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丁学良：记忆挣扎之中的一部证言——辨读李振盛《红色新闻兵》

李振盛的这套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摄影集（以下简称《本集》），我是好几年前在美国教育界和媒体界人士的讨论圈里最先获悉的，当时就很高兴它即将问世。因为我从1988–1989学年起就常规地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大学里教授中国文革课程，需要这类摄影图片作辅助教材。此前一直用的摄影集是杨克林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1966–1976）》（以下简称《杨集》）。《杨集》是收录了很多人拍摄的照片外加少数图画，按十个主题分类，名之以“分馆”，用意是当时虽然不能够在中国内地建立真墙实物的文革博物馆，先建立一个印刷物的文革博物馆，为未来建立真正的博物馆做些准备。

红色新闻兵

作者/摄影：李振盛

出版日期：2018/07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本集》收集的照片是李振盛本人的作品，时间跨度涵括了整个十年文革，还有文革前奏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和文革结束后不久对与文革有关的个别人士的处理。对于生活在21世纪初期的年轻人来说，拍照片已经变得像哼小曲吹口哨一样的容易了，人手一部手机，走到哪拍到哪，随手拍随手上网，我们这个世界每时每刻被无穷无尽的照片骚扰得不得安宁。

可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大陆，拍照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首先你得要有一部照相机，其价格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承担起的。我记得在我们那个文化重镇的大县城（当时全县人口超过80万），整个文革期间，极少有人能够拥有一部照相机，否则不知要留下几多精彩镜头！县城里的居民每家四、五个人，每月三十多元的收入仅供糊口，节省下来一、两百元买一部照相机是近乎天方夜谭的幻想。李振盛在文革期间使用的几部照相机是他的单位提供的工作设备，所以他拥有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具备的第一项条件。第二项条件，是和文革期间的特殊政治气氛相关，即便你有一部照相机，你也不可以随意拍摄现场。红卫兵、造反派、解放军战士、群众专政大队队员会立马责问你：“你拍这些镜头干吗？谁批准你来拍照的？有介绍信吗？没有？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暗中指使，来拍这些照片干反革命勾当？说不定你是为外国特务机构拍照的？拿下来！”其后果不用细说，不是连人带相机被拖走关押审查，就是照相机遭没收、人被臭骂一顿撵走。李振盛能够在诸多现场拍照，是因为他的正式身份是“红色新闻兵”——是革命组织派他做这份革命工作的，是在履行革命任务。即便如此，据李本人回想，他当年刚开始拍照时，发现即使有《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证也不管用，红卫兵依旧会怀疑他是敌对方派来偷拍的人员，直到他发现那些带著红袖标的人拍照可以通行无阻，便设法取得了红袖标。

因此之故，李振盛就具有普通人不具备的诸多拍摄便利，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得不遵守那个年头的革命规矩。即便他能够到一些现场去拍照，也不等于他能够拍摄他想拍摄的所有场面，他更不能够自主跑到另一些场合去随意拍照。比如《本集》中仅有的武斗照片（第170–171页），就相当“平和”，比这残暴血腥许多倍的武斗场面在黑龙江省内一定有，然而他不可以去随意拍照。概言之，《本集》中的大多数照片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之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能够为文革留下的第一手记录，基本上是属于正规正当的摄影作品。这个基调必须讲明，该集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下“反动文艺作品”。

这么说，并不意味正规正当的摄影作品就不具有历史价值；杜修贤等官方摄影师为毛泽东周恩来拍的照片、杨绍明为邓小平拍的照片、随军记者为本国军队拍摄的照片，都属于正规正当的作品，都富有历史价值。若是有官方摄影师，把文革中江青津津有味地欣赏秘密进口的“海外反动、黄色电影”的现场照片发表出来，那就太精彩了！由于中国文革期间的真实场景照片不是很丰富，又由于这类照片后来被精心保留下来的更少，李振盛的拍摄作品聚焦在黑龙江省，就给后人留下一部省域文革的视觉编年简史。《本集》里那几幅枪毙群体的异常珍贵照片（第192-204页），早已经流传天下，成为经典之作，此处就不再细论。以下仅就《本集》中特别有滋有味、但其深层寓意并不一目了然的若干照片，做些释读，就像给非专业人士解释考古发掘资料一样。当然，我的释读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内涵之剥离；换一个释读者，他或她的特别经历及专业视角，也许会牵引出非常不一样的读法。

1966年初夏，文革从高层政治快速演变成街头群众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是首发阶段。《本集》第81页的改店名，反映的就是这类活动。这个老牌名店是哈尔滨市内最富俄罗斯特色的餐饮所在，原名 Madier，据说是从 Modern 化过来的，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它被改名成“反修饭店”，那是专门瞄准著苏联而发的。“老毛子”（这是黑龙江人对俄国人的长年俗称）在近代史上给中国造成过严重的伤害，同时也给东北尤其是哈尔滨带来过一些很好的文明要素。到了文革期间，这些统统都被纳入“修正主义”的箩筐。北京的革命群众在这一年更早的时段把苏联大使馆前面的路名改成“反修路”，皆出于一摸一样的革命智慧。大革命中改名字，并非始于中国的文革。法国大革命中把一年12个月份的名字都改变了，乃是前驱的作为。

《本集》第149页的新婚夫妇那幅是全摄影集里最富幽默感的，我颇为惊诧的是谁提出了那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因为文革期间中国城镇所有居民的家里都张贴著毛主席像，不论是客厅还是厨房还是卧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责问“你家卧室里贴毛主席像是大不敬，让伟大领袖看著你们在床上干那事？！”这样的场合。好几次遇到的，是另一种责问——乡下有些农民把毛主席像贴在牛棚大门口、猪圈外面，红卫兵或是下乡知识青年看见了，就会说他们一顿，让他们马上改正。还有是农民买搪瓷脸盆回家，由于太穷，脸盆也当著脚盆用，大人洗脚小孩洗屁股，而脸盆的底部或周边上有毛主席语录，这也是要提醒他们纠正的。那个时代毛像无处不在泛滥成灾，一旦发现有人把印有毛像的报纸或传单当手纸用，丢在茅坑里，往往就能引发一场“追查现行反革命事件”的小风暴，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为此而把肇事者判刑几年的案例并不罕见。

《本集》第87页和第161页上的潘复生，在全国文革的大舞台上，也是一个重要角色。据中国内地研究者卜伟华和石名岗的考证，在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中，只有三个没有在1966年文革发动早期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其中一个就是潘。他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及时单独出头造反，使黑龙江省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地区（1967年年初，早于上海市这个毛亲自关注的夺权样板），因为按照毛泽东“大联合、三结合”的指示，成立革委会必须有敢于造反的干部代表参与夺权，潘的风头一时无双。照片中的他正值跑红得意之关头，一直到1970年3月至6月期间，被周恩来多次严厉批评——说他拉一派打一派，搞得全省老是不得安宁为止。随后不久招致全省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对潘群起声讨、撤销职务、严格处理。文革中这样的“朝为座上客、夕成阶下囚”的人物层出不穷，潘是其中的领跑者之一。若是潘被批斗的照片也能找到，收入本集，那就更加有趣了。

《本集》第100页的照片，被批斗的走资派身后墙上悬挂的一排中央领导人的画像排列顺序，颇为奇怪。如上所述，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权力结构发生重要变更，刘少奇排名从第二降至第八，林彪从第六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排在他之后的是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书中的这副照片注明是1966年8月25日拍摄的，却依然是上述全会之前的七名常委排列顺序，完全置文革发起时刻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于不顾。这在文革时期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的变相反对！”对此，我的释读是，要么这副照片实际上拍摄于该年8月上旬之前，要么这个批斗会的场地是在一个非常偏僻闭塞的小地方，对几天前毛主席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没有及时领会。借用文革中红卫兵战歌的一套程序：“奇怪奇怪真奇怪，画像排列是妖怪！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本集》第236–243页上的连续照，是近乎于“不正规不正当”、也就是很容易给拍摄者带来大麻烦的作品（李振盛为保留这些资料也费尽心机），它们展现的场景比集子里的多数照片更惊心触目。欧阳湘的父亲欧阳钦是留学欧洲的，属于中共第一代革命家，由莫斯科派回中国的“国际派”要员之一，早在1926年就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部门负责人，其顶头上司是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军权构成党权核心的革命传统中，周当时的军权地位远在毛泽东之上。大概也多半是由于这个背景，欧阳钦后来的地位就相对下降。文革前他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发动后被周恩来保到北京，受到冲击不算太厉害。可是他的儿子却遭了殃，最终“被自杀”。翻看这几幅照片，我们可以得到的历史教育是：第一，欧阳湘在那样的公开场合下，因为呼喊革命口号，就能遭到如此这般活生生的折磨，嘴里被强塞进乱七八糟的东西。日后张志新被押上刑场枪决之前，为了不让她呼口号而生生割断了她的气管，也是同一个革命专政传统下合乎逻辑的结果；第二，“被自杀”并不是在周永康主持内地政法系统期间才频繁出现的，它早就被发明出来了，文革中的许多自杀案例，都应该纳入“被自杀”的范畴。

《本集》第168-169页上的“群丑图”（文革中最有名的“群丑图”参见《杨集》上册第218页），展示的是本集里多次出现的黑龙江省级主要领导人挨批斗的汇合场景。其它的照片上，这些领导人受公开侮辱和折磨的形象更为凸出（第105–112页）。翻到《本集》最后一部分第322–323页，照片展示的是该省主要领导人率众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的庄严场面，第一排的多位，也就是《本集》前些部分里挨批斗被侮辱受折磨的那些人。十年文革，以大规模地打倒过去的掌权干部亦即走资派为开端高潮（参阅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以过去的走资派又成片的变成掌权干部为收尾结局。这一头一尾所蕴含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可作剥洋葱式的层层梳理。最简单的，我们要问：这些干部对刚刚去世的毛泽东有何真实情感呢？他们内心里是在庆幸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还是悲痛欲绝？他们怎么看待毛主席平生两大政治作为之一（这是毛本人的总结）的文化大革命呢？他们将从中吸取何种教训？他们将怎样对待文革中奉命打倒他们的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呢？他们中间的有些同事会不会日后以文革的方法对付别人呢？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追索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从来没有中止；对这些问题的反馈应答也时时推陈出新。我们知道的包括：上述“群丑图”正中的任仲夷，后来被邓小平派到广东，与习仲勋等人一起，为广东乃至整个华南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后人缅怀的贡献；并多次告诫全社会，不要以文革式的思路和方法来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新毛病。也有详细的报导，靠著本书中的那几副照片作证，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时候，为“被自杀”的欧阳湘彻底平反。近几年来，汕头和成都郊区的民间小型文革博物馆被关闭了，内地中学教材里关于文革的章节被严加缩减及半遮掩了，清华大学曾经包含有大量文革内容的常规课程被删除了，英文出版物含有文革研究主题的部分进不了内地网络检索系统了……所有这一切，都令有关文革的文字和照片的严肃出版物更显得珍贵。当本书的读者翻到开头那幅张爱萍的题字时，应该明了：1988年3月，含有部分文革照片的《艰巨历程》影展作品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出席开幕式，接见李振盛并表彰说：“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萍于2001年1月得知国际上即将出版《红色新闻兵》摄影集，特地为李振盛题词。这样的事，眼下想都不敢想。

行文至此，想起不久前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在庆祝的“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不知道出场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是否真的了解这场中国近代第一波学生运动的深远意义？整整99年前，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随即影响到各地。自那以后，学生运动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演变过程中就扮演著一个特殊的角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风暴，便是突出的案例。今后的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这一系列相关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能够贡献出什么样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呢？

（丁学良，1984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哈佛本科生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