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长沙——敢为人先的过去，规划底下的未来

2017年，长沙。

从长沙高铁站坐地铁到酒店，时间刚好12点。前台说房间还在打扫中，要多等15分钟。我想，那就先去吃饭再回来吧。

一个人去旅行的最大问题，我认为是吃饭。那些什么地方名菜推介，通常都已变成高级食店招牌菜，问题是你总难以一个人走去餐馆叫个北京填鸭来吃。这问题在中国大陆特别难解决，因为平常一个人吃饭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连锁快餐店，但中国大陆的中式连锁快餐仍然未算成行成市，反而肯德基却总有一间在附近，但旅行又没理由餐餐肯德基。

从酒店出来，看到一间“凤凰姑娘湘西鱼粉”，很明显是本地的连锁店，正好让我解决午饭问题。我点了个苗家酸辣鱼粉套餐，没有考究湖南的苗族人是否真的吃这种东西，反正可以让我以吃湖南菜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天天吃辣就可以。不到三分钟，服务员便叫了我的号码。我拿着汤粉回到座位，一坐下来，才留意到这小店正在播放一首我相当熟悉、以反叛为题的广东歌。

“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我在长沙和武汉留了八日，听到《海阔天空》两次。这是第一次。

博物馆的“正史”

两湖以开风气之先闻名，也就是挑战传统，动摇天地的地方。香港人习惯听的革命故事都是孙中山在广东的活动，事实上广东的确对中国近代历次开放都有很关键的作用。但两湖的故事，香港人就比较少留意了。从张之洞的新政到武昌开始的辛亥革命；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到北伐时期的秋收起义，两湖都是敢为天下先的地方。来到长沙和武汉，主要目的当然是看历史。意料之外的是，此行让我想得更多的，是未来。

我的第一站是长沙博物馆。中国近年有股文化场馆热，很多城市都广建音乐厅、歌剧院，还有盖新的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正在重建，想去也去不了。还好长沙博物馆的新馆已在数年前建成，还我一个看“正史”的机会。

我说“正史”，是因为博物馆从来都是一个政治场域。什么题目该设立博物馆，内里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都涉及身份认同和传承，后面当然都是政治。近年中国各地大力投资建博物馆，当然也是为了争取话语权，让各省市诉说当地历史是如何的源远流长，值得当地人引以为傲。乐观一点看，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最起码假如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都有能力很专业地说一个自家的历史故事，本身就已经是对大一统史观的挑战。例如近年新建的广东省博物馆就详细讨论广东海外侨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对中原中心的史观已是一种潜在的颠覆。

新的长沙博物馆是一个连同音乐厅和市图书馆一起建成的文化区。整个地方的设计有如外星殖民地，各个场馆形状如不规则的立方体，布置于区内各处。这个文化区原来是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我眼中的三尖八角据称代表了湖南人刚直硬朗的性格，只是我不懂得欣赏罢了。

博物馆的主要内容是古代历史，特别是从西汉开始历朝历代出现过的长沙国，展品多是从各考古地点出土的青铜器。今时今日中国的博物馆策展已十分专业，记得20年前我还是大学生时去看中国的博物馆，基本上都只是一列列的玻璃柜。现在的博物馆已很懂得利用颜色、灯光以至空间布局和模拟实景来营造气氛，而这次到湖南和湖北的博物馆，发现他们又再进一步，学会了用声音来做布景，并安排一些只有站在特定位置才听得到的解说词，十分专业。

我最感兴趣的，是近代历史的部分。展览把重心放在湖南人如何开风气之先，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浪潮当中站在前列。展览由在长沙出生的曾国藩说起，再说到湘军、左宗棠、刘坤一和洋务运动，然后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时务学堂和《湘报》，以及当中的代表人物。当中最为人熟悉的是另一位长沙人谭嗣同。他曾被征召入京成为变法时期的“军机四卿”，变法失败后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人称“戊戌六君子”。展览特别造了一个谭嗣同的狱中塑像，并在墙上投影出他的《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大概就是慷慨就义的典范吧。

来到辛亥革命，展览特别强调长沙是首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地方。不过说到湖南的革命家，焦点还是落在湖南人毛泽东身上，特别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后来的秋收起义、农村土地改革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等等。回到1927年，处于早期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受国民党清党的打击，转为走农民武装革命的路线。由毛泽东所领导的一路民兵，正是在进攻长沙失败之后，带着剩下不足一千人和七百支枪从湖南走上井冈山的。

两湖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惜香港中学取消必修中史科后，新一代大多没有机会学到北伐、联俄容共、宁汉分裂等历史。我觉得认识这段历史对今天的香港人有一定作用，我们可以痛恨中共对香港的管治，但你越不满就越要明白它是从哪里来、它的体制基因是怎么样的。不尝试有系统地去明白你的对手，则再多的争吵也不过是发泄，谈不上是反抗。

说到中共，博物馆的策展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中立观点可言，凡是中共相关的一定是要歌功颂德，凡是中共的敌人就要口诛笔伐。展览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夕大火，还做了短片和模型介绍。文夕大火是抗日战争的惨痛段落，蒋介石要动用焦土政策对抗日军，然而因为通讯和部处失误，国军在日军尚未来到、民众尚未撤离时便放火焚城，死亡者数以万计，历史文物近乎全毁。我不敢低估文夕大火对长沙带来的破坏，但是这件事情由中共说出来，用意明显是要批评国军的失误，却让我感到十分不舒服。我脑袋里总有一把声音缠绕：到你把长春围城纪念馆盖好了再回来和我说。

长沙博物馆的历史故事，以国共内战时国军将领联名“起义”，解放军进长沙城，长沙和平解放而结束。这似乎是中国各地历史博物馆的常态，都是远古的不妨多说，近代的开始从略，到了建国后的则近乎不提。就算要说也只限于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建设，之后一下子就跳到改革开放了。例如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可以有专题展示出土蓟州文物，也有一比一大小的毛泽东塑像放在一个开国大典的场景中，不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什么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全部都当作没有发生过。

长沙的未来

有过去，没现在，那么未来又如何呢？要看未来，我们得参观另一种现在在中国十分流行的展览馆：城市规划展示馆。长沙城市规划展示馆刚好就开设在长沙博物馆的下层，实行在同一座建筑物中诉说长沙的过去和未来。

展示馆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比半个篮球场还要大一点的“沙盘展示”，简单说就是一个巨型的长沙市模型，用来标示各项计划进行的城市建设。类似的模型在中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展示馆都有，最有名的是上海和北京的模型。长沙的模型后面还配上大银幕，每隔一时间播放短片，配合模型上面闪烁的灯光作介绍。

短片的内容坦白说我已不大记得，因为都是各式各样的口号，配上模拟未来伟大建设的电脑动画，还有澎湃激昂振奋人心的背景音乐。我发觉通常在这个时候，看英文字幕会比听中文解说容易理解，因为中文解说所用的语言已完全嵌入了官式语言当中，很难听得明白，但英文字幕则被迫要把那些很虚空的口号的真正意义翻译出来。最起码，如果我不是看英文字幕的话，我是不会记得“两型社会”是指“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毕竟这些符号距离我的日常生活也太远了。

再空洞的符号也会有其意义，毕竟人类社会就是由符号建构出来的。短片中的那些高大空的口号，每一个都有其目的，每一个都是为了合理化一些实际上会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具体措施。我在美国时曾经认识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各地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年轻学者，在她眼中这些展馆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场表演。

回到刚才历史博物馆的讨论，建国头三十年的历史固然要隐藏，但之后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却必须大书特书，因为这段时期各种非凡的城市建设成就，正正就是当前中共管治认受性的来源。任何政权都要面对认受的问题，单靠高压维稳不能长治久安，而这些城市规划展示馆正好能成为歌颂中共统治的教堂，让民众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现在发展形势大好，而且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

不过和历史博物馆一样，在城市规划展示馆当中也可看到中央与地方的两种视角，在各种落实中央政策的口号以外还可以见到在地的特色，成为另一种的颠覆。既然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高民众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来宣扬管治认受，则无可避免有时也要说一下这个城市比其他的中国城市优胜或最起码不同的地方，为大一统以外的中国想像留一扇窗。

对于长沙来说，近年最大的自豪就是湖南卫视，或俗称的“芒果台”了。从《超级女声》开始，湖南卫视带起了一个又一个电视娱乐的热潮，成为其他电视频道的抄袭对象，也算是现代版的“开风气之先”。展示馆很自豪地用了一整个展厅来介绍湖南卫视的各个人气节目，而在整个展示馆的入口，还找了一个湖南卫视的年轻主持录了一段湖南话饶舌表演作为欢迎词。这一点点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尽管卑微，却可敬。

“和谐征收，阳光征收”

从展示馆走出来，我发觉他们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兴建这个馆，因为整个长沙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展示馆，每个街角都强迫你直视“中国速度”的城市发展。博物馆群所设的文化区是“北辰三角州”发展区的一部分。北辰实业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国有企业，长沙的“北辰三角州”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开发项目。连同四周的酒店、商场和住宅发展，加起来大约有200公顷，即超过10个香港维园的面积。从文化区的正门往外望，全都是建筑工地和摩天大楼，和文化区本身的外太空建筑风格竟然没有半点不协调。

说到市中心的摩天大楼，有两座玻璃幕墙的商业大厦最近刚刚建成，到年底便会入伙。项目的名称是长沙国际金融中心，楼高95层，是湖南最高的建筑物。我走近建筑地盘，看到围板上一个熟悉的标志，下面是用繁体字写上的“九龙仓 始创于一八八六年”。对啊，别忘记香港资本同样在中国大陆大举投资，长沙国金是九龙仓在五座以国金为名的大楼之一。中国城市发展迅速，港资当然也会想分一杯羹。回想在香港弄得满城风雨的中港矛盾，在这个毛泽东的故乡，我坚持相信阶级之别是决定性的因素。

长沙国金的地盘大约有整个湾仔会展新旧翼加起来那么大。在市中心能够有这么大片的土地可供发展，后面肯定是一场影响甚广的拆迁工程。在城市规划展示馆的介绍短片中，我特别留意到一句“坚持棚改”之类的口号。棚改的意思就是棚户区改造，放在市区，就等于市区重建了。在长沙城内各处，都很容易见到棚改的地段，因这些地方面向主要道路的一边都是被围起来的，上面贴上各种标语：

“棚改大势不可阻挡 久拖不搬害人害己”

“依法征收 以情征收 和谐征收 阳光征收”

“阳光操作 彰显公开、公平、公正”

“高额奖励趁早拿 拖到裁决损失大”

“征收政策不会变 决定时间不会变 及早签约得实惠”

“平安和谐始于心 依法征收践于行”

“拆迁政策有法度 自作聪明要吃亏”

看政府宣传语句，通常都要反过来阅读。例如宣传语句越要强调和谐，就代表了现在的情况不太和谐。这些棚改标语当中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合法合理，二是要求受影响者尽快迁出。这两点是棚改项目的重大问题不难理解，世界各地面对的情况也差不多，差异在于问题的来源和处理方式。在香港，十多年来的市区重建争议让我们意识到赔偿只是问题的第一层，后面涉及在旧区内多年生活所建立的社区网络，以及所得到的工作机会和当地相对低廉的生活开支。这些都不是一次过的现金赔偿可以解决的，因此更多时候会听到“楼换楼、舖换舖”和“原区安置”的诉求。

然而在我回顾有关长沙棚改的文献时，却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中国政府正在推动“货币化安置”，而长沙在这方面的进展领先，被称为“长沙经验”，获中央政府肯定向全国推广。直接用金钱来赔偿，好处是站在受影响者来说相对灵活，收到赔偿后可以自己选择新房的大小和位置，又或留下多少作生活开支甚至分给儿女。负面来看，香港的经验显示重建后该区楼价会大幅上升，拿到的赔偿不足以在原区找到同样的单位。不过在内地却出现另一种讨论：新建单位空置太多，处处都是鬼城，政府又不敢刺破楼市泡沫，以现金赔偿的方式鼓励受拆迁影响的居民去买房，据称可以帮助开发商“去库存”。

网上介绍棚改的其中一个样版社区，是位于市中心的太平街。这条位处长沙历史最久远地段的老街，已经翻新为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成为游客必到的景点，两旁都是卖长沙小食的舖面。我走到太平街的南面入口，看见旁边有一幅三层楼高的白色高墙，表面上看似是入口广场的装饰。但是这幅墙太高也太洁白了，我忍不住走到高墙的尽头窥看后面是什么。原来是一座快要被拆迁的民房，上面挂满了红底黄字的拆迁标语。不是说好要“阳光征收”的吗？为何把人家的阳光都挡住呢？对于从南面入口走进太平街的游人来说，他们能看到的只有这幅高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太平”。对啊，只要不去看，天下真的很太平。我忽然想起了在博物馆内被批判为彻底摧毁长沙旧城的那场“文夕大火”。

岳麓书院与钱穆

长沙依湘江而建，旧城在湘江的东面，江上是有个巨型少年毛泽东头像的橘子洲，西面则有好几所重点高等院校，包括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中南大学。我乘巴士到了湖南大学的正门，下车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所大学竟然没有闸门！多数内地大学的布局都有围墙，大门都有一个石牌坊，上面刻上大学的名字，下面则有保安检查进校人园的证件。对于一些重点的大学例如北京大学，近年来保安更是越来越严格。湖南大学却不一样，完全融入在城市当中，可以从四方八面随便进出。这样一来，我就对湖南大学充满好感了。大学从来应该属于社区的。

当然，我相信这个安排是出于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大学的正中央有一个国家级的旅游景点，有太多的游客每天进出，客观上没可能把校园围起来。这个景点的名字是岳麓书院，可以说是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始于北宋，至今已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所以湖南大学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持续运作最为悠久的高等院校。岳麓书院是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年代对“四大书院”的说法不一，唯独岳麓书院必然是诸家共举。

岳麓书院不难找，我跟着在拍毕业团体照的学生走就是了。湖南大学的学生相当幸福，在校内就有一家千年书院当他们的毕业团体照的布景。他们也很善于利用这个布景，把拍照变成角色扮演大赛。在我遇到的毕业生当中，男的有穿汉服和中山装的，女的有穿短旗袍和民初校服的，一起在书院的正门摆出各种造型拍照留念。相对于香港大学生的啤啤熊道具，还是湖南的学生幸福啊。

来到岳麓书院的正殿，又看到另一个奇怪场面。一名身穿黑色古装的年轻人在讲堂的中间，前面是十多位穿上粉蓝色古装的小朋友，似乎是在学习古时拜师的时候该如何行鞠躬礼。我最感兴趣的是，围绕着这班小朋友的数十名家长，拿着手机用尽所有可能的角度拍照。当有某位小朋友做不好姿势时，还有家长会走进去把孩子的手扶正。相对于香港的那些什么拉丁舞班或奥数比赛，在一所千年学府学习如何拜师才是终极小学面试履历，谁想到这个创收项目的应该重重打赏。

除了这些奇怪场面之外，岳麓书院也有一些很值得一看的展览。既为古代“四大书院”，政府很合适地在旁边盖了一座“中国书院博物馆”，介绍古代书院文化，例如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历史，还有考科举的故事，以及书院的祭祀功能。展览的结束语强调书院是中华文化承传和创新的地方，而且正在复兴之中，各地有志之士有很大贡献。而在这段结束语的旁边，则是国学大师钱穆的照片和新亚书院的校徽，下面的解说是：“新亚书院为钱穆先生等于1949年在香港创立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我看到博物馆竟以这样的一块展版作结，随即惊叹一句：这个策展人十分大胆！

在中国说钱穆这个名字和1949这个年份，已经挑战了一个很大的禁忌。钱穆成立新亚书院的背景，正正是毛泽东在1949年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当中批评他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所以他才来到香港，然后才有新亚书院。在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高举钱穆，其颠覆性更为激烈。从岳麓书院的东口向东走二百米就是东方红广场，上面的毛泽东像就是湖南大学的正中心；从西口向西走一百五十米就是爱晚亭，是毛泽东年轻时和同仁议论时政的地方；再走远一点，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北面，是毛泽东创立的首个革命组织新民学会的旧址。湖南是毛泽东的地界，湖南大学一带和他相关的红色旅游景点有很多，这所博物馆却偏偏要在结束语抬高钱穆，勇气可嘉。

革命家的墓碑

爱晚亭位于岳麓书院后面的岳麓山，而岳麓山则是长沙最重要的风景区之一，据说秋天看枫叶十分漂亮。现在是夏天，没有枫叶，却不减我登山的兴致。想登山，是想看另一位湖南名人：黄兴。要说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在香港较少人会谈到黄兴的角色。黄兴是华兴会的创立人，多次亲自带队起义，辛亥革命时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是湖南人，死后就埋在岳麓山上。

同在岳麓山上的，还有许许多多早年革命义士的墓园。例如云南护国军的蔡锷将军，只当了九天中华民国湖南都督便被杀害的焦达峰，还有许许多多革命家的墓碑，好像是刘道一、禹之谟、陈作新等人，都在岳麓山上。两湖敢于天下先的名号，是由他们所创立的。

黄兴在1916年的反袁称帝斗争后积劳成疾辞世，享年只有42岁。如果他能多活40年，他会看到什么？他能改变些什么？北伐、清党、长征、抗战、内战⋯⋯在他的眼中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在岳麓山上的一众先烈看到今日的中国，会赞叹中华民族终于雄立于世，还是会惊讶贪污滥权仍然在官场盛行？今天长沙最繁华的购物步行街就是黄兴路，入口还耸立了一座黄兴像，每天看着少男少女在街上排队吃臭豆腐，他会唏嘘吗？还是会欣慰呢？

有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两湖地段既然以敢为人先而闻名，则除非成为毛泽东本人，否则就算爬得再高也必然会被中央政权视之为麻烦。站在黄兴像的脚下，我想起湖南人宋教仁，湖南人刘少奇，和湖南人胡耀邦。

还有，湖南人李旺阳。

（梁启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