話來達到這個目標只會惹來大眾的反感，其實很多小學和中學早已在中文科以外增設普通話課，而且透過其他渠道學習反而更有效(我當時班上所有人都有看台劇和普通話綜藝)
香港教育局局長，你在說你全家都有「問題」嗎？
我覺得無論是從語言的文化價值，還是它的實用價值來談粵普之爭都無效。樓上之所以比較沒有包袱地接受了放棄祖宗和故鄉，莫不是因為那是你自己選的，主導權在你？與外在的強壓和逼迫本就不是同一回事。這事情在政治上的意義，怕不能用實用主義的觀點來加以中和。
不错的文章，能激发有益的思考。我来自湖北，在香港求学工作、成家立业，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很感恩香港包容的社会。来香港不久就能听懂广东话，但很少说。工作之后，跟香港同事交流，慢慢地说得比较流利了，基本交流完全没问题。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零散的思考。
1. 语言归根结底还是实用性第一。我有个在伦敦的同事，是突尼斯人，太太也是阿拉伯人，可以说跟中国毫无关系。他的女儿四岁开始学中文，他说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在哪怕十年前估计都很难想象。
2. 外地人学习本地语言，主要还是为了实用性。我让我的孩子学广东话，也是为了让他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广东话并非他的母语 – 他母亲的广东话也不太利索。
3. 宁卖祖宗田，勿忘祖宗言。这只适用于流动性较低或语言一致性较高的社会。举个知乎的例子，夫妻分别来自四川和山西，孩子出生在广东。孩子长大在上海求学成家，娶了福建的老婆，孙子生在上海。那孙子的祖宗言又是什么呢？现在的中国，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4. 广东话在香港，英语在美国的地位，也是慢慢确立的。实用性的考虑使得人们不得不慢慢放弃一部分祖宗的语言，把所在地的语言当作后代的母语。自己的他乡慢慢变成子孙的故乡。
5. 在香港的上海人后代慢慢放弃上海话，上海人家庭普通话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的华人放弃中文之说英语。范围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说句题外话，以前移民的华人不让孩子说中文，现在我在美国的同学让孩子从小就学中文。中文地位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6. 我丝毫不认为粤语比普通话或是我的家乡话更得中文古韵。据我所知，没有大规模的研究数据支持这个结论。说到底都是古汉语在不同时期的分支而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所在地影响。汉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高低起伏，分支的晚近并没有高下之分。
7. 同样的道理，繁体字也并不比简体字更高级。繁体字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更是没什么关系。当你知道得越多，就越不会被以偏概全的简单结论所左右。
8. 地域歧视，语言优越感说白了就是对自己不自信。对自己足够自信，就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中的一员而去歧视其他人。
好像台湾的同龄人普遍觉得台语、客家话很土，国语要洋气点。可对于其他方言强势或者蓝清官话通行的地带来讲，字正腔圆的滦平音或者北平读书音，反倒会是被嘲笑鄙夷的对象。
這篇文章也讓我想起一些有趣的經歷：
在台灣就讀大學的時候，有時候會在台灣本地同學面前，和身邊的香港朋友用廣東話作溝通（我是澳門學生）。這時台灣同學就會有一些不滿，不停地對我們說要求我們說「中文」，不然他們會聽不懂。不論我們在四年的大學生涯中，會在這種情況下提到，其實對我們來說，「廣東話」就是我們從小到大學的「中文」，他們也似懂非懂，認為「台灣國語」（除了腔調外應等同於普通話，吧？）才是「中文」。
生在澳門的我，身邊也有各種方言充斥在生活中，從小也覺得中文中包含很多種地方言語的發展。所以一開始第一次遇上以上的情況時，其實有些許生氣的，就好像否決了我從小到大的認知，我學的竟不是地道的「中文」。
這篇文章讓我有意無意地想起這番記憶，也想與大家分享一下。
覺得語言與意識形態無關就有點過於天真了
好文。
真的建议香港教育局审视一下推行“普教中”的方法是否出现问题，虽然本意未必是想消磨广东话，却令很多香港本地的感受“文化入侵”,排斥普通话以及受牵连的“简体字”.在香港读书的经历让我会讲流利粤语，可以在言语上装一个香港本地人。但是在学后期发生一系列社会争议，先是引起了某些同学对普通话的反感 ，对自己会操流利粤语趾高气扬，甚至视普通话为“强 国”的象征，已经把语言当作了意识形态的抗争。最后我也只好坚持大部分场合只说普通话，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
当然香港本地会说普通话的人还是蛮多，而且大部分也没有表现鄙视普通话的姿态。只是像文章所提及的“ 用语言来定义政治及族群的界线，以彰显自己最本真的本土文化身份，依托一种心理防卫的安全感，甚至忘记及排斥身处的地方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就会出现为我独尊 ，“普通话才是中文”的句子也会在香港变成“粤语才是中文”的现象，在香港的主流粤语群体，使用普通话的群体的“大”又变成了“小”，也会感到压迫，恐惧，甚至仇恨，往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不只有要去抗争的那一方，还有被视作抗争对象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