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杜卿：法国总统迟到61年的道歉，和仍未终结的记忆之战

“照顾好孩子们！”——这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PCA）成员莫里斯·奥丹（Maurice Audin）对妻子若瑟特说的最后一句话。

1957年6月11日晚，时值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位年轻的数学系助教、3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在家中被法国陆军伞兵部队拘捕。一个月后，若瑟特收到军方报告称，她的丈夫在一次转移中跳车逃逸，自此人间蒸发。

在这份冠冕堂皇的报告作出61年后，历经7届总统的更迭，现任总统马克龙终于在2018年9月13日代表法国政府承认，莫里斯·奥丹“被逮捕他的军人用刑后杀害，或被折磨致死”，并表示对此承担法国的国家责任。

得益于知识分子与记者在公共空间的执着发声，奥丹事件早已成为揭露法军酷刑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回望这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与其说这是法国政府面对受难者逐步承担历史责任的时期，不如说这是政府一步步拖延、推卸责任，甚至系统性地将战争记忆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的时期。至今我们仍未知道奥丹尸首何处，仍未认定直接凶手与当时情形，在法院的驳回裁定中、在政客的说辞中、在民众的记忆里，奥丹一次次地失踪，历史的真相也随着他的孤魂一道在未知的长夜里游荡。就此而言，虽然马克龙终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这场记忆之战事实上远未结束。

“血与粪”之地

1956年3月12日，法国国会通过“特殊权力”法案，该法案允许政府在维护当地秩序时采取例外手段，暂时取消对居民个人自由的大部分保障。1957年1月7日，雅克·马苏（Jacques Massu）将军率领的陆军第十伞兵师进驻首都阿尔及尔（Alger），以残忍闻名的“阿尔及尔战役”打响：一边是追求独立的民族解放战线（FLN）的炸弹恐怖袭击；另一边，法军疯狂抓捕疑犯，对他们施以电刑、水刑等酷刑，甚至滥杀（如FLN的领袖Larbi Ben M’Hidi被捕后旋即“被自杀”）。阿尔及尔变成了一位上校口中的“血与粪”之地。直至10月，民族解放战线的网络被彻底捣毁为止，共3024人被捕后离奇消失，其中便包括莫里斯·奥丹。

诚然，奥丹是阿国独立的支持者，但他绝不曾与恐怖分子有任何瓜葛。被捕后，他被送往比阿尔（El Biar）的审问所受尽虐待。一位医生后来作证，他见到奥丹被施以电刑，整夜都在惨叫。而奥丹被捕的隔天，他的朋友、《阿尔及尔共和报》（Alger Républicain）社长亨利·阿莱格（Henri Alleg）在探视若瑟特时同样被捕，士兵们把奥丹带到他面前说道：“你不会好过，亨利。”这便是世人所知的奥丹的最后一次露面。

法军在阿尔及尔犯下了战争罪行，这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却头一回被国家首脑正式承认。

法军在阿尔及尔犯下了战争罪行，这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却头一回被国家首脑正式承认：“一套历任政府任其发展的系统让他的失踪得以可能：这是我们称之为‘逮捕-拘禁’的系统，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它允许军方逮捕、拘禁、审问所有的‘疑犯’。”

在历史学家布朗舍（Raphaëlle Branche）看来，马克龙的声明意味着“法国官方立场的彻底改变”，因为与他的前任们只将酷刑视作少数及异常的案例不同，现任总统“承认了酷刑是法军在战争初期便施行的镇压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此，它的系统性特征已无法被否认”。

根据阿战专家斯多拉（Benjamin Stora）的研究，拷打不仅是专门负责审问的保卫作战队（DOP）的工作，在日常生活的街头中，市民们也随时会被施以暴行。暴力已被普遍化，它是这场战争“因其进程、而非目的所诞下的副产品”。而这背后，是法国政府高层的共谋：国会在特殊权力的框架下通过的一道道法令为其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1972年6月，著名历史学家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在最高法院的一篇演讲中谈到，酷刑既非纳粹的遗产，也非单单是对恐怖袭击的回应，因为早在二战前、甚至早在19世纪，法国的警察、军队便已在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突尼斯、摩洛哥等地施加暴行。暴力内化于法国所谓的“文明化任务”中，我们目之所及，是一道道罪恶的深渊。

新的德雷福斯事件？

奥丹事件的昭雪，离不开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坚持。1953年起，萨特主持的《现代》（Temps modernes）杂志便长期关注北非问题；1956年与苏共大决裂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主义，他们逐步脱离政党，在体制外形成自发组织；天主教人士也与之合流，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是最早发声揭露酷刑的公众人物之一。除《现代》杂志外，《精神》（L’Esprit），《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快报》(L’Express)、《基督教见证》（Témoignage Chrétien）、《世界报》（Le Monde）、《鸭鸣报》（Le Canard enchainé）等媒体在捉摸不定的审查制度中，仍完成了公共空间内与政府对抗的大协作。

奥丹事件的昭雪，离不开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坚持。不同媒体在捉摸不定的审查制度中，完成了公共空间内与政府对抗的大协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丹事件与其他虐待罪行一道浮出水面。1957年2月，《基督教见证》发表《让·米勒（Jean Müller）档案》，披露了这位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童子军负责人的信件；其他报纸纷纷跟进，大量证词不断涌出。大学里，关注阿战的委员会纷纷成立。1957年11月，在维达尔-纳凯的号召下，“莫里斯·奥丹委员会”成立。12月2日，著名数学家、奥丹委员会的第二任主席洛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在索邦大学公开举办了奥丹的博士论文答辩。1958年2月，午夜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出版阿莱格在狱中所写的回忆录《问题》（La Question），轰动一时，随后被查禁；5月，该社又出版了维达尔-纳凯的《奥丹事件》。1960年10月，著名的《121宣言》发表——121位知识分子承认阿尔及利亚战争为独立的合法斗争，谴责法国军队使用酷刑。

奥丹事件背后的最大功臣，无疑是维达尔-纳凯。“我专精古希腊史”，他曾写道：“但我从未放弃一个可追溯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古老理念：在城邦中，历史学家扮演着真相见证者的角色。”在他的带动下，奥丹委员会一直在搜集出版酷刑的证据。在战后的著作里，他警醒法国民众：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与每个人相关，因为它已渗透进了本国的社会中——“等级观念与军事化的管教手段很容易从军队转移至工厂。很明显，阿尔及利亚的手段会时不时地被重新利用。”

“我专精古希腊史，但我从未放弃一个可追溯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古老理念：在城邦中，历史学家扮演着真相见证者的角色。”

知识分子对真相的执着、与军队和国家的对抗，自然让人想到19世纪末期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而这一法国知识分子的起源神话，确实是当时维达尔-纳凯等人的重要参照。只是，奥丹事件并没有像德雷福斯事件一样，引发全国的热潮，民众保持着相对冷漠的态度。根据1958年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IFOP）的一项调查，在当年法国人最关心的事物中，阿尔及利亚战争仅排名第六。一次采访中，维达尔-纳凯承认：“我们感觉到，仿佛存在某种用沉默做成的枕头或棉被。我们确实是少数。与组织化的政党相比，与广大的舆论区域相比，我们人数太少了……”

无名的战争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如果说印度支那战争已被“彻底遗忘”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战争则成了“幽灵、禁忌与遮掩”。

一方面，社会并不乏阿战的表征：相关电影持续面世；黑足（pieds-noirs，即曾居住在阿国的法国侨民）与将军们的回忆录充斥市场；老兵们成立各种组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FNACA（全国阿尔及利亚老兵联合会）——为自己发声；1975年，哈基人（Harki，即战时支持法军的阿国穆斯林，他们大多数在战后被抛弃，20余万人中仅8万多成功到达法国）的子女爆发绝食抗议。

但吊诡的是，另一方面，根据Stora的研究，他们只是“孤独的众人”，他们的声音甚少被保存在集体记忆中。对阿战的记忆进入漫长的压抑期，法国从未像美国对待越战一样，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进行彻底的反思。

阿战形势复杂，难以还原成简单的敌我二元论；法军的所作所为，难以为政权提供合法化自身的底基，更别提最后它差点演变成法国的内战。因此，为了平息潜伏的矛盾，政府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在停战时宣布赦免一切“平定阿尔及利亚动乱之时，在维持秩序的纲领下的所作所为”。其后，一系列的大赦掩藏了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口中的“阿尔及利亚悲剧”：1964年12月，173名“秘密军组织”（OAS）成员被总统特赦；1968年6月，所有OAS成员被特赦；1974年7月16日的法案免除了战争期间及之后的所有控诉；而在密特朗统治时期，1982年7月24日的法案甚至让曾发动叛乱的将军恢复身份，回归军队。时任总理的莫鲁瓦（Pierre Mauroy）声称：“法国社会必须帮助安抚心灵、愈合伤口。这是政府的职责。”

同时，法国政府一贯拒绝将之认作“战争”：从一开始，法国便从未正式宣战，随后长期称之为“平定行动”（pacification）或“阿尔及利亚事件”。同时，与二战大量的“记忆之所”相比，阿尔及利亚战争没有任何官方纪念日、或任何博物馆可供回顾，这也部分阻碍了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

根据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经典研究，集体记忆需要三种“社会框架”——空间、语言与时间。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认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完全缺乏这三种框架：空间上，阿尔及利亚距离遥远，且因当时的审查制度，媒体中始终缺乏支撑回忆与想像的图像见证；语言上，阿尔及利亚是一场“无名之战”；时间上，官方的纪念日始终不存在。“没有词语来诉说、没有图像……没有在历史进程中限定它、突出它的重要性的日期、没有无可争议的英雄、没有在象征性地点的战役、没有从头到尾明确的敌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意义因此混乱不堪，难以形成国民记忆，无法融入历史系统。

为了平息潜伏的矛盾，法国政府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但此举无疑是对真正的问题的躲避和遮盖，社会深处的伤口从未弥合。

官方此举无疑是对真正的问题的躲避和遮盖，社会深处的伤口从未弥合，反思的匮乏部分导致1980年代种族主义的回潮和极右翼的兴起；司法系统中的既往不咎也导致受害者的正义很难得以伸张。针对停战前在巴黎的两场屠杀，警方在战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66年10月，沙隆案件再度被法院驳回；而奥丹的妻子若瑟特在丈夫失踪不久后，便向法院提诉，最后因为1962年的大赦不了了之。1966年，最高法院再度驳回律师的上诉。随后，若瑟特转攻民事诉讼，直到1982年，她和子女才领到了政府的赔偿金。

此外，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观察到：“战争之门一旦禁闭，所有人都试图忘却，至少所有人都装作如此。”停战时，大多数人早已对战争心生厌倦。战争造成的伤痛体验，也导致人们的缄口不言。应该说，民众并没有忘记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他们也从未热忱地关注过。究其原因，里乌认为，法国与英国不同，“它从未把殖民变作一种在社会、意识形态与道德层面牵连甚广的集体规划”。自1830年殖民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的国民意识始终与海外的生活相割裂，因此，阿尔及利亚战争被边缘化也不足为奇；其次，斯多拉提醒我们，“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的时间，比二战后的时间要快得多”。那是法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最为迅猛的加速时期，流行文化产生了剧烈变革，消费社会逐步形成，国际大事接踵而来，一切都是崭新的，民众已无瑕顾及往事。

远未结束的记忆之战

1990年代，几样重要因素使得人们开始重审阿战历史：首先，老兵与“黑足”团体持续活跃；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代也作为愈发重要的政治和记忆主体被补充了进来。在法阿两端左右为难的身份危机中，他们自然转去叩问历史。

其次，就国际大环境而言，19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内战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危机，让人不禁回忆起“第一次阿尔及利亚战争”；柏林墙的倒塌，使得掩盖阿战真相之人惯用的“反共产主义”话语术失效。最后，从国内的氛围而言，世代的更替使得法国能更清醒地面对历史的阴暗面：1987年至1990年代末对二战战犯的审判风波，迫使维希政府的历史得到正视，1995年希拉克也转变了官方态度，率先承认了法国对犹太人大屠杀应付的责任。

1997至1998年，莫里斯•帕蓬因其在维希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受到审判，但同时，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也成了瞩目焦点。1999年6月，国会通过法律，终于将先前官方的“维护秩序行动”替换成“阿尔及利亚战争”。随后，酷刑问题在2000年再度成为焦点：《世界报》接连发表报导，披露几位女性在战争期间被法军拷打、强奸的证词。当时的将军们也被迫发声，接受道德审判。2000年11月，若斯潘（Lionel Jospin）总理公开支持阿莱格、施瓦茨等知识分子提交的一份关于法国政府承认酷刑的申诉。

尽管如此，法国政府的态度依旧摇摆不定。若斯潘在支持知识分子申诉的几日后，突然退步，拒绝成立酷刑调查委员会；而希拉克为了报答“黑足”群体对其选举的支持，推动了2005年2月23日阿尔及利亚归国人群法案的出台。其中第4条规定，学校的教学必须突出法国在海外的“积极角色”、以及军队所做的牺牲，引发轩然大波，激起历史学家与教师们的反抗，后被迫取消。

再次，阿战的历史经常被各个族群与个体的回忆淹没。市面上充斥着各路加载仇恨或负罪感的自白书，或是不加考证、拼贴各种证词的滥竽充数之作（部分原因是，直到1992年7月，阿战档案才首度开放）。哈基人、黑足、老兵组织，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与立场，不断抢夺阿战意义的解释权。阿战纪念日的选定便是最好的例子：法国政府曾考虑将3月19日定为阿战纪念日，这一选择得到了持和平立场的FNACA的支持，却遭到了其他更极端的老兵组织的反对；同时，哈基人与黑足也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在1962年3月19日之后，还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被屠杀的黑暗日子。

历史记叙的贫瘠，导致了等极右翼势力的猖獗。

历史记叙的贫瘠，也导致了原“国民阵线”（FN）等极右翼势力的猖獗。在1980年代开始凸显的穆斯林移民问题的背景下，从1981至1988年，老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支持率从0.8%飙升至14.5%。他擅于借用殖民时代的词汇，调动曾经的OAS支持者们的情绪。而《鸭鸣报》早已指证老勒庞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时期曾拷打过囚犯。而共产主义的整体破产后，法国社会转向北非移民，把他们制造成新的敌人。“移民”一词逐渐被“穆斯林”替代，文明冲突的理念日益突出，而这些，都是殖民时代已有问题的延伸。只是，这回发生矛盾的地点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法国本土，曾殖民的国家恐惧于被“反向殖民”。

面对真相，面对未来

最近十年来，法国历任总统在历史评价问题上的转变有迹可寻：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继续无视若瑟特写给爱丽舍宫的信件；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则开启了第一步：公开了奥丹事件的全部档案，并在2014年承认奥丹从未逃脱。而马克龙早在去年2月竞选期间访问阿尔及利亚时，便已声称殖民主义是“犯罪，是反人类罪，是真正的野蛮”。

今年2月14日——奥丹的生日当天，来自法共与执政党的两位议员再度为他发声，马克龙显然听到了他们的呼求。“重要的是，我们得知晓这段历史，得勇敢地、清醒地直视它”，他在声明中写道。

尽管总统作出平反姿态，但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奥丹因其“法国公民”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已是不幸者中的幸运儿，还有其他太多的失踪者需要铭记，太多的真相需要挖掘。从主观见证的历史转向客观批评的历史，依然需要大量的努力。“最后，真理的义务必须落在法兰西共和国的肩头，在这个领域，与其他诸领域，政府必须指出明路，因为，只有真相才能让和解成为可能，没有真相的实践，就没有自由、平等、博爱。”

（杜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