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霁函：公开被性侵经历却拒报警，吕丽瑶错了吗？

今年10月，好莱坞金牌制片人Harvey Weinstein被揭过去三十年来性侵多名女星，在网络引发全球 #metoo浪潮：社会各界的性侵幸存者，纷纷以#metoo为标签，公开自己遭性侵的经历。日前，这股怒火延烧至香港——有香港“栏后”之称的跨栏运动员吕丽瑶，凌晨在脸书发文，指自己在14、15岁时遭前任教练性侵。她在文中表示，希望借此唤起社会对儿童性侵犯的关注。

一石激起千层浪。翌日，香港体育界机构、议员、官员，相继对事件表态，支持吕丽瑶勇敢剖白，又呼吁其他受害人站出来报警。特首林郑月娥甚至亲自致电警务处处长，责成他跟进事件。

正当舆论看似迅速站边，一面倒支持吕丽瑶之时，网络上很快又出现相反的声音——不少网民开始批评她不愿报警的做法，认为此举对怀疑施害者不公。

当吕丽瑶鼓终于起勇气站出来公开事件，却面对如此多质疑的声音，我们不禁要问：性侵幸存者究竟要做到哪一步，才不再被谴责？公开经历而选择不报警，是否是不妥的做法，背后又存在什么影响因素？而当官员、机构一面倒为吕丽瑶大派温情鼓励、呼吁受害人站出来时，我们是否被转移焦点，忘记了社会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改革处理性侵案件机制的问题？

不报警的背后，有一群性侵共谋者

吕丽瑶公开被性侵经历，可她为什么不报警？“名校Secret”的脸书页面上，就刊出不少网民的批评，其中一名网民表示：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性侵，但不报警时，这个男人实际上已被人格谋杀，因为没有法庭审判的机会，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个男人做过性侵行为。于是，网民得出结论：当性侵受害人公开经历，但不报警、不上法庭，是不公义的做法。

这里有两个指控：一、公开被性侵经历，令被指控者被社会言论人格谋杀；二、受害人必须报警，让双方获得公平审讯的机会，才是公义。

首先我们要厘清，这两个指控，是站在“性侵事实未被认定”的角度所提出的。这就不难回答了：倘若所公开的性侵行为其实并无发生，被指控的“侵害者”可透过控告对方诽谤，而证明自己的清白。倘若所公开经历为事实，那么，受害人报警与否，从来都是她个人的选择自由。有网民批评吕的做法，导致舆论公审嫌疑人教练，可必须注意的是，吕丽瑶从来没有公开侵害者的姓名。对嫌疑人未审先判并追踪“起底”，甚至上门拍照的，其实是部分媒体及网民。

吕丽瑶选择不报警。一个值得处理的问题是：即使相信她的经历，不少人都对她不报警的做法感到困惑：为什么？这种困惑，显示出大众并不了解性侵受害人所面对的困境。

根据妇女团体调查数字，香港不足一成性侵受害人选择报警。这种“哑忍”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当一个性侵受害人选择站出来，公开被性侵的经历时，她第一时间面对什么？谴责受害人的社会舆论。让我们看看，像吕丽瑶这样，事业受到不少市民认可、形象阳光正面的女性公民，在获得官员、议员、体坛一面倒支持的情况下，还会面对什么负面舆论吗？请打开“连登”论坛，上面已出现这样的讨论帖：“吕丽瑶圈内都知道系体育界公厕，但只要系女人就会有傻仔帮佢护航”。（编按：香港部分网民用“公厕”借喻“滥交女性”）

“公厕”论又出现了，企图打破受害人的“完美”形象。“公厕”论式的社会舆论背后，正是性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男性若性经验丰富，是会被肯定甚至赞美的；但女性若性经验丰富，便被辱为“公厕”、“鸡”。社会落后的性别文化，要求女性对性无知，以及不渴求性。

于是，每当出现怀疑性侵个案时，只要将受害女性打成“公厕”，仿佛就能够正当化性侵的犯罪行为。运用这套落后性别文化的论者，通常有这样一种跳跃式的不合理逻辑：既然是“公厕”，即是对性很“随便”，即是来者不拒，得出结论即是“不会被性侵”。

然而，“随便”的定义含糊不清，亦从不必然是一种贬低；退一步而言，即使符合“随便”的定义，女性亦有权对任何人、在性行为的任何阶段说“不”，这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性自主权，无论她是否“随便”。

除了以“公厕”污名化女性、合理化性侵以外，谴责受害人者，还会批评受害人的各种反应：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立即告知家长、老师、警方？为什么此后仍和这个教练每年过生日？“连登”上不乏这样对吕丽瑶的质疑。

他们选择不去“看见”受害人的心理状态。“风雨兰”总干事王秀容在访问里指出，当发生熟人性侵事件，受害人难以相信对侵害者的信任在瞬间被破坏。她们会尝试保持生活一切如常，包括继续与施害者相处，令自己淡化痛苦经历。这是常见的创伤后反应。性侵是一种巨大的创伤，当伤口仍在滴血，不是人人都愿意站出来对全世界公布，“我被性侵了。”

无论受害人解释多少次，因为害怕、因为缺乏性教育、因为权力关系不对等、因为不想令双方关系发生改变、因为想说服自己这不是性侵以此好过一些……无论一个又一个的受害人，千次百次诉说这些令人心痛的原因，无论女权主义者、各种人权机构花费多少精力撰文做演讲，但谴责受害人的舆论者，永远在此时，坚执地认为，当时不反抗，事后不立即举报，就代表受害者当时是默许性侵者的行为。

而某些媒体，亦乐于附和大众谴责受害人的凉薄。多少强奸案报导，藉新闻之名，大字标题，将受害人最隐私的痛苦细节，制成人血馒头，供看客嗜血。“处女”、“一夜情”、“诬告”、“很痛”……有多少媒体在刻意制造惹人遐想的内容，甚至不惜将辩方律师的盘问写成报导封面——“被男友问及是否处女，于是自称强奸，诬陷被告”，令读者误以为是事实。

当质疑、谴责性侵受害人言论成社会风气，一次又一次令受害人们万箭穿心，而一些媒体更不时利用公器，将这些箭狠狠贯穿受害人时，试问我们凭什么要求她／他们站出来，报警、上庭、面对公众、面对传媒？当吕丽瑶站出来公开自己的遭遇，希望唤起公众对儿童性侵的关注，换来的却是网民质疑她不继续走司法程序的动机，批评她此举对嫌疑人不公平，将网络和媒体引导大众舆论对嫌疑人的公审，扣到她的头上。

当一切事与愿违地失焦，挺身而出的可能受害人反被舆论审判时，是所有说出凉薄之言的人，是所有煽风点火利用她人之痛的媒体，帮助社会中存在的施害者完成性侵的尾声，那就是让以后想站出来的受害人噤声。

被轻视的司法程序二次伤害

面对“不报警令双方无法获得公平审讯”的指责，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司法程序，并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必然实现公义的途径。洪雪莲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经验研究：社区回应与“二度创伤”研究报告》中指出，司法系统会为性暴力受害人带来“二度创伤”，包括律政署是否决定起诉、法庭审理过程、能否定罪等。

从落口供，到等待上庭，到申请屏风，到法庭接受盘问……每一个环节，都是对受害人的考验。大多数性侵受害人只是普通人，不像吕丽瑶的个案，能够获得如此多社会关注，去对司法程序造成施压。根据洪雪莲教授的报告，有警员在接获报案时，以劝退性言语，不鼓励性侵受害人报案，包括告诉她们“要上庭作供”、“告得入的几率好低”等。还有警员反过来质疑受害人，比如问她是否因喜欢侵犯者而没有即时报警等。

至于上庭环节，大众可能未必知道，受害人要在法庭面对公众的目光并复述被性侵遭遇，其实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创伤。性侵与其他类型案件不同，在于性侵造成的伤害极为巨大，不止身体，还有心理。大律师黄瑞红就在一个访问中，将性侵类比为酷刑案件，指出要走司法程序，就必须事无巨细复述被性侵过程，这对受害人而言，是极大的二次伤害。不是人人都能撑得过这种再度被折磨的司法过程，2013年的英国，就有一名17岁少女在第一日上庭后，因无法忍受10名被告的律师交叉盘问，企图自杀。

据笔者了解，有性侵受害人曾因申请屏风作供被拒，无法承受公众压力，而选择不上庭，令被告得以轻判。香港的妇女团体多年来为性侵受害人争取法庭保障，包括争取申请屏风作遮挡的权利，以及透过电视直播作供的权利，可惜香港法律改革的进程，却如迟暮老人般缓慢。

上述的司法程序二次伤害，只是冰山一角。吕丽瑶作为名人，可能未必面对这些警员、司法人员的怠慢姿态。然而，她若报警，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是性侵从来较难入罪。这是因为它的“密室”特性：施害者通常在隐蔽、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实行犯罪。现代技术固然能利用DNA检验，将罪犯绳之于法；然而更多时候，是受害人没有即时报警，或即使报警，也未必有足够证据证明性侵事实——尤其是没有以阳具进行插入式性行为的情况。非礼、猥亵，没有第三方在场，如何证实？

如果吕丽瑶报警，这种多年前发生在侵犯者家中的猥亵行为，能否入罪，具争议性。大律师陆伟雄认为，性侵案定罪门槛不低，时间相隔较久，物理证据可能减少，事主的记忆亦可能模糊。而黄瑞红大律师则指出，法庭通常理解儿童性侵受害人时隔多年才报警，而受害人自身就是最强证据，他们所能给出的坚实、具体的口供，能有助于将侵犯者入罪。总而言之，吕丽瑶个案入罪，存在一定未知之数。可是，上庭若控告不成，被法庭裁定对方无罪，即使或许只是代表证据不足、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但在外界看来，便已是司法审判结果宣告，被告性侵不成立。受害人要承受这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因为司法程序，并非万能，尤其在性侵罪行的判定上。

当司法程序对受害人带来诸多二次伤害，甚至基于犯罪的性质，难以保证达到真正的公义时，循司法程序去处理性侵事件，可能反而困住了性侵受害者，为她们本已兵荒马乱的心理状态，再添伤痛。

是否走司法途径处理事件，受害人应有其选择的权利。网民想给嫌疑人教练一个公平审讯的机会，为何不去谴责、制止对教练的追击，给予空间教练考虑是否循司法途径证明自己清白，而反过头要求可能的性侵受害人，踏入极有可能再次伤害她的司法程序？苛求可能的受害人去为可能的侵害者着想，只怕是社会对性侵受害人的又一压迫。

赞美和敦促报警之声，遮盖了什么？

吕丽瑶事件一出，特首林郑月娥很快表态，赞扬她敢于挺身而出，又希望事主向警方提供更多信息。她又表示，现时已有一套制度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

特首带头，附和体坛机构、官员言论，只懂赞美吕丽瑶的勇敢，甚至不断呼吁她报警，提供更多线索。然而，社会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受害人是否挺身而出，不是受害人有否报警，而是处理儿童性侵案件的机制，以及儿童性教育的问题。这个真正的焦点，被一片赞美和敦促报警之声遮盖了。

儿童性侵问题，首先要关注的是校园性侵的处理机制。不像台湾2003年出台《性别平等教育法》，为学校处理校园性侵的机制提供法源根据，香港没有一套专门的法例，规范校园性侵处理机制，只靠学校自律。（注一）其次，在处理机制上，教育局指出，《条例》没有为学校“合理可行的措施”作定义，这须视乎不同个案而定。而台湾《性平法》，则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每间学校必须设立性别平等委员会，负责处理校园性侵个案，而且条例订明，学校调查处理校园性侵害等事件时，应“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及答辩之机会……当事人及检举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识身分之资料，除有调查之必要或基于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应予保密”，以保障双方权益。

然而在现时香港，整个校园性侵的处理框架仍被置于“虐待儿童”范畴之下。社署有《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并非法律，也没有特别针对校园性侵提出处理机制，而将其笼统包括在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的程序指引下。性侵个案，性质与其他虐待儿童个案显然不同，若只用“虐待儿童”而缺乏性别意识的视角一并看待处理，恐怕徒增二次伤害。

着眼儿童性侵，还应关注性教育。香港的性教育课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去衡量教学成果是否达标。1997年《学校性教育指引》，末部仅列出数十条问题，让学校自行评估性教育成效。这份20年前的教育指引，并没有再更新过。

而精英的教育制度，只看重升学成绩，并不愿让出时间给性教育。大部分学校，没有将性教育作为独立科目，而将性教育内容融入其他学科，例如通识课，甚至在早会中进行。即使在挤出来的时间里进行性教育，教师自身所拥有的训练，又令人担忧。2015年，香港青年协会调查访问的582名中小学教师中，有四成教师认为自己“不掌握教导有关恋爱和性的知识及技巧”。

这些问题，特首不知道吗？我想聪明如她，只是很清楚：一个赞美、鼓励受害人“挺身而出”的表态，比起实实在在检讨整个处理儿童性侵机制、儿童性教育问题，来得更加轻巧。

（林霁函，自由撰稿人）

注一：《性别歧视条例》，算是稍微触碰到校园性侵的法例，但首先它处理的是属民事性质的性骚扰问题；虽然同一行为可能同时涉及刑事同民事罪行，但《条例》只可追究民事责任，令受害人少了一个寻求公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