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彭丽君：毛美学──创新还是整合，民族自信还是感官控制？

2月25号新华社公布的修宪草案，虽然是意料之中，但对很多人来说，冲击还是很大的。毕竟，这是一条铁铮铮的威权之路，还可以怎样辩解？

我依然深深相信，文革不会原装地重来，但要避免中国再跌进一个类极权的灾难，我们今天还能问的，不是政权会做什么，而是人民还有没有能力想像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未必能直接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但却可以活化人民的创造力，人民必须依赖自己的多元不驯，才可以有效抗衡权力的单一控制。

春晚的毛式美学回归

我对央视（CCTV）的春晚，就如对无线（TVB）的台庆一样，兴趣几近零，但今年却被两段新闻吸引。其一当然是那段“蜚声国际”的中非合作《同喜同乐》小品，另外就是一幅据闻跋涉千山万水才能回归中国的《丝路山水地图》。看了影片，两者当然都有趣，但更让我感慨的，还是那不到五分钟就出现在节目中的“我爱中国”表白，以及很明显的一种“毛式美学”回归。

今天中国的主流美学其实多元不单一，中国粉丝追求的，由韩流到嘻哈，由所谓呆萌吃货的赵丽颖到“冰上贵公子”羽生结弦，还有很多比较另类的文化，诸如生气勃勃的科幻文学、艺术工作者散落大地的社会实践，以至各种苦斗中的另类电影节……年轻人大都很努力跟上一辈的广场舞大妈划清界线。

然而，到了央视春晚这种追求全国最大公因数的娱乐／宣传节目，我们又看到，一种建制文化还是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情感结构。无论年轻人多么渴望自立自主，在这个八亿人民参与的节庆观影仪式中，他们好像都必须“被召唤”进这个簪花挂红、民族复兴的电视节目。这其实不止在春晚看到，很多由国家控制的文化表演和宣传海报都在试图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国民所“喜闻乐见”的，还是一种单一的、守旧的国家情调。通过各种文化和美学建构，“国—家—人”成为一体。

例如，在《同喜同乐》中，男主角的个人事业和家庭建立，通过一种红彤彤金灿灿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下，被置放在一带一路国家复兴的大系统内，再加一些迪士尼狮子王的道具，一切都那么真挚美好。不少批评直指这节目种族歧视，但没法说服很多人，因为故事明显对非洲人特别友好。其实，种族主义（racism）有两个相反的面向，包括仇外（xenophobia）和媚外（xenophilia）。“我们”在不同时候会用不同的策略对待和再现“他们”，最后都是要巩固自身的统一或某些优越。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恐惧非常严重，但在《同喜同乐》中，其实后者更明显。作为一种话语建构，非洲朋友的支持爱戴是一带一路的道德证明：因为非洲人爱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也爱非洲人……所有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逻辑被包装在一种节日美学下，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在当下的国族主义中，我们要处理的不单是文化内容，还有在背景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民族美学话语建构。

被现代化、系统化、纪律化的中国美学

其实，这种所谓民族的、源远流长的毛美学其实历史很短，又或者，传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元素，更大部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被建造出来，也因此并不一定为海外的、没有经历中共政权的华人所接受。其实，毛美学本身很多东西是反传统的。或者可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传统文艺，例如中国舞、中国音乐、中国戏曲表演，甚至中国国画，都经历过当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中国美学被现代化、系统化、纪律化的结果。

例如，中国传统戏曲本来是非常散漫自由的，不单观众可以自由进出嘈杂喧闹的场地，表演者也常依赖即场发挥，有时候是豁出去的创意，更多是大家凑合凑合，各种表演的神采和观众的愉悦，其实很多都是在这种关系下产生的。文革的样板文化极端地把这种表演文化标准化和样板化，成为革命和进步的象征（注）。不过，这种改造不是仅仅在文革中出现的，其实在1950年代，整代的跨领域文化工作者都投身于这种规范中国文化的工作，不单让文化成为可掌控的宣传工具，也代表这个民族能通过自身的整合，来正现代之名，也阐革命之恩。

更重要的是，这种毛美学的元素很多样，不完全是传统文化的重整，更加入很多西方的东西，当中西方的古典美学尤为重要：无论是色彩、构图或叙事架构，都注重稳定和对称，不在挑战，而是遵从建构出来的真、善、美，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其实一点都不革命。

毛美学也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复杂的关系：1950年代初中苏关系密切，当时苏联老大哥已经经历过自身复杂和暴烈的文化演进，于欧洲的现代文化、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以及新政权的宣传需要中挣扎，发展出一套比较定型、能输出共产国际的文化范例。新中国成立时，基本是全面接受苏联的文化和美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毛时代留下来的文化，其实带有很多西方的元素，例如音乐基本全部用西方音阶和简谱，而中国舞蹈也带有很多芭蕾舞的影子，这是香港和台湾所保留的中国文化所没有的。

然而，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开始交恶，中国政府紧急倡议建立一套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文化，一种被严格筛选的旧文化被歌颂，各种民歌被推为正统，国画开始取代油画成为新中国的美术载体，但必须经历大量的改良。跟之前相比，50年代的新国画是根本的范式转移，写实主义成为主导，纯粹的写意被认为脱离群众，也有人说新国画其实是用毛笔画的西洋画。当年也有系统性地把各少数民族的美学元素加入到中国的汉文化中，虽然后果是同化远多于多元，一些民族文化被定型存放，一些被改变再造，也有很多消灭在无声无息之间。

美学革命背后的政权自我授权

从50年代建国开始，到文革达到巅峰，这个美学革命的背后，是一个新政权的自我授权和自我合法化。它需要把自己意识形态整固和推展，也就发明了一套所谓的民族语言。这套语言必须跟之前的不同，不然表现不了新政权与旧文化的割裂；但也必须和社会的主流联系，才能被大众认同。尤其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延安和内战，形成了一种政治共识，认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日常文化必须尊重，所谓的传统主要是一种非精英的世俗文化；而引入的西方文化也必须接近中国老百姓的习性（在香港我们叫“贴地”）。

史太林（史达林）式的共产文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充满阶级剥削的小资文化。这种观念在中苏交恶后，继续是中国官方美术话语的主流。改革开放的80年代，现代主义热潮曾经扰攘一时，但沸腾过后很快变成边缘，被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排斥或收编。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毛文化，其实是各种的妥协，除了文革时期的某些革命文化外壳外，今天剩下的大都剥夺了所有可能的对抗性，以守旧为基本方向。

当然，美是一种集体的、不断改变的标准，我们的欣赏品味和感官快感肯定不会受约于什么跨时空的、永恒的准则。我反对把传统视为典范，也非常敬佩当年很多参与民族文化建立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投入很大的热情，也育出很多的创意，那是一段很活泼的文化史。但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现对传统美学的大改革，规模之大、领域之广，以及当中意识形态的强烈主导，都是有意被压抑的历史，我们今天很难察觉。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发表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一则通知，强调要塑造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当中的逻辑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跟传统中国文化连成一体，党国成为文化的推动者、拥有者，以至作者。近年中国政府虽然不断强调发展国家的软实力，但在国际上中国的形象似乎有降无升。反而在国家里面，人民的自我感觉良好度确实在上扬，但如果这种国家软实力只是建基在国家建制文化上，人民不再拥有想像的能力，这才是这个民族最悲哀的地方。我相信文化，我也相信想像，因为这是政治更新的最大动力。

（彭丽君，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文化研究学部主任）

注：详情可看参看拙作《复制的艺术》第五和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