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民公敌》下架：百余年前的戏剧经典，触碰了何种当代红线？

历史学家穆红是一个戏剧迷，她研究五四运动、熟识《新青年》杂志，这本杂志曾在1918年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对国民革命年代的中国青年人影响深远。也因此，她对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戏剧相当熟悉。

2018年9月6日这天，她听闻中国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立刻就买了票前去观看。穆红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看的这齣戏竟成了“未删减绝版”。

9月6日，德国柏林邵宾纳（Berliner Schaubühne）剧团来到北京巡演，表演的剧目是易卜生于1882年发表的剧作《人民公敌》。邵宾纳剧团此次表演，对原著作出了较大改动，他们将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882年调换到了现代。

与此同时，导演把《人民公敌》第四幕，改编成了一个与现场观众的互动环节——而正是这个颇为新颖的互动环节，导致了《人民公敌》被下架的命运。

《人民公敌》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穆红坐在观众席上等待第四幕的来临。

互动一开始，她就听见翻译对现场观众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言论自由”。话毕，全场观众哄堂大笑。紧接着，翻译又问，“大家对医生有没有好感呀？”——在该剧原版中，正是这位发现了温泉浴场环境问题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了被剧中公众出于自身利益、而反对批判的“人民公敌”。但弔诡的是，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现场绝大部分观众都举手表示“对医生有好感”，“人民公敌”意外地被观众“爱戴”起来，气氛异常热烈。

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一个与全国人民大会堂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们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当下中国的不满。“我当时惊讶得快要从椅子上掉下来了！”

面对观众对医生的好感，翻译又问“为什么？”，于是接下来的一切变得不再可控——

观众纷纷举手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讲真话”，“因为我们的政府一样不负责任”，“因为中国的媒体也不讲真话”，“我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翻译接着问道，“我们需不需要言论自由？”穆红记得，台下所有观众，仅有一位回答说“我们需要言论自由，但不能妨碍国家”，而其余观众一边倒地高呼，“我们希望有言论自由！”

对于当晚的互动，穆红更多的是惊讶。在她日常获得的信息里，中国的言论自由正在急剧收紧，审查也日趋严格。简略回忆起来，就有余英时等人的书籍被列为禁书，甚至连《圣经》也在网购平台上遭遇下架。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一个与全国人民大会堂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们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当下中国的不满。“我当时惊讶得快要从椅子上掉下来了！”穆红告诉端传媒。

从剧场出来，她开始担心戏剧接下来的演出可能会受到影响。果然，她的担心得到了应验。

首演结束后的当晚，国家大剧院领导立即与邵宾纳的执行导演托比亚斯·费特(Tobias Veit)召开商讨会议，要求剧团方面能删除互动环节。而事实上，现代版《人民公敌》改编的亮点正是观众互动环节，许多年来，该剧团都是这样在世界各地巡演——剧团方面不愿在中国开此“被审查”的先河，双方僵持不下。在经历了漫长的讨论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剧团删节掉与观众互动的环节，剧院立即停止售票，但剧团可以告知观众情况。

“只有在这种虚拟的场景中我们才有那么一次投票的机会……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剧场里，在一个虚拟的场景中，我们也不允许哪怕是以最虚无的方式，说出‘言论自由’四个字。”

首演风波之后，网友林木木和穆红一样，也预感到这极有可能是该版《人民公敌》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他立即前去网站购票，希望能看到最后的演出。而彼时，国家大剧院售票渠道已经关闭，所幸他在其他网站淘到了余票。

于是，在他观看《人民公敌》的当晚，戏剧中的互动环节已被删减。但在剧中斯多克芒医生演讲完后，一名演员朝向观众表演，“谁赞同这位疯狂的极端分子的话？”台下观众还是几乎全部举起了手。

但之后的提问环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演员的一段陈述，大意为“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观众和角色对谈的环节，但是现在没了，我也不知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演员说完后，全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林木木回想起来，整件事真是一场莫大的讽刺，事后他在其博客中写道，“只有在这种虚拟的场景中我们才有那么一次投票的机会……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剧场里，在一个虚拟的场景中，我们也不允许哪怕是以最虚无的方式，说出‘言论自由’四个字。”

观看了最后演出的林木木终究是幸运的。不久之后，即使是删节版本的《人民公敌》也未能逃过下架的命运。原定于9月13日、14日于江苏大剧院上演的《人民公敌》剧目遭遇下架，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舞台技术原因”。但这个理由似乎不能说服剧团和观众。

费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使没有舞台设备，临时做一些调整也可以演出。”但江苏剧院官方还是拒绝了剧团的演出。而观众，则更加不相信这套说辞，当被问到是否相信“技术问题”时，穆红说：“‘技术问题’当然不相信。”林木木则冷笑道：“呵呵，得有多相信国家相信党，才会相信这个‘技术原因’啊！”。不久前，导演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在山西点映同样说是“技术问题”而被取消，在林木木看来，“技术问题”已经是当下审查的最标准托词。

如一个隐喻般，南京市在取消《人民公敌》演出后，9月10日，该市又召开发布会，称计划于10月4-5日，上演中国文革期间的著名样板戏《红灯记》。虽然两处剧目并非在同一个剧院上演，但两件事一前一后，接踵而至，一个因政治问题遭遇禁演，一个因“政治正确”而备受推崇，也迅速引起中国网友的不满。一位愤怒的网友评价道，“真不配拥有一点儿好东西。”

百余年前，易卜生在创作《人民公敌》时不可能知道，这一部剧作会与136年后的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互文与对照。林木木告诉端传媒，剧中的“几乎每一个情节，我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当下。”而尤其是在遭到下架之后，这种奇异的互文，变得更加贴切。

“那一幕成为了出口”

1881年，易卜生发表了剧本《群鬼》，在当时，这本著作触及到了很多社会禁忌，诸如梅毒和乱伦等问题，遭到了当时公众的猛烈抨击。谩骂和诅咒充斥着报刊，以至于萧伯纳曾幽默地总结说，如果把这些对易卜生的谩骂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一部《诅咒语言大全》。不少学者认为，正是因此，易卜生才在一年以后写成了《人民公敌》，他将斯多克芒医生作为自己的替身，还击那些辱骂诅咒的舆论。

《人民公敌》这部剧目，大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一个小镇浴场的医官，他和他的哥哥皮特——也是当地市长，共同发展一个温泉浴场，浴场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在调查中，他发现温泉的水遭到污染，来浴场休养的旅客反而会感染传染病。于是斯多克芒把相关情况报告给他的哥哥，希望作为市长的他能处理污染问题。但市长因为处理污染要花费大笔资金，以及可能会影响小镇未来的声誉，因此对斯多克芒的请求置之不理，而当地媒体为了自身利益，也帮著隐瞒消息。

在剧本的第四幕，投诉无门的斯多克芒只得举办公民大会，意图直接将真相告知市民，而讽刺的是，市民因为指望着浴场给其带来财富，拒绝了斯多克芒的说法，并斥之为疯子——以及“人民公敌”。到此时为止，无望的斯多克芒说出了最为著名的一句话，“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几乎每一个情节，我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当下。尤其是市长污名化医生，然后医生被人扔水弹的一幕。这简直就是现在中国，每一个敢于说出真相的人的下场。”

此次邵宾纳剧团改变原著，最大的争议正是来自于第四幕，他们将第四幕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与剧中市民的互动，改成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意图将观众们的反应融入戏剧。

戏剧原著本身的解读就是多元的，在加入了观众互动环节之后，解读就更加多元。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教授何一梵向端传媒介绍，在讨论这部剧作时，学界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斯多克芒医生是易卜生的代言人，认为剧作是写实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的三位一体的表达；另一派则认为，此部剧作的立意与19世纪末、20世纪的哲学思潮有关。亦即是说，戏剧作为艺术，并非是政治性的，而是多元复杂的。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上，至今还留存了对邵宾纳版《人民公敌》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玛雅（Ostermeier）的采访。他说，此次剧目呈现了一个利益至上的经济世界，反思了金钱当道的社会现实与自我存在价值之间的关系。他追问道，“如果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剩下哪些真相？”

“戏剧不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但是它会反映现实。台下的观众很可能将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他们认同但没法表达出来的想法，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何一梵说。在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剧团成员们也留意到，不同国家所反映出的不同的戏剧文化，比如：雅典的观众没有任何讨论政治的欲望，土耳其没有观众参与的传统……

但何一梵没有想到，这些对戏剧本应拥有的多元解读，在中国语境中，竟然被压扁成了单一的呼吁言论自由和反对政府的问题。

“中国人太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政治意见的空间，也太需要一个可以支持正义的机会了。在现实中，这些声音都是被淹没、被和谐、被删除、被消灭的……医生那种为了捍卫心中的正义，而不惜与全人类为敌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与冲动。”

当演员面向观众席，问出“谁赞同这位疯狂的极端分子的话？”的台词时，林木木在当天也举手了。他告诉端传媒记者，“几乎每一个情节，我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当下。尤其是市长污名化医生，然后医生被人扔水弹的一幕。这简直就是现在中国，每一个敢于说出真相的人的下场。”

近几年来，中国一系列记者、律师和企业家锒铛入狱，有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被逼在央视认罪。这些被官方操纵的“真相”，公众未必买单，只是他们没有任何出口，将愤怒与不满表达出来。终于，在《人民公敌》上演这天，观众们抓到了这个发泄与表达的机会。

林木木说，“中国人太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政治意见的空间，也太需要一个可以支持正义的机会了。在现实中，这些声音都是被淹没、被和谐、被删除、被消灭的。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这种无力感是支持医生的动力，与其说观众是支持他，不如说是想通过支持他，来表达对当权者的愤怒。所以医生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观众究竟有没有懂其实并不重要。医生那种为了捍卫心中的正义，而不惜与全人类为敌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与冲动。”

游富凯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博士后，他曾在北京生活多年，对中国戏剧在近年来的变化多有研究，曾做过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相关讲座。游富凯告诉端传媒记者，“观众们的行为很可能与长期压抑与没有表达渠道相关”。

“压抑不会消失，而是不断积累，只要得到一个出口跟管道，被压抑的情绪就会被释放出来。”当戏剧开始后，剧场大灯熄灭，黑暗中观众开始凝神观看舞台营造的世界，“会营造出一种安全的气氛，这可能会给观众造成一种‘玩’的心态，而那一幕，恰巧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出口。”

历史学家穆红对此次事件也颇为感慨，她对端传媒说：“那天给我的反应是，社会和国家是两个东西，社会那么（需要）自由，当时是在国家大剧院里面呀！要我说，民智已开。”

不断出“政治问题”的“易卜生主义”

中国人与剧作家易卜生渊源甚久。

在不少研究评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国人的身份夺走了“中国戏剧之父”的名号。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曾撰写过两篇论文，称扬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精神。只是文章最初发表在日本，对其时国人影响甚微。

易卜生真正产生影响之时是在1918年，胡适等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易卜生专号》。其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文化阵营的“易卜生观”。

他写道，“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时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帮，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要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娼女盗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旨在他肯说老实话，旨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易卜生译介后不久，人们“观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这甚至推动了“问题小说”、“问题戏剧”（The Problem Play）的兴盛。这种力量自然也触动到了当局的神经，自易卜生剧目引进中国以来，禁演、临时取消等事件就接连不断。

在胡适看来，易卜生的可贵之处有三，“一是实行写实主义；二是强调个性独立；三是主张充分发挥个性。”《易卜生专号》发刊之后，胡适等人也大力将易卜生的剧目推广到中国，形成了五四时期蔚为可观的“易卜生热”现象。

游富凯认为，胡适之所以选择推出易卜生的剧目，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密切关联。告别有清一代，民国草创，战乱频仍，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有深刻的保守传统，现代改革难以推行。胡适亦曾希望，找几位女性排演他当时撰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结果由于剧中的角色田女士自由选择爱人，诸演员竟然无人敢扮演。面对此种社会状况，胡适等人希望用易卜生的剧作，去打破桎梏。

果然，易卜生译介后不久，人们“观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这甚至推动了“问题小说”、“问题戏剧”（The Problem Play）的兴盛，诸如欧阳予倩的《泼妇》、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剧作、问题小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以及心理问题，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股强大力量。

这种力量自然也触动到了当局的神经，自易卜生剧目引进中国以来，禁演、临时取消等事件就接连不断。1924年12月，北京念六剧学社再次演出了《娜拉》，并采取了当局禁止的男女合演形式，在演出过程中，警察突然出现干涉，要求终止演出；1927年12月，《人民公敌》准备在南开中学的校庆纪念日演出，但在演出即将到来时，剧名引起了当局警惕，天津军阀褚玉璞勒令南开中学取消该剧的演出。

而到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文艺界认为“艺术必须直接服从于政治”，而已经成为“新中国敌人”的胡适，他提出的“易卜生主义”被指宣扬个人主义，是“极左”思潮，一时间成了社会的“万恶之源”。在这之后，中国人对易卜生避之不及，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后。

事实上，在毛泽东的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易卜生剧作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到冷落，而在2014年10月15日，中国也再次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发生在中国的“易卜生往事”，皆已过去近100年，但易卜生剧目遭遇禁言的戏码又再度上演了。

“听到邵宾纳剧团的事，我觉得既难过又讽刺，难过在于仅仅是举手表达自己看法这样一种形式，都没有办法接受。讽刺在于，好像这个社会没有在进步”，游富凯说。

剧场松动了观众的灵魂，一个人有改变的可能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在易卜生之前，戏剧更像是单纯的娱乐消遣的行业，并没有被附带过多严肃的现实社会意义。但在易卜生出现之后，一种新的编剧方式被开创出来，他挑战传统旧式观念，为底层人民发声，这让知识分子看到，通过剧本其实可以探索很多美学、社会学和具备深刻现实意义的议题。

挪威人易卜生创作的时代，正是处于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欧洲社会价值整体保守，这种保守的世界观不只影响欧洲，又随著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易卜生的很多剧本，被认为触碰到维多利亚式社会价值观的禁忌，因此他在欧洲引起了很重要的回响。

“硬邦邦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价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戏剧的‘病毒’的感染，被松开了之后，一个人就有发生改变的可能。而透过这种改变，很奇怪，社会反而会进步。”

易卜生写实主义的编剧方式以及哲学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其后诸多剧作家、小说家、社会改革者乃至心理学家。在他之后，瑞典剧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等人也登堂入室，在世界范围内拉开了现代戏剧的帷幕。

易卜生所造成的影响力，不止于现实主义作家。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其青年时期也曾专程学习挪威文，只为能阅读易卜生的原著。担任过乔伊斯秘书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剧《等待果陀（戈多）》（En attendant Godot），尽管远离现实主义题材，但却在开放式、不提供答案的剧作结构上，延续了易卜生所开创的道路。

“现代文学、现代戏剧有很多重要的作家，他们创造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如果要追溯他们的原点，都会追到易卜生身上”，何一梵告诉端传媒记者。他感到悲哀的是，“看到邵宾纳的《人民公敌》，很好的剧本，很好的剧团，这个文化交流是应该要继续推动下去的。这对北京的观众，对德国的剧团，都有好处，我真的希望这次事件，不要影响到之后的文化交流。”

对长期致力於戏剧教育的何一梵而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它可以让人们看到世界一流作品的样子，能够便于剧团和学者都“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发展戏剧；而更多的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他们能够通过观看世界一流作品，来满足审美，提升心灵，“这样的机会在台湾来说很少，而大陆有财力支撑这样的活动”。

“拿台湾来说，台湾的现代戏剧是一个传统底蕴很窄的地方，又有很大的商业压力，做剧场的都很容易饿死。先天的剧场文化底蕴薄弱，后天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越来越要跟商业妥协，很难有很好水准的作品，但是国外英国、法国、瑞典，他们有很好的文化和戏剧底蕴，他们也有国家剧院赞助，可以让当代一流导演、编剧、演员合作，可以完成很好的作品。能够邀请到这样一流的剧作来，我真的替北京的观众感到福气”，何一梵告诉端传媒记者。

但邵宾纳版《人民公敌》遭到禁演后，人们对整个中国的戏剧文化都开始担心起来。林木木认为，戏剧本来一直是小圈子的事情，审查比较松，此次事件之后，说不定会影响其他外国戏剧在中国大陆的上演。

何一梵则希望能给创作人多一点自由，因为“剧场从来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剧场很容易用气氛感染观众，也可以被拿来跟社会对话，甚至是一种挑衅”。

“戏剧会松动观众的灵魂，剧场里面，我们灵魂的武装是卸下的，所以一部戏剧就像在我们的心里面埋下一个‘病毒’，它会瘫痪掉我们原来固执的想法，价值，意识形态，就像得了感冒的人会瘫痪掉一样。硬邦邦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价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戏剧的‘病毒’的感染，被松开了之后，一个人就有发生改变的可能。那些平时我们在辩论里面，最难被说服、最难被松动的部分。你用辩论很难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你送他去看一出好戏，他可能会被改变。”

“而透过这种改变，很奇怪，社会反而会进步”，在采访最后，何一梵告诉端传媒。

（应受访者要求，穆红、林木木为化名）

（李由，记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