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严蔷：削减文革的教材，却为何扩充了改革开放？

几年前，有次在中国内地搭乘火车，对面是对已移居南方的东北母女。母亲五十多岁，女儿刚工作不久。间中聊到文革时代。“哎呀我们当时去北京保卫毛主席，听说有人要害他，我们一腔热血去北京，看到那些大字报，有些写得可好了，可不是政治口号那么简单，我们都拿出笔来抄”──说起红卫兵岁月，阿姨眼睛里泛着光：“那时候大家可有理想了”。但她紧接着语气一转：“但是啊，我们当年这些政治的东西，都是年轻人头脑发热。你看看香港，年轻人有什么好闹的呢？整天都关心政治，别的什么都不做，像话吗？我跟我女儿就说，没事别掺和这些政治的事情。”

一腔热血和低调犬儒──短短的一段对话，这位中年阿姨似乎同时赞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其实，每当文革的历史记忆成为话题，这类矛盾便时刻可见。

但它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近日围绕文革的争议。上周，微信朋友圈流出消息：中国即将出台的新初中二年级历史教科书中，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有所删节，且不再单独设课，而是和文革之前的时代一起，合并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还有人发现，涉及文革定性的词汇有所改动，比如“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变作“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等等。

这一改动刺激了知识分子群体。一家香港传媒在广州采访中学生的视频报导，更叫人生气：在节目中，一位女生认为，减少讨论文革可以让中国历史“更加完美”，而另一位男生则觉得，已经发生的历史“有它的意义”，既然教科书已经修改，便按照它的样子去学就好了。

在这则报导下，不少留言指责中国教育“洗脑”。然而，撇开学生面对镜头是否敢于“说真话”的问题，这次教科书修订，恰恰不应该理解为“文革平反”或“篡改历史”——因为它不是压制，也不是修改，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在流出的新教科书目录中，与“缩减文革”相对应的，是原先的“改革开放”一课被扩展成了两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为什么在“弱化”文革教学的同时，改革开放篇幅又双倍扩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也许，我们应该首先回到这次修订教科书的直接背景。

中央集权的“部编本”教科书，意识形态大杂烩

要拆解这层矛盾，首先需要理解的是，这次修改的教科书，是还未定稿的新“部编本”送审稿。其背后，是中国教材与基础教育重新中央集权的“部编化”。

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向下放权的教育体制改革。这类改革，一方面是将高考制度灵活化——各省采取不同的考试形式和分数体系，比如有些是考前申报志愿，有些是考后，有些采取文理分科，有些采取更专门化的“X科”制度，考生在高考只专注一门专业科目；另一方面，则是放松教材控制——允许地方按照国家级教纲自行组织编订教材，只需经过统一审核即可以投入使用。于是，在19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地方省市版本教材——如“苏教版”、“粤教版”、“岳麓版”等进入教学。

与教育改革同时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放松、转型。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由先前的“阶级”和“革命”逐渐转向“文明”、“文化”、“中华民族崛起”的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叙事。而这种变化也随着教材的“多元竞争”，在历史课本上有所反映。如一线历史教师常常会说“岳麓版”教科书更倾向“文明史观”，即将历史理解为文明进程与兴衰；而统编的“人教版”就更贴近正统意识形态叙事，比如会更为坚持斯大林时代发明的“历史阶段论”，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以不同阶级的斗争矛盾判断历史事件。

不过，各地教材混用的情况，到了2012年成为一大问题。在严抓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之前地方教材的各类问题——如编写中的疏漏错误、较为混乱的编排，意识形态强度不够等等，都被中央批评。政府随即将教材编写权力收归中央，2012年开始，推动中小学“三科”——即历史、政治、语文教材的全新版本编定。

然而，“诸侯时代”的许多新编写思路延续到了新版的统编教材中。尽管在新时代，强调“红色基因”是一大特色，但其背后，其实是将几种主流叙事混合起来：一是冷战后的现代化文明史观，将历史视为各个文明向现代化迈进的线性道路；二是民族史观，将近代中国历史理解为遭到殖民威胁，不断反抗并最终在中共领导下获得胜利的历史；三是传统文化观，课本中加入大量“传统文化”内容，强调不同朝代创造了如何辉煌的文明成果。举例而言，传统中共史观讲授春秋到战国的变化，会强调那是“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区别在于经济基础——土地所有制度由贵族土地所有制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生产关系由奴隶制变为自耕农体系。这些“考点”，在新教材中已几乎不复存在，这段时期的考点，也变为战国七雄、战争与混乱、百家争鸣。

于是，新版“部编本”课本可以说是过去二十多年的放权改革与新意识形态要求的中和之作——一锅多史观、多意识形态的“乱炖”。要说它是意识形态倒退或是“回到文革”，是一厢情愿的判断，因为从削减文革篇幅，褒扬改革开放的调整中固定下来的，是中国历史课堂教学过去二十年的某种句型：“文革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

“彻底告别革命”：中国教育如何讲授文革？

在中国内地的部分中学课堂中，文革历史教学其实很“地下”也很“开放”。
如何开放呢？具体而言，文革历史教育有两套语言，自由主义语言与强国主义语言。
自由主义的语言，可以参考前些年北京知名历史教师袁腾飞的教学。袁是海淀区资深历史教师，还参与过教材编写工作。但是他成名的直接原因，是他在网上发布公开课视频，其中大谈毛时代的野史“黑材料”。他的讲课视频在网上流行甚广，也因此被左派批判为诋毁毛泽东。之后袁退出体制，并最终在2017年被网络安全部门打压，微博被封。

袁腾飞的故事说明，在2010年之前，历史教师中间公开持有不同于官方观点的，不在少数。事实上，只要视频不上网，中国有无数关上教室窗户谈论文革黑暗面的教师。“关起门来讲野史”非常普遍。这多少是因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对文革历史有极强的敏感与焦虑。批判乃至全面否定文革，对他们来说，是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况且在课堂上这样讨论，风险并不高。中学远非大学，学生“举报”很少，校方也没有太多介入的兴趣。

在这样的“开放”讨论中，蕴藏着彻底反对毛时代的叙事。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仅彻底否定文革，还要否定中共建政的历史。1980年代之后流行的“告别革命论”在其中作用很大：文革中迫害了很多人，造成了社会大动乱，为什么？因为毛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革命。所以，自由主义论述的最终指向，是否认中共政权革命上台这件事本身。这在官方看来，无疑是倒向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

而民族主义的论述，则是进一步拆分毛时代三十年的历史，分为“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在这套论述中，前十七年的建政、三大改造、工业化、巩固调整，除开大跃进和三年饥荒，都属于道路正确，而文革则是突然间打乱了原先“蓬勃向上”的强国计划。如一名持亲政府立场的好友曾对我所说：“我觉得，要是没有文革就好了，一直一心搞建设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我们不能完全把以上这两套叙事看作是彼此对立排斥的内容，因为它们常常共享同样的语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苦难”；民族主义青年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就不会那么积贫积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社会秩序瓦解，就连国家主席也被批斗，知青下乡毁了一代人”；民族主义青年则说：“社会秩序瓦解，人们整天吃不饱，大好青年下放了农村而没有为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这两套文革叙事，其实在历史教学与记忆中同时存在，相互支持，当然也颇有冲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警惕民族主义，担心这种趋向会造成因言获罪式的“文革重演”，人们不能持有独立的思想；民族主义者则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会扰乱秩序，造成街头政治式的“文革重演”，阻碍强国进程。

然而，两者的内在冲突，却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共识——文革不能重来。尽管对文革的定义略有不同，对文革“害处”的判断也有出入，对“文革重来”的具体恐惧也不尽相同，但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大体上都同意这样一种主张：社会需要稳定和发展，未来的变化需要由改革而非革命实现。

但同样是“告别革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面对文革的心态却又不同。于前者，文革是一场梦魇，需要不断警惕、防范、阻止，所以“记住文革”和“反思文革”尤为重要；于后者，文革是国家富强路上的一个阻碍，它本来不应该存在——“要是没有文革就好了”，这不正是广州学生在镜头前的话吗？“让历史更加完美”。

我们不都希望文革彻底过去再也不回来吗？假如民族主义者这样问，自由主义者是无法不点头的。但自由主义希望保留作为幽灵的文革，民族主义希望彻底翻过历史上难处理的这页。终于，告别革命的共识之上区分出了新的胜负：“别谈文革了”，民族主义者大声说，我们谈谈“艰辛探索和建设成就”吧。

从决议到遗忘

既然官方教学方向已经转向淡化文革、弱化文革历史，民间便一定会出现反弹的声音：“我们偏偏要记住文革，官方教育不反思，我们就用民间的语言和力量反思”。

这固然是好事。从来，历史都不会彻底被官方所垄断。家庭、媒体、朋友，非正式的历史传承方式始终有缝隙。再不济，中学教师们仍然会关上窗，借用课堂时间，跟学生们叙说“十年浩劫”。何况今天民族主义叙事的胜利，足以将自由主义的文革叙事变成“地下正统”。愈是官方不希望说，民间就愈希望说，而这么说的人，也容易因为“异端”身份而跻身真理行列。

可是这也意味着，论述文革的框架很可能将以对抗的形式，继续在1978年之后的某种“共识”中打转。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两套反文革叙事，其叙事结构都不远离1981年6月27日邓小平主导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这份决议定下了“否定文革”的共识。

齐泽克说过一个笑话：工厂里的干部怀疑一个工人盗窃，但他每天都推着一辆空手推车离开工厂，大家查不到他偷了什么。后来有一天人们恍然大悟：他偷的是手推车！《历史问题的决议》恰恰形成了这样一个效果——它是一本关于文革的剧本手册，定义了文革的时间、性质、主要人物、登场时间、戏码和台词，以致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常常要以《决议》为蓝本。于是，当历史教科书有所修改的传闻传出，一些自由主义者拾起《决议》，义愤填膺地说：“都有历史决议了，为什么不遵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决议而非研究报告，它的主要目的是形成政治共识，奠定邓时代的政治基础。到了今天，它的政治地位并未失效，只不过不再那么重要。但是，对于试图记住历史的人们来说，《决议》提供的仅仅是一份姿态。

针对文革表态，其实不难。事实上，要把长达十年（甚至在很多研究中可以长达二十年）的一个历史时段变成诸如“十年浩劫”一样简短有力的词汇，将历史从知识变成姿态似乎很有必要。其实，很少有同样长短如此复杂的历史时段，像文革一样被如此高密度压缩，标准化。比如整理口述史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年长者会将反右、三年饥荒、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统统混在一起。“那时候吃不饱饭，大家天天参与政治斗争，门口整天看到死人”。如果你追问下去，这些细节可能会漏洞百出，这是因为老人家经年之后，会把不愉快的历史全部错置，放到一起，打包封存。

这其实意味着，中国人对文革有一种松散的全民共识——通过学校、家庭，大多数中国人学习到的，是一套随时可以打包回家的，关于文革的姿态与身体反应：反对、否定、拒绝。这种反应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共享，今天的教科书修改，并没有颠覆这种共识为文革招魂，而是取道共识的民族主义一端。
可是，如火车上那位阿姨所示，文革历史与记忆可以充满矛盾，贯穿历史与现实。这样的亲历者感受，其实以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语言都无法完全概括，却真实、大众。文革这个概念包含了太多冲突的历史事件：有保守的建制镇压，有激进的下层造反，有无政府式不断革命，有宫墙背后的权谋斗争……但一旦我们不将这段历史作为姿态而是作为知识来了解，我们必然会迎面撞上极其错综复杂和沉重的历史材料——然而对今天人来说，这么重的材料，谁愿意作为知识而非姿态接触呢？而当它沉重得不可接触时，遗忘文革，想想改革的好，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又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严蔷，人类学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