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大飞：特朗普减企业税论述，经济学还是伪经济学？

最近美国一件很令人瞩目的事情，是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减税案强行闯关。这一减税案涉及方面众多，但核心内容是降低美国企业税税率。按照共和党方面的说辞，企业税下降能够触发“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通过吸引外资创造就业，从而惠及劳工，甚至政府财政收入还不必因此减少，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毫不奇怪的是，这些来自美国右翼的宣传在中文圈里亦被广泛传播。微信朋友圈内猛然冒出了多篇十万加文章，基本都是在鹦鹉学舌般重复“涓滴经济学”的几句口号。但实际上，只要对企业税涉及的经济学原理有所认识，马上就能知道这些说法的荒唐所在。本文试图简单介绍这些基本原理，供读者参考，疏漏之处望读者不吝指出。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有何看法？

对于这类政策问题要做出靠谱的判断，最保险的办法是了解一下有关领域主流专家的看法。

按照民调，这次税改在美国民众中支持率仅达三成，其不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的增税。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为有钱人减税，自己并不会得到好处。民众的这一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主流经济学家对这次税改几乎一边倒的反对。

今年5月和11月，观点偏右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就着共和党提出的税改效果说法，向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分别询问了立场从左到右均有涵盖的37名和38名经济学家。第一次的问题B是本次税改是否能够“自负盈亏”（即税率降低后税收总额并不减少），第二次问题B是税改是否会显著增加联邦赤字。结果是，第一次仅有两人表示相信税改可能自负盈亏，第二次则除一人表示不能确定之外，其余人均认定一定会大大增加联邦赤字。而事后，这三人又都说明自己其实和其他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只是对题目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是右派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大本营，他们不可能故意利用问卷为右派的经济政策找麻烦，只能认为这一结果代表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一致看法。

为了显示这一减税案的种种说辞并非欺骗世人，共和党方面找到137名“经济学家”给国会联名上书支持减税案。这137人中到底有多少能算是“经济学家”，则迅速遭到质疑，比如有一个签名者叫John P. Eleazarian，自称是“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的“经济学家”，但这个头衔任何人只要缴纳会费都能够获得。媒体进一步调查发现，此人实为加州一名前律师，后来因为伪造签名和其他司法文件坐牢六个月，并被剥夺律师资格。这封“经济学家”联名信居然让这样的名字出现，可见它的严肃程度。

同时，美国财务部发表了的确有九名正牌的知名经济学家署名的另一封文件支持减税，联署者包括曾是特朗普（川普）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John Taylor和Glenn Hubbard。这封信声称，有学术研究表明降低企业税对美国长期GDP水平贡献能达到3%，且通过十年就能实现，平均每年实现0.3%。

针对此信，哈佛大学两名曾在奥巴马（欧巴马）政府中任职的经济学家Jason Furman和Lawrence Summers（哈佛大学前校长）写了公开信，指出他们引用的几项研究完全不包含、也不能推出“十年内长期GDP水平增长3%”的有关结论。实际上按那几项研究的看法，减税案十年内对GDP的贡献可能只有这一数值的十分之一。这还不提这几项研究是专门挑选出来的，结论对减税较为有利的研究。

可笑的是，之后这几名挺减税案的经济学家写了回信，竟然矢口否认说过那句明明白纸黑字写在给财政部公开信中的话。他们声称，自己说的3%仅仅是“长期”的数字，至于长期到底是多长，并未发表看法。

在此之后，保守派研究税收问题的智库“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又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支持共和党减税案能够大大促进增长的一系列结论。但这一智库连自己得出这一结论所使用的模型和推理细节都不肯公布，一些经济学家考察了这些结果后发现，税务基金会的计算过程几乎一定存在严重问题，例如针对减税案不同部分对经济的影响使用完全不同、互相矛盾的假设，其目的只能是凑出他们所需要的数字。

从这一系列事件看来，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对这次减税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完全不靠谱。

减税吸引投资，税收反增？

“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是减税派的口头禅。一篇中文圈内流传甚广又格外荒唐的文章《评美国大规模减税：这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就以这样的自问自答开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真会减少吗？答案当然是No”。 往下看去，果然又是拉弗曲线的“法宝”。这一法宝概念上很好理解：先得有人投资办了企业才可能收得上企业税。税率太高，就没人愿来投资，反而收不上多少钱。税率降低一些，来投资的人多了，收上来的钱反而会更多。

然而，就算理论上此事有可能成立，那也是以原先税率很高的情况而言。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税率要高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拉弗曲线的拐点，造成下降一点后财政收入会不降反增？以及，美国现在的企业税税率是否已经高到这一足以严重阻碍投资的拐点？

按照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这一数值和资本供给的产出弹性有关。这一弹性是指总产出随资本总量变化而变化的比例。如果资本总量增加1%能够使总产出增加0.5%，则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不难理解，资本的产出弹性越高，意味着资本供给对经济越重要，为保证资本供应充足，资本税（在一定情况下可看作近似企业税）就必须定得越低，拉弗曲线的拐点也越容易达到。

利用最基本的Cobb–Douglas生产模型，在开放市场小经济体的Ramsey模型假设下，资本税的拉弗曲线拐点很容易计算，数值正好等于“1与资本产出弹性之差”。根据一般采用的数字，美国资本产出弹性约为30%，所以拉弗曲线拐点应在70%左右。在这一数值之下，不可能出现减税总财政收入反而增加的效应。

目前美国企业税最高名义税率为39%，抱怨这一税率实在太高、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是保守派的口头禅。但就算这一税率也远远没达到拉弗曲线的拐点。而且这只是最高档的名义税率数值，其实美国企业由于享受各种税务减免等原因，真正缴纳的平均有效税率仅为20%左右，和拉弗曲线拐点几乎存在数量级的差别。

当然，Cobb Douglas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概念模型，并不能完全描述复杂经济体的各种细节。但这种简单计算已经提醒我们，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拉弗曲线拐点比在这一简化模型下显示的要低得多，否则以拉弗曲线为论据是没有意义的。

Ramsey模型，“涓滴效应”的经济学基础？

公平的说，拉弗曲线的问题本身并不表明减企业税一定不会惠及劳工。按照右翼经济学所谓“涓滴效应”的说法，企业税表面上看是企业买单，大部分最终被转嫁到劳工身上。按照经济学的行话，这是说劳工承担了企业税的“实质负担”（tax incidence）。所以给企业减税，最终等于给劳工减税。就算财政收入减少，那也是进了劳工的口袋。

决定税收的“实质负担”确实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有人就认为向比尔盖茨这种从事了很多慈善事业的大富翁多征税，盖茨本人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反正他不必也不可能因此节衣缩食——但他拿来做慈善的钱，比如帮助非洲艾滋病患者的捐款就会减少。所以向比尔盖茨征税，实质负担没准落在非洲艾滋患者身上。是否的确如此，需要针对具体情境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制定对社会最有利的政策。

企业税的实质负担到底落在哪里？对此有两种相反理论。为了讨论便于展开，我们先把企业税看成类似对资本通过生产获得的回报的征税。

第一种理论被称为“Harberger模型”。基本假设是企业处在封闭经济体之内。正因为“封闭”，所以资本供给恒定，既无法移出，也没有外部资本可以进入。对资本回报收税后，因资本总量并不因此减少，所以劳工供应不会出现相对过剩。按供需关系原则，劳工工资不会下降。唯一下降的是资本税后回报。此时企业税全部落在资本拥有者身上，劳工不承担任何实质负担。

第二种理论被称为“Ramsey模型”。这一模型讨论的情况是：企业处在完全开放的全球市场中的一个小型经济体内。因为市场完全开放，资本可以不受限制的跨越国境移进移出，“小经济体”则指其内部的情况对全球市场影响小到可忽略不计。在这一假设下，全球市场的平衡状态是各国资本税后回报率全部等同。因为如果某国税后回报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资本就会从其他国家流入该国。在这种假设下，某个小经济体降低企业税，吸引外部资本涌入追求利润后，会造成该国劳动力相对稀缺，各企业为了竞争不得不提高劳工工资。劳工工资上升又抵消了资本回报，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资本回报重新下降到全球水平为止。这种情况下，税率改变（并重新达到平衡态）后，资本回报不变，发生变化的是资本总量和劳工工资。此时资本税完全由劳工实质负担，对资本减税就等于对劳工减税。

Ramsey模型是减税鼓吹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一个更合理、体面版本的“拉弗曲线”。

降低企业税，零和博弈的比烂游戏

不过，Ramsey模型的第一个问题是，该模型描述的实为零和博弈：小经济体减税后，其资本供给的增加并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是来自开放市场中其他经济体的资本外逃。所以就算该小经济体中的劳工通过“涓滴效应”获得了一点好处，硬币的另一面是其他经济体中的劳工的利益受损。毕竟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追求利润，劳动者却有国境线阻挡，无法自由迁徙寻找工作机会。所以当资本受他国低税率吸引出走后，本地就会出现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会使得当地劳工工资下降。

只不过按照此模型的假设，因减税而赚到便宜的经济体体量很小，所以对其他经济体劳工造成的损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已。

但这种思路存在一个天然问题：既然如此，所谓“小经济体”也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执行减税政策的经济体资本总量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必须小到忽略不计，“我搞了减税，你就不能再搞”。否则，哪怕市场全部由小经济体组成，只要大家一起执行同等减税政策，那就会彼此抵消，各处资本总量保持不变，劳工一分钱也没有多挣，但资本税后回报率增加，所有的好处全部被资本持有者获得——就和Harberger模型所描述的完全一样。

这类降低企业税的政策常被称为“比烂游戏”（race to the bottom）：你没降我降了，我能从你那里偷到一点便宜，然后你只好也降，降到和我一样低，谁也没得到好处，只好降得更低好抢到一些好处。这样大家比着降，互相降，都没赢，生产并不会增加，资本富了，税收少了，国家能用于长期投资和帮助中产和底层公民能力降低，受损的是大部分公民。

所以哪怕美国情况真的符合Ramsey模型，通过降低企业税能获得该模型所描述的好处，也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和灯塔。因为，如果大家一起照此办理，这些“好处”只有资本能够拿到，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就会彼此抵消，得不偿失。

如果真的从Ramsey模型能得出什么普适性的结论的话，那倒是该由世界主要经济体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企业利用避税天堂自肥的行径。其实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奥巴马政府正是如此办理的。

美国是小经济体吗？

哪怕为了利己不在乎损人，Ramsey模型应用到美国也有本质困难。因为美国显而易见的不满足“完全开放市场中的小经济体”这一条件。国际资本的流动并没有那么自由，如果只考虑其流动相对自由的部分（约等于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一家独大，所占市场份额约四成多。从这一点看，美国倒是更接近“封闭经济体”的情况。美国通过减税造成资本税后回报上升，吸引外国资本涌入后，考虑到美国的巨大体量，会造成全球市场其他部分资本相对稀缺，显著拉高全球资本（税后）回报总体水平，反过来又导致最终流入美国的资本总量显著小于小经济体的情况。

此时降低资本回报税率的好处，仅有一部分能被美国劳工（通过增加的工资）获得。其他的好处到了哪里呢？一部分到了本国资本手中，还有一部分落到了其他国资本手中——因为全球整体的资本税后回报率均得到了提升。美国劳工可能通过“涓滴效应”分到一点点好处，而美国之外的劳工就成了净输家。但同时，对美国劳工而言，因为政府税收减少，会危及各类对劳工有益的公共项目，所以一来一去，真正能够赚到什么的，最多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事情还有一个有趣之处。特朗普政府执行的孤立主义政策，本身架空了Ramsey模型要求的“开放市场”条件。想让美国的情况更加接近Ramsey模型的前提，中国资本的加入是必不可少的。但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资的并购采取高度敌视的态度，相比之前，批准的难度大大增加。这种做法有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义暂且不论，这么做了之后还想用Ramsey模型谈论企业减税，劳工获益，属于自打耳光。

Ramsey模型中的税是企业税吗？

这个问题看似显然。Ramsey模型中的税指的是对资本生产的回报收税，企业税是对企业利润收税，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吗？但仔细考察一下就知道并非如此。Ramsey模型本身是高度简化的，其中的资本回报来自于生产，并会随资本供给的增加，发生税前回报率或利润率下降的现象。

但在现实中，企业利润很大程度不符合这一条件。

有些企业利润来自品牌价值：例如，消费者认准苹果这一品牌，所以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并不随手机行业涌入的资本总量出现明显下降。

还有的企业利润来自寻租。专利权是个典型例子。某项技术哪怕是非常容易被重复实现，只要一家企业拥有专利，就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享受垄断和定价权。这样带来的企业利润也很难通过资本进入市场而降低。

这方面另一个对美国很重要的例子是房地产资本。理论上讲，在美国纽约、旧金山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区，寸土寸金，住房紧缺，外来资本进入后可以建房盖楼，增加供应，降低房地产资本回报（房租）。但种族隔离时代延续至今的一大遗产是：美国对住宅建设执行严格的规划政策，有钱也不能随意盖房。所以这些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很大部分实为寻租收益。

正因为这类利润不符合Ramsey模型前提，对其减税，好处实实在在的落在资本手里，并无法涓滴到劳工阶层。

“劳工”又是谁？

“企业减税，劳工受益”的“涓滴效应”说法还有一层问题值得考察：“劳工”到底指什么人？

按照人们在生活中对这个词的使用，容易一提到劳工就想到工厂里流水线前忙碌的工人、建筑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汉子等等。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劳工（labor）其实指“劳工收入”，即一切通过出卖体力脑力获得，而不是靠拥有资本获得的回报。因此，获取劳工收入的群体并不只有中下层工人。例如华尔街，硅谷的高薪白领们也属于劳工，甚至大公司的CEO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算成劳工收入，所以这些人有时被称为“打工皇帝”。

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工”之中也有极大的贫富之分。就算Ramsey模型所述的“涓滴”效应真的出现，又到底能涓滴到哪一部分“劳工”身上呢？一个合理的假设是：不同劳工工资上涨的比例大致相同。

假设硅谷年收入20万元的高薪白领和沃尔玛年收入两万元的底层员工，因为“涓滴”效应工资均出现2%的增长，则前者工资增长幅度为每年4000元，底层员工则仅有400元。所以从绝对数值看，涓滴下来的钱集中在高薪人士那里。

别忘了，这点“涓滴”效应是靠减税获得的。减税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危及低收入人口的公共福利——比如前面所说的沃尔玛底层员工。

这样看来，所谓的“涓滴”效应的说法根本属于误导。实际发生的是：减少用来帮助低收入人口的资金，“涓滴”到劳工贵族手中。这是不折不扣的劫贫济富。

更别说哪怕是工资同比例上涨的涓滴也难以实现。毕竟外来资本即便进入，也一定集中在美国的若干优势行业——如软件、金融、教育业。这些优势行业高度集中在美国几大城市——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等等。要想进一步“涓滴”到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中下层工人，需要这些工人向工作机会多、劳工稀缺地区迁徙移民。可惜迁徙不自由不仅仅存在于国境线两侧，也存在于美国一国之内。像前面说过的，作为种族隔离制度一大遗产的美式规划方式让住房供给极难增加，形成有工作的地方住不起，住得起的地方没工作的窘境。这些年实际出现的人口流动趋势，其实是底层劳工因为房价问题不得不从劳工稀缺地区向工作稀缺（但有住房）地区反向流动。

这类结构性问题不解决，谈何“涓滴”呢?

“涓滴”：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不够了解，大谈“涓滴”者也刻意回避的：“涓滴”的具体过程如何发生？是否今天美国一降企业税，下个月国际产业资本就用巨轮装着各种机器运进美国，大量招工开始生产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玫瑰色，而是一个漫长和相当痛苦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Paul Krugman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外资流入美国指的是在美国的投资超过美国国民储蓄的过程。换句话说，这和美国贸易赤字增加是一回事——到这里，事情已经和特朗普通过减少贸易赤字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有关承诺矛盾。这不在本文考虑范围之内。但是，要让资本流入数量之大，能造成接近共和党方面所吹嘘的效果（创造就业，惠及劳工），需要的贸易赤字将是巨额的，可能需要从现有的水平翻番。

如此巨额的贸易赤字到底靠什么引发？答案是美元升值。美元升值的原因不难理解：资本税降低提高美国资本回报，所以以美元计价的资本更加值钱，导致美元升值。为了让贸易赤字达到所要求的标准，美元升值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

所以这个过程将是痛苦的。美元升值会立刻导致美国产品和美国工业竞争能力降低、美国工人失业。这和Ramsey模型预言的资本涌入后劳动力出现稀缺，工人工资上升正好相反，但二者并无矛盾。Ramsey模型说的是平衡态达到之后的情景，而这里讨论的是达到平衡态的过程。

在理性市场预期假设下，美元汇率将升到偏离长期平衡点足够多的数值，以至于购入美元资本后由减税带来的长期回报提高的好处，刚好被偏高的汇率所抵消。美元偏高后，外部资本受价格信号刺激开始进入美国，随着投资总量的增加，投资回报降低，美元随之贬值，但美元的贬值又反过来抑制了价格信号的强度和外来资本流入速度。所以达到Ramsey模型所预言的平衡态是缓慢的、速度指数下降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速度在一定的假设下可以简单估算。按照Krugman估算的结果，其速度可表达为：与新平衡点的距离每年约缩短6%。按这一速度，走完全部过程的三分之二约需要十五六年。

谁的GDP？

前面说过，支持共和党减税案者声称降低企业税能够有效增加GDP：十年内能让GDP长期水平上升3%。这一说法除了有Furman和Summers两名经济学家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问题外，沃顿商学院独立计算的结果是，10年内GDP能够增加的仅有0.3%至0.8%，基本属于背景噪音的强度。

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GDP本身并不是衡量减税政策得失的合理标准。比如这一指标不体现劳工与资本、穷人与富人间的分配问题，不管他们各自得失而强行加在一起。而就算我们赞同把亿万富翁的钱从名义上平均给沃尔玛职员，造成“美国人都很有钱”的错觉，GDP仍然不是正确的指标。

原因是在美国的资本有很大一部分实为外国人持有。所以GDP将这些人所获得的资本回报一并考虑在内。如果将这部分外国人获益排除，则相当于改用国民收入——GNI——为指标。

而减税政策对GNI的影响可能和对GDP影响完全不同。按照Krugman的估计，减税很可能会降低GNI水平——因为现有的海外投资者向美国缴纳税款数额会随之减少。

GDP和GNI之别看似抽象，其实对那些有减税引资“成功经验”的国家来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爱尔兰是一个典型的“小型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把降低企业税、招徕海外各大公司前来避税，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策略。1980年代后期以来，爱尔兰确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被誉为“凯尔特之虎”。08年经济危机对爱尔兰经济打击极其沉重，在英国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帮助下，直到2014年开始才有所恢复。

从GDP数字看来，爱尔兰的经济成就极其惊人，似乎说明爱尔兰通过减企业税的确赚到了便宜：

但是，这些好处很大部分只在纸面上存在。各大企业为了避税，在爱尔兰开设皮包分公司或皮包总部，利用会计技巧和税法漏洞把大量利润算在爱尔兰，而不是真正设立实体开展生产。所以爱尔兰的GDP与GNI区别很大。下图显示，一般国家GDP与GNI比值约为1，而爱尔兰这一比值则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泡沫期飙升到滑稽的120%。这一例子提醒我们，用GDP变化衡量降低企业税政策的得失，会有相当误导。

世上不只有私人投资

对于减企业税的好处，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说法是：为企业减税了，企业会拿多出来的利润扩大投资。毕竟有投资才有经济增长，所以就算一时得不到好处，从长远、动态来看还是好的。毕竟蛋糕大了就好分，哪怕穷人劳工分的比例变小了，将来能从一个大蛋糕上分到的总量也会更多。

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极其显然的问题：所谓投资并不仅有私人投资一种形式，政府收了税不等于这笔钱会凭空消失，而是很大一部分用来进行了公共投资（或称社会投资）。公共投资同样能带来经济增长。所以该比较的，不是有私人投资和没有私人投资的高下，而是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的效率高低。

为何公共投资效率一定不如私人投资，市场至上主义的理由常常只有一条：公共投资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一定浪费严重，而私人投资是花自己的钱，当然会精打细算。

但是这类粗糙的经济学早已被现代主流经济学从逻辑和实证多方面证伪。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领域均需要具体讨论公共和私人投资的各自优势和最佳比例，并不存在什么显而易见和一刀切的原则。的确很多情况下私人投资优于公共投资，但公共投入在很多方面又是极为必要的。

大家熟悉的例子是教育领域，如果没有税金支持的公共教育系统，很少有人会主动出钱供穷人家的孩子上学。穷人家的孩子能免费受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有莫大的好处。另外，也没有迹象表明，私人在教育上的投资真能做到高度理性的精打细算。在中国，父母花钱把孩子送进欺世盗名的各种“学堂”，例子比比皆是，轻者耽误前途，重则孩子受到严重虐待。

公共投资不可缺少的领域非常之多。基础设施、基础科研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公共福利项目也完全可以看作一种重要的投资：穷人流离失所的社会不但不美好，而且难以保持稳定。另外政府还可以在市场大规模失灵时进行介入。08年经济危机后，正是因为政府救市和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才有了后面的复苏。

而由于把持议会的共和党一向对政府持高度敌视态度，美国在公共投资方面严重不足，例如基础设施陈旧失修，公共交通除了少数大城市外几乎不存在。

这些问题早就威胁到美国经济的长远前景。以损害公共投资能力为大企业减税，才是真正的杀鸡取卵。

富人减税，就能促进投资？

近年来经济学界越来越多讨论的一点是，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和全世界均陷入了“零利率陷阱”（又称“流动性陷阱”）和“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窘境。大致来说，这是一种由于需求严重不足导致无人愿意投资，并阻碍需求增加的怪圈。在一般情况下，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经济走出停滞状态，办法是通过增发货币购入国债，造成债券利率降低，于是借钱投资比起把钱攥在手拿低利息更具吸引力。但在“零利率陷阱”情况下，即便国债利息降到零，人们仍然没有明显的投资欲望。实际上，08年经济危机后美联储几次量化宽松刺激经济，使得美国货币总发行量成倍增长，但投资力度仍然一蹶不振，天文数字的美元存在银行却没人拿来进行有效投资和经济扩张。当然，这不是说量化宽松本身是无效的，因为量化宽松制止了更加可怕的通货紧缩陷阱，但很显然，这些货币政策不足以让美国经济充分复苏。

在零利率陷阱的现实下，共和党这次减税的说辞显得更加荒唐。比如共和党的涓滴理论认为，公司（和有钱人）会把减税得到的钱拿来从事投资造成经济扩张、增长率提高。还有人专门提到，对美国公司海外利润免税，就能使这些公司把这些利润拿回国内再投资制造就业。但即使不减税，美国各大公司，尤其是科技类公司，现在手头就持有巨额现金，而并未用于扩张。联储几次量化宽松更是为市场注入了天文数字的货币，但哪怕利率超低，也没见到大公司从银行借出这笔钱进行投资。

这一点又和美国公司海外利润问题有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所谓海外利润，有大量并不是在海外货真价实的进行生产获得，而仅是通过做帐实现的而已。举例而言，一种常用的办法是在避税天堂例如卢森堡、开曼群岛等地注册分公司，让分公司持有大量专利，而真正运行的公司其他部分如果要使用这些专利，就必须支付高额的“专利费”，如此这般计算下来，帐面上看持有专利的分公司有巨额利润，公司其他部分则几乎没有利润甚至亏损──因为“专利费用”让成本虚高。对于这种避税行为，不完善法律进行打击，只是指望通过“减税”或者对海外利润免税，鼓励大公司将这笔钱运回美国投资，只是天方夜谭。不说别的，一个技术细节是：如果这些公司真的需要钱来投资，就算不能直接把“海外资本”运回国，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批资本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苹果公司是个典型的例子。苹果在海外避税天堂囤积的现金总量高达2500亿美元，这笔巨额现金当然不来自苹果在那几处避税港真实产生的利润，仅仅是通过会计技巧做帐的结果。因此按照《金融时报》的计算，苹果公司从这次税改中获利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470亿美元。相比之下，共和党推说花钱太多迟迟不肯批准的儿童健保拨款每年费用仅为100亿美元。另一方面，尽管苹果把巨额资金囤积在美国以外，但此事一点也不影响苹果在美国的投资。苹果总裁库克本人承认：他们在美国国内投资时可以靠低利率贷款。这种贷款以苹果海外资产为担保，贷款利息仍然是免税的。所以从扩大私人投资角度来讲，通过免税促使苹果公司将海外资产搬运回国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效果就是苹果通过分红和回购股票把红利分给股东。

因此，面对私人机构明明手头有钱（还是天文数字的钱）但仍然不肯投资的“零利率陷阱”，再提什么给富人减税能促进投资的涓滴经济学，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出面进行公共投资，例如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系统等等。这些投资一方面本身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增加需求，使得经济走出零利率陷阱恢复增长。共和党先是给大公司减税，然后借口赤字太高削减政府投资，对美国将造成巨大伤害。

共和党税改，不过是金钱政治

税收本身的确是经济学中相当复杂的话题之一，但具体到共和党这次税改，涉及到的经济学却并不复杂。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完全不可能解释此次税改到底能达到何种战略目的。从选举政治来看，也无法理解为何共和党要如此急切的推进这样一项高度不受欢迎的政策。只有从金钱政治的角度，才能理顺这次事件的逻辑：共和党减税案的目的，只是要劫贫济富，给自己的金主们送钱罢了。不止一位共和党议员早就承认，金主们一直在施压如果减税案不过，就不会再给钱。如今减税案在参院过关，离成为法律只剩一步之遥，共和党的大员们大概松了一口气，政治捐款又能源源不断的涌入，支持他们进行下一桩劫贫济富的交易。

（北大飞，数学博士，华尔街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