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民公敌》下架:百余年前的戏剧经典,触碰了何种当代红线?

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一个与人民大会堂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们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社会的不满。
德国柏林邵宾纳(Berliner Schaubühne)剧团在北京大剧院表演的剧目是易卜生于1882年发表的剧作《人民公敌》,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882年调换到了现代,同时导演把第四幕改编成了一个观众互动环节。图为《人民公敌》於伦敦演出的剧照。
大陆

历史学家穆红是一个戏剧迷,她研究五四运动、熟识《新青年》杂志,这本杂志曾在1918年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对国民革命年代的中国青年人影响深远。也因此,她对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戏剧相当熟悉。

2018年9月6日这天,她听闻中国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立刻就买了票前去观看。穆红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看的这齣戏竟成了“未删减绝版”。

9月6日,德国柏林邵宾纳(Berliner Schaubühne)剧团来到北京巡演,表演的剧目是易卜生于1882年发表的剧作《人民公敌》。邵宾纳剧团此次表演,对原著作出了较大改动,他们将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882年调换到了现代。

与此同时,导演把《人民公敌》第四幕,改编成了一个与现场观众的互动环节——而正是这个颇为新颖的互动环节,导致了《人民公敌》被下架的命运。

《人民公敌》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穆红坐在观众席上等待第四幕的来临。

互动一开始,她就听见翻译对现场观众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言论自由”。话毕,全场观众哄堂大笑。紧接着,翻译又问,“大家对医生有没有好感呀?”——在该剧原版中,正是这位发现了温泉浴场环境问题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了被剧中公众出于自身利益、而反对批判的“人民公敌”。但弔诡的是,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现场绝大部分观众都举手表示“对医生有好感”,“人民公敌”意外地被观众“爱戴”起来,气氛异常热烈。

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一个与全国人民大会堂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们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当下中国的不满。“我当时惊讶得快要从椅子上掉下来了!”

面对观众对医生的好感,翻译又问“为什么?”,于是接下来的一切变得不再可控——

观众纷纷举手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讲真话”,“因为我们的政府一样不负责任”,“因为中国的媒体也不讲真话”,“我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翻译接着问道,“我们需不需要言论自由?”穆红记得,台下所有观众,仅有一位回答说“我们需要言论自由,但不能妨碍国家”,而其余观众一边倒地高呼,“我们希望有言论自由!”

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人民公敌》宣传照。
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人民公敌》宣传照。

对于当晚的互动,穆红更多的是惊讶。在她日常获得的信息里,中国的言论自由正在急剧收紧,审查也日趋严格。简略回忆起来,就有余英时等人的书籍被列为禁书,甚至连《圣经》也在网购平台上遭遇下架。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一个与全国人民大会堂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们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当下中国的不满。“我当时惊讶得快要从椅子上掉下来了!”穆红告诉端传媒。

从剧场出来,她开始担心戏剧接下来的演出可能会受到影响。果然,她的担心得到了应验。

首演结束后的当晚,国家大剧院领导立即与邵宾纳的执行导演托比亚斯·费特(Tobias Veit)召开商讨会议,要求剧团方面能删除互动环节。而事实上,现代版《人民公敌》改编的亮点正是观众互动环节,许多年来,该剧团都是这样在世界各地巡演——剧团方面不愿在中国开此“被审查”的先河,双方僵持不下。在经历了漫长的讨论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剧团删节掉与观众互动的环节,剧院立即停止售票,但剧团可以告知观众情况。

“只有在这种虚拟的场景中我们才有那么一次投票的机会……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剧场里,在一个虚拟的场景中,我们也不允许哪怕是以最虚无的方式,说出‘言论自由’四个字。”

首演风波之后,网友林木木和穆红一样,也预感到这极有可能是该版《人民公敌》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他立即前去网站购票,希望能看到最后的演出。而彼时,国家大剧院售票渠道已经关闭,所幸他在其他网站淘到了余票。

于是,在他观看《人民公敌》的当晚,戏剧中的互动环节已被删减。但在剧中斯多克芒医生演讲完后,一名演员朝向观众表演,“谁赞同这位疯狂的极端分子的话?”台下观众还是几乎全部举起了手。

但之后的提问环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演员的一段陈述,大意为“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观众和角色对谈的环节,但是现在没了,我也不知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演员说完后,全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林木木回想起来,整件事真是一场莫大的讽刺,事后他在其博客中写道,“只有在这种虚拟的场景中我们才有那么一次投票的机会……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剧场里,在一个虚拟的场景中,我们也不允许哪怕是以最虚无的方式,说出‘言论自由’四个字。”

观看了最后演出的林木木终究是幸运的。不久之后,即使是删节版本的《人民公敌》也未能逃过下架的命运。原定于9月13日、14日于江苏大剧院上演的《人民公敌》剧目遭遇下架,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舞台技术原因”。但这个理由似乎不能说服剧团和观众。

费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使没有舞台设备,临时做一些调整也可以演出。”但江苏剧院官方还是拒绝了剧团的演出。而观众,则更加不相信这套说辞,当被问到是否相信“技术问题”时,穆红说:“‘技术问题’当然不相信。”林木木则冷笑道:“呵呵,得有多相信国家相信党,才会相信这个‘技术原因’啊!”。不久前,导演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在山西点映同样说是“技术问题”而被取消,在林木木看来,“技术问题”已经是当下审查的最标准托词。

如一个隐喻般,南京市在取消《人民公敌》演出后,9月10日,该市又召开发布会,称计划于10月4-5日,上演中国文革期间的著名样板戏《红灯记》。虽然两处剧目并非在同一个剧院上演,但两件事一前一后,接踵而至,一个因政治问题遭遇禁演,一个因“政治正确”而备受推崇,也迅速引起中国网友的不满。一位愤怒的网友评价道,“真不配拥有一点儿好东西。”

百余年前,易卜生在创作《人民公敌》时不可能知道,这一部剧作会与136年后的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互文与对照。林木木告诉端传媒,剧中的“几乎每一个情节,我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当下。”而尤其是在遭到下架之后,这种奇异的互文,变得更加贴切。

2016年5月1日,英国Chichester Fesival剧院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舞台剧。
2016年5月1日,英国Chichester Fesival剧院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舞台剧。

“那一幕成为了出口”

1881年,易卜生发表了剧本《群鬼》,在当时,这本著作触及到了很多社会禁忌,诸如梅毒和乱伦等问题,遭到了当时公众的猛烈抨击。谩骂和诅咒充斥着报刊,以至于萧伯纳曾幽默地总结说,如果把这些对易卜生的谩骂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一部《诅咒语言大全》。不少学者认为,正是因此,易卜生才在一年以后写成了《人民公敌》,他将斯多克芒医生作为自己的替身,还击那些辱骂诅咒的舆论。

《人民公敌》这部剧目,大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一个小镇浴场的医官,他和他的哥哥皮特——也是当地市长,共同发展一个温泉浴场,浴场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在调查中,他发现温泉的水遭到污染,来浴场休养的旅客反而会感染传染病。于是斯多克芒把相关情况报告给他的哥哥,希望作为市长的他能处理污染问题。但市长因为处理污染要花费大笔资金,以及可能会影响小镇未来的声誉,因此对斯多克芒的请求置之不理,而当地媒体为了自身利益,也帮著隐瞒消息。

在剧本的第四幕,投诉无门的斯多克芒只得举办公民大会,意图直接将真相告知市民,而讽刺的是,市民因为指望着浴场给其带来财富,拒绝了斯多克芒的说法,并斥之为疯子——以及“人民公敌”。到此时为止,无望的斯多克芒说出了最为著名的一句话,“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几乎每一个情节,我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当下。尤其是市长污名化医生,然后医生被人扔水弹的一幕。这简直就是现在中国,每一个敢于说出真相的人的下场。”

此次邵宾纳剧团改变原著,最大的争议正是来自于第四幕,他们将第四幕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与剧中市民的互动,改成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意图将观众们的反应融入戏剧。

戏剧原著本身的解读就是多元的,在加入了观众互动环节之后,解读就更加多元。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教授何一梵向端传媒介绍,在讨论这部剧作时,学界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斯多克芒医生是易卜生的代言人,认为剧作是写实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的三位一体的表达;另一派则认为,此部剧作的立意与19世纪末、20世纪的哲学思潮有关。亦即是说,戏剧作为艺术,并非是政治性的,而是多元复杂的。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上,至今还留存了对邵宾纳版《人民公敌》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玛雅(Ostermeier)的采访。他说,此次剧目呈现了一个利益至上的经济世界,反思了金钱当道的社会现实与自我存在价值之间的关系。他追问道,“如果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剩下哪些真相?”

“戏剧不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但是它会反映现实。台下的观众很可能将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他们认同但没法表达出来的想法,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何一梵说。在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剧团成员们也留意到,不同国家所反映出的不同的戏剧文化,比如:雅典的观众没有任何讨论政治的欲望,土耳其没有观众参与的传统……

但何一梵没有想到,这些对戏剧本应拥有的多元解读,在中国语境中,竟然被压扁成了单一的呼吁言论自由和反对政府的问题。

“中国人太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政治意见的空间,也太需要一个可以支持正义的机会了。在现实中,这些声音都是被淹没、被和谐、被删除、被消灭的……医生那种为了捍卫心中的正义,而不惜与全人类为敌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与冲动。”

当演员面向观众席,问出“谁赞同这位疯狂的极端分子的话?”的台词时,林木木在当天也举手了。他告诉端传媒记者,“几乎每一个情节,我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当下。尤其是市长污名化医生,然后医生被人扔水弹的一幕。这简直就是现在中国,每一个敢于说出真相的人的下场。”

近几年来,中国一系列记者、律师和企业家锒铛入狱,有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被逼在央视认罪。这些被官方操纵的“真相”,公众未必买单,只是他们没有任何出口,将愤怒与不满表达出来。终于,在《人民公敌》上演这天,观众们抓到了这个发泄与表达的机会。

林木木说,“中国人太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政治意见的空间,也太需要一个可以支持正义的机会了。在现实中,这些声音都是被淹没、被和谐、被删除、被消灭的。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这种无力感是支持医生的动力,与其说观众是支持他,不如说是想通过支持他,来表达对当权者的愤怒。所以医生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观众究竟有没有懂其实并不重要。医生那种为了捍卫心中的正义,而不惜与全人类为敌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与冲动。”

游富凯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博士后,他曾在北京生活多年,对中国戏剧在近年来的变化多有研究,曾做过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相关讲座。游富凯告诉端传媒记者,“观众们的行为很可能与长期压抑与没有表达渠道相关”。

“压抑不会消失,而是不断积累,只要得到一个出口跟管道,被压抑的情绪就会被释放出来。”当戏剧开始后,剧场大灯熄灭,黑暗中观众开始凝神观看舞台营造的世界,“会营造出一种安全的气氛,这可能会给观众造成一种‘玩’的心态,而那一幕,恰巧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出口。”

历史学家穆红对此次事件也颇为感慨,她对端传媒说:“那天给我的反应是,社会和国家是两个东西,社会那么(需要)自由,当时是在国家大剧院里面呀!要我说,民智已开。”

易卜生生于挪威,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在不少评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对中国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国人的身份夺走了“中国戏剧之父”的名号。
易卜生生于挪威,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在不少评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对中国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国人的身份夺走了“中国戏剧之父”的名号。

不断出“政治问题”的“易卜生主义”

中国人与剧作家易卜生渊源甚久。

在不少研究评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国人的身份夺走了“中国戏剧之父”的名号。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曾撰写过两篇论文,称扬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精神。只是文章最初发表在日本,对其时国人影响甚微。

易卜生真正产生影响之时是在1918年,胡适等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易卜生专号》。其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文化阵营的“易卜生观”。

他写道,“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时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帮,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要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娼女盗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旨在他肯说老实话,旨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易卜生译介后不久,人们“观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这甚至推动了“问题小说”、“问题戏剧”(The Problem Play)的兴盛。这种力量自然也触动到了当局的神经,自易卜生剧目引进中国以来,禁演、临时取消等事件就接连不断。

在胡适看来,易卜生的可贵之处有三,“一是实行写实主义;二是强调个性独立;三是主张充分发挥个性。”《易卜生专号》发刊之后,胡适等人也大力将易卜生的剧目推广到中国,形成了五四时期蔚为可观的“易卜生热”现象。

游富凯认为,胡适之所以选择推出易卜生的剧目,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密切关联。告别有清一代,民国草创,战乱频仍,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有深刻的保守传统,现代改革难以推行。胡适亦曾希望,找几位女性排演他当时撰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结果由于剧中的角色田女士自由选择爱人,诸演员竟然无人敢扮演。面对此种社会状况,胡适等人希望用易卜生的剧作,去打破桎梏。

果然,易卜生译介后不久,人们“观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这甚至推动了“问题小说”、“问题戏剧”(The Problem Play)的兴盛,诸如欧阳予倩的《泼妇》、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剧作、问题小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以及心理问题,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股强大力量。

这种力量自然也触动到了当局的神经,自易卜生剧目引进中国以来,禁演、临时取消等事件就接连不断。1924年12月,北京念六剧学社再次演出了《娜拉》,并采取了当局禁止的男女合演形式,在演出过程中,警察突然出现干涉,要求终止演出;1927年12月,《人民公敌》准备在南开中学的校庆纪念日演出,但在演出即将到来时,剧名引起了当局警惕,天津军阀褚玉璞勒令南开中学取消该剧的演出。

而到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文艺界认为“艺术必须直接服从于政治”,而已经成为“新中国敌人”的胡适,他提出的“易卜生主义”被指宣扬个人主义,是“极左”思潮,一时间成了社会的“万恶之源”。在这之后,中国人对易卜生避之不及,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后。

事实上,在毛泽东的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易卜生剧作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到冷落,而在2014年10月15日,中国也再次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发生在中国的“易卜生往事”,皆已过去近100年,但易卜生剧目遭遇禁言的戏码又再度上演了。

“听到邵宾纳剧团的事,我觉得既难过又讽刺,难过在于仅仅是举手表达自己看法这样一种形式,都没有办法接受。讽刺在于,好像这个社会没有在进步”,游富凯说。

2012年7月17日,法国第66届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演的《人民公敌》的剧照。
2012年7月17日,法国第66届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演的《人民公敌》的剧照。

剧场松动了观众的灵魂,一个人有改变的可能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在易卜生之前,戏剧更像是单纯的娱乐消遣的行业,并没有被附带过多严肃的现实社会意义。但在易卜生出现之后,一种新的编剧方式被开创出来,他挑战传统旧式观念,为底层人民发声,这让知识分子看到,通过剧本其实可以探索很多美学、社会学和具备深刻现实意义的议题。

挪威人易卜生创作的时代,正是处于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欧洲社会价值整体保守,这种保守的世界观不只影响欧洲,又随著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易卜生的很多剧本,被认为触碰到维多利亚式社会价值观的禁忌,因此他在欧洲引起了很重要的回响。

“硬邦邦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价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戏剧的‘病毒’的感染,被松开了之后,一个人就有发生改变的可能。而透过这种改变,很奇怪,社会反而会进步。”

易卜生写实主义的编剧方式以及哲学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其后诸多剧作家、小说家、社会改革者乃至心理学家。在他之后,瑞典剧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等人也登堂入室,在世界范围内拉开了现代戏剧的帷幕。

易卜生所造成的影响力,不止于现实主义作家。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其青年时期也曾专程学习挪威文,只为能阅读易卜生的原著。担任过乔伊斯秘书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剧《等待果陀(戈多)》(En attendant Godot),尽管远离现实主义题材,但却在开放式、不提供答案的剧作结构上,延续了易卜生所开创的道路。

“现代文学、现代戏剧有很多重要的作家,他们创造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如果要追溯他们的原点,都会追到易卜生身上”,何一梵告诉端传媒记者。他感到悲哀的是,“看到邵宾纳的《人民公敌》,很好的剧本,很好的剧团,这个文化交流是应该要继续推动下去的。这对北京的观众,对德国的剧团,都有好处,我真的希望这次事件,不要影响到之后的文化交流。”

对长期致力於戏剧教育的何一梵而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它可以让人们看到世界一流作品的样子,能够便于剧团和学者都“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发展戏剧;而更多的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他们能够通过观看世界一流作品,来满足审美,提升心灵,“这样的机会在台湾来说很少,而大陆有财力支撑这样的活动”。

“拿台湾来说,台湾的现代戏剧是一个传统底蕴很窄的地方,又有很大的商业压力,做剧场的都很容易饿死。先天的剧场文化底蕴薄弱,后天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越来越要跟商业妥协,很难有很好水准的作品,但是国外英国、法国、瑞典,他们有很好的文化和戏剧底蕴,他们也有国家剧院赞助,可以让当代一流导演、编剧、演员合作,可以完成很好的作品。能够邀请到这样一流的剧作来,我真的替北京的观众感到福气”,何一梵告诉端传媒记者。

但邵宾纳版《人民公敌》遭到禁演后,人们对整个中国的戏剧文化都开始担心起来。林木木认为,戏剧本来一直是小圈子的事情,审查比较松,此次事件之后,说不定会影响其他外国戏剧在中国大陆的上演。

何一梵则希望能给创作人多一点自由,因为“剧场从来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剧场很容易用气氛感染观众,也可以被拿来跟社会对话,甚至是一种挑衅”。

“戏剧会松动观众的灵魂,剧场里面,我们灵魂的武装是卸下的,所以一部戏剧就像在我们的心里面埋下一个‘病毒’,它会瘫痪掉我们原来固执的想法,价值,意识形态,就像得了感冒的人会瘫痪掉一样。硬邦邦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价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戏剧的‘病毒’的感染,被松开了之后,一个人就有发生改变的可能。那些平时我们在辩论里面,最难被说服、最难被松动的部分。你用辩论很难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你送他去看一出好戏,他可能会被改变。”

“而透过这种改变,很奇怪,社会反而会进步”,在采访最后,何一梵告诉端传媒。

(应受访者要求,穆红、林木木为化名)

(李由,记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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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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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 这件事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小众文化生活也遭到了审查的毒手。剧场已经不是第一次遭殃,而艺术展可能是仅存的最叛逆的地方,怕是不久的将来艺术展也要从中国大陆绝迹了。
    有何担心的呢?在成功的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下,民众对艺术的感知越来越迟钝了,不是吗。

  2. 這裡的觀眾不能代表廣大的中國人民,因為絕大多數仍是蒙昧閉塞的。新一代如零零后,很多根本沒有聽說過google, youtube等,獲取信息的途徑只是baidu,抖音。愚民和封閉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3. 「民智已開」樂觀了,在中國,願意花錢去劇院觀看演出的人,本來就是有獨立思考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敢於表達意見,但這群人實在是太少!
    在北京前幾年也有戲劇第一場後被責令修改劇本的。這次之所以引起這麼大風波,歸因於南京取消了演出。
    現實也表明,在同一個人的統治下,從2012年到現在,自由越來越少了。

  4. 一個自稱為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的政黨,卻無比害怕歷史和人民。

  5. 我说点题外话,贝克特原来当过乔伊斯的秘书!

  6. 中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确实管控的过分。但我也不愿听到过多的所谓民主万能充斥于所有渠道。目力所及,所谓民主被选举大量侵占,只要我投票了,我就兴奋的民主了?政客无赖,还可以下次选举换下,那政党无赖呢?好像是不能把政党换下的选择吧。与中共又有何区别,除了一个象征式选举,一个全民选举以外,于民有何不同。可能对于有些心怀理想,有权好办事的人是有所不同的吧。

  7. 惊风变,叹云走
    百年激变,今日却从头

  8. 确实,如果中国有一半公民都有这群观众的素质,恐怕早民主了

  9. 国家大剧院里的观众和普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天上地下两类人。

  10. 導數第二段「一出好戲」应为「一齣好戲」。

  11. 「警察突然出現幹涉,要求終止演出」應該是干涉才對,簡轉繁的時候還說得再看看XD

  12. 这篇未免写得太粗糙了,新闻早晚报里一条的信息量硬生生撑成一篇长文章,也没补充什么新资料或者视角。btw,前几天因为观众现场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片段被广传,《悲惨世界》未来可能也无法在中国公演了

  13. 端小編:是「游」富凱唷~

    1. 謝謝提醒!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