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占领校园、暴力清场与制度病灶——我在法国亲历反改革学运

2018年4月17日晚上21点，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到场的250多名学生投票通过了占领校园的决定。当天晚上，近百名学生夜宿在教学楼里，占领运动正式开始。

次日一早，巴黎政治学院封堵校园的新闻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对法国社会而言，这次行动不仅仅意味着又一所高校加入到这场愈演愈烈的学运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表态，象征的意义远超行动上的效果。

这种象征意义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校门口的一幅抗议口号——“马克龙，你的学校被封堵啦！”事实上，不仅马克龙（1998到2001年曾就读该校），而且包括两位前任奥朗德与萨科齐在内，法国战后八位总统中的六位皆出于此，巴黎政治学院的精英摇篮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更加吊诡的是，作为法国精英高校的最著名代表，巴黎政治学院其实并没有受到这次教育改革的直接影响。法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两套平行系统，一是普通公立大学，二是精英学校（grande école）。想要进入后者，考生们在高中会考（Bac）之后，还需要上两年课业压力非常大的预科班，通过选拔考试以后才能顺利入学。而普通大学的入学，则不需要通过严苛的选拔考试。

鉴于这次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普通大学的入学标准，并没有触动精英教育的奶酪（或者毋宁说，后者原本就具有极高的选拔门槛）。这就使得巴黎政治学院学生的占领行动更加出人意料。此举带来的影响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通过占领这座精英学院，左派学生表达了对精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指政府试图用效率原则和市场导向来重新规范公共服务部门和高校）的反叛，正如另一句标语所展示的决绝态度—— “我们占领巴黎政治学院，是因为马克龙曾是其中一员，而我们不愿成为下一个他！”。

高等教育入学标准改革：从“乐透”到“筛选”

2017年10月30日，法国高等教育部长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颁布了高校改革的具体方案，其中大学本科入学标准的改变，成为全国性争议的焦点。

目前法国大学的入学标准理论上没有筛选环节。高中毕业生需要在一个名为APB的平台上填写志愿。某些热门专业因为申请学生过多而接纳数额有限，只能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录取哪些学生。如果此次教育改革法案得以通行的话，即将于6月份参加会考的高三学生们需要在国家新推出的Parcoursup平台上填报志愿，而每个大学、每个专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对高中毕业生提出一些特定的入学条件，作为衡量的标准。

这样一来，国家就把高中毕业生的筛选权力下放到每个大学。原来被戏称为“乐透式”的入学标准就变成了一个由大学来当裁判员的“筛选法”。而这一变动被左派指责为以改革之名，行优胜劣汰之实，进一步损害了教育公平。

对于早已习惯层层筛选的东亚学生来说，这种思路似乎无可厚非，但放在法国背景下来看，这次教育改革只是一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政治浆糊：在问题表面糊弄，而根本没有触及教育问题的关键。

教育体制的真正病灶

从笔者的实际教学经验来看，法国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对入学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要求，是现在的中等教育所不能胜任的。

笔者所在的大学中，很多大一学生无法使用法语完成流利的书面作业。不少教师都对本科生（尤其低年级）的水平痛心疾首。满纸的语法和拼写错误，使得很多老师苦笑道，不知道是该给他们上专业课还是上法语课呢。还有老师给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上编程入门课，发现很多学生连基本的数学思维都没有。为此，学校不得不专门给大一新生开设“方法课”，专门教授如何阅读、论述和写作。

法国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对入学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要求，是现在的中等教育所不能胜任的。

一方面是近90%的高中会考通过率，另一方面是高达60%的学生在三至四年的本科学习后拿不到毕业证书。这组反差强烈的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中高等教育对接时的惨烈遭遇。法国政府认为是学生没有选择合适专业的缘故，而左派则认为，政府在高校教育的财政拨款太少才是问题的源头。

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初高中教育奉行平等主义信条，尽力让所有学生都通过高中会考。如此高的会考通过率，学生、家长、老师和政客们皆大欢喜。但是在这种原则下，中等教育的难度就无法提高，只能停留在一个中庸水平上。

然而，高等教育却不是义务教育。面对中等教育“大放水”送过来的大量生源，大学的入学名额和接纳能力都有限，势必要对学生入学进行规定：要么是简单粗暴却能保证机会均等的“乐透式”选择，要么是择优录取、但有损社会公平的“筛选式”。

另外一种更加激进的解决方式，则是让高等教育彻底普及化，政府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扩建教学楼和扩充教师队伍。但这个方案遭遇了两大阻力，首先高校本身就不乐意，唯恐高等教育的“宽进宽出”会使得文凭的含金量降低；而政府方面大力拥抱新自由主义，不愿意再往高等教育方面增加财政投入。同时，政府也无力提高中等教育的难度以便与高等教育顺利对接。

公共服务缺位 家庭竞争加剧

在这种困境之中，“维达尔法”的出台，就把压力转移给大学，让大学来对现有中等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毕业生进行挑选。大学先通过入学规则进行第一次选择，之后再在接下来的学业学习中通过考试来继续进行筛选。

虽然说“乐透式”入学选择标准非常简单粗暴，但是维护了最低限度的机会均等。“筛选式”的选择标准虽然能够提高大学的毕业率，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使教学更加高效，但是却剥夺了大量高中毕业生接受心仪的高等教育的权利，无法回避对其违背了教育平等原则的批判。

这一点对华语地区的家长来说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大学对入学条件加码，而高中仍然保持原有的难度，只能提供80-90%的学生能够跟得上的教学内容，这就把拉开差距、提高学生竞争力的压力转嫁到家庭之上：一个班的学生在班级里学的都是一样的知识，但知识和技能的拓展都在课堂之外。这时候能否上心仪的专业和学校就置换为“拼家长”：为了让孩子与大学体制顺利对接，整个家庭都被动员了起来，通过经济上和时间上的额外投入，以填平现有的中等教育所能提供的与高等教育所要求的知识技能之间的沟壑。

在中高等教育脱节的背景下，教育也就从由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转变为每个家庭对每个家庭的斗争。

这样一来，教育也就从由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转变为每个家庭对每个家庭的斗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就会因为能够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更容易取得入学资格，而一个出身于郊区贫穷家庭的高中毕业生，则更难获得合适的高等教育机会。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Les héritiers）一书中，曾尖锐地指出教育在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是复制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机制：通过对大学生及其原生家庭的调查，他发现好学生几乎都来自经济优渥、有教养的家庭，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表现通常平庸无奇。许多为教育体制所赞许的文化知识和社交技能并非天生的，也不是在学校里习得的，只有长期浸淫在相应的文化氛围里才能培养起来，而这一氛围主要是由家庭来提供。从这个研究出发，布迪厄提炼出“文化资本”的概念——“通过各种家庭内教育行为所传递的文化财产”。

如果这一作用以前还是以一种隐蔽方式进行的话，那么这次择优录取的改革方向则扯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的入学标准改革被批评为是一种社会排斥，不仅没有弥合社会不平等，反而加剧了不平等。

改革法案引爆学运

改革方案一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愤怒的学生用占领校园的非常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这次改革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排斥”的反对。占领校园运动从2018年初开始发酵，从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发端，得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高校的响应。截至目前，全法已有超过三十所高校被学生占领或者封锁。

在巴黎，从3月份开始，包括1968年“五月风暴”发端地的巴黎南泰尔大学（巴黎十大），以及巴黎一大、三大、四大、七大、八大、以及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等多所大学都出现抗议活动。其中若干高校的占领运动并没有持续很久，例如巴黎七大的学生曾经在4月12日下午短暂封堵了一座教学楼，然而被闻讯赶来的大批安保人员驱散，现在进出校园的自由被校方牢牢控制在手里，因而被嘲笑为“别的学校是学生封锁校园，七大是校方封锁校园”。

虽然各所学校的诉求略有不同，比如图卢兹大学反对大学合并，而巴黎八大在反对入学标准改革的同时，也在为外国流亡学生争取合法化，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对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这波新管理主义操作。

自由公社：学生自治的乌托邦？

在这些高校占领运动中，巴黎一大的Tolbiac校区无疑是标杆性的存在。

3月26日，该校区被反对高校入学标准改革的数百名学生占领，每天晚上都有近百名学生食宿在教学楼里。很快地，这些反对校方“新管理主义”的左派学生们成立了“Tolbiac自由公社”，作为学生的自治组织管理校园。他们在校园的栅栏围墙上挂起各色标语反对教育改革，详细图解新入学标准改革带来的弊端，并且，针对右派媒体的道德诘责，学生还制定了行为准则以自律。为了防止极右的法西斯分子的攻击，校园里还实行宵禁，并组织了志愿巡逻队。

这些反对派的学生们并没有完全封锁校园，虽然课没法上了，但是校园仍然可以进出。他们还定期举办讲座，邀请一些遭受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家属来讲诉他们的故事，想发言的学生也可以随意跳上在空地上搭起来的平台，分享自己对运动和公社的经验和想法。他们的运动赢得了不少老师的支持。一位参与者介绍说，他们想打破高校里惯常的校方把握话语权的方式，而把话语权交还给每位学生，让学生都能参与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学校管理和教育方式之中。

巴黎一大学生们的诉求已经不是简单地反对大学入学标准改革。很多行动表明，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试验性民主。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学生们的诉求已经不是简单地反对大学入学标准改革。很多行动表明，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试验性民主。学生们在运动中使用了“防卫区”（zone à défendr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近年来社会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新词，通常指出于政治目的的一种非法占领形式，一般是通过占领一片露天场地来反对某项城市规划项目。该词汇因反对“兰德圣母机场计划”运动而高调进入政治修辞之中。左派学生们希望通过占领运动，在被资本主义主导的城市中开辟出一片学生自治的乌托邦。除了本校学生以外，还有许多外校学生、支持者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前来声援，或者直接参与到对学生自治运动的建设中去。

当然，这波占领运动也不完全是玫瑰色的。一方面，反对占领的声音不容忽视。巴黎政治学院被占领的第二天，就有右派的学生聚集在楼下反对占领。巴黎一大的右派学生也入禀行政法庭，要求制止占领运动。主流媒体对这次学运同样持抵触态度，认为学生在“胡闹”。

另一方面，运动中对抗双方的暴力事件也让人不禁担忧运动的走向。先是蒙彼利埃法学院爆出教师参与暴力攻击占领阶梯教室的学生的丑闻。巴黎一大Tolbiac校区更于4月6日深夜受到一群极右法西斯分子的暴力攻击，二十多名攻击者戴着头盔、手持棒球棍夜袭当时正在占领中的校园。三天后，前去跟学生沟通的马克龙派议员陈文雄（Buon Tan）被投掷了西红柿、鸡蛋等物。此外，Tolbiac教学楼里还发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土制燃烧瓶），但占领学生声称所谓“莫洛托夫鸡尾酒”里面其实只装了油漆，是为了防备法西斯分子的再次偷袭。

遭遇警方强力清场

然而，代表秩序的强力部门在墙外虎视眈眈。离校园仅一个街区之隔，白天黑夜都停着十多辆共和国安保机动队（CRS，专门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的车辆，密切关注着Tolbiac校区学生运动的发展态势。

4月20日清晨5点，在外静候了几周的安保机动队突然出动，进入校园开始驱逐学生。当天上午10点左右，我赶到现场时，看到整个校园已经被警察控制住了，附近的街道遍布警车。被驱赶出来的一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园对面的人行道上，迟迟不愿散去。一个女生告诉我，她自己昨晚在教室里过夜，5点多睡得正熟时，被“多于我们5倍”的警察给驱赶了出来。她的行李都落在教室里了，但是警察不许他们回去取。

这次学运打出的标语里，除了反对高校入学标准改革以外，还将矛头指向了上任刚满一年的总统马克龙。

清场当日下午，学生就在学校对面拉开标语，继续他们的斗争。对面则是严阵以待、全副武装的机动队警察。学生表示，斗争远远没有结束。这次打出的标语里，除了反对高校入学标准改革以外，还将矛头指向了上任刚满一年的总统马克龙：“（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同一个马克龙，（我们进行的是）同一个斗争”。

虽然作为学运标杆的Tolbiac校区占领运动被国家强力中止，但是这次学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清场过后，抗议学生还曾试图重新占领该校区，但目前现实状况是整个校区完全被警察控制，而且巴黎一大校方决定继续关闭该校区，直到九月份新学期开始。巴黎一大学生迅速成立了“Tolbiac流亡自由公社”，并在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网络上，继续号召大家去声援其他高校的运动。

不同社会运动的合流？

自称“非左非右”的马克龙甫一入主爱丽舍宫，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其竞选时许诺的社会改革，先是推行劳动法改革，弱化对雇员的法律保护以谋求经济活力；继而拿铁路工人的福利制度开刀，旨在将铁路公司股份化、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前文所述的高校入学标准改革，这些改革事实上都贯穿着同一个逻辑：即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在法国这样一个强调平等价值的社会里，相关措施掀起了极大的争议，左派斥之为社会的大溃败，而右派则对一个效率高于公平的新国家愿景击掌相庆。

进入三月份以来，各种反改革的社会运动接踵而至。除遍布全法的学运外，铁路工人等社会公共服务部门频繁组织游行和罢工，反对私有化改革和削减公务员岗位。不少左派力量期冀各股社会运动的汇流。4月19日下午，在法国总工会（CGT）的动员下，各路社会反对力量首次汇合，学生、教师、公务员、退休人员、铁路员工等纷纷走上街头，反对马克龙政府的全面新自由主义改革。

即将到来的五月，恰逢1968年“五月风暴”50周年，届时，这些反对改革的运动是否会凝成一股反对马克龙、反对政府的社会力量？是否会重演一场席卷全社会的风暴？

（杜娟，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