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消费中贫乏,没有角色的穷人

这是有史以来,穷人首度纯粹只是令人忧心和令人讨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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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工作极为重要。亲朋戚友相逢,多以“现在做什么工作”打开话题。这类问题把工作预设为常态,去判断一个人,端视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们给出的答案非稳定长工,而是随兴趣而活,短期工作以获取最近所需即止,则会招来发问者以至周围质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训指导,被指摘兴趣不能当饭吃。

现代意义下的工作已与工资报酬挂勾,我们习惯以一个人的工作来判断其生活意义,如果劳动不能换取工资酬劳,即属次等,鲍曼把之称作“工作伦理”——人不应满足现状,需要不断追求,工作乃是高贵道德,且是责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报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懒人,贫穷乃是穷人不够努力投身神圣工作之故。简言之,“工作伦理”指令人们不断工作,获取“对社会有用”的身份。

“工作伦理”不是自然而来,鲍曼指出这是由早期资本家所发明出来的产物。我们可以想像,在农业社会里,国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农耕者或工匠手艺人有自己的土地与空间,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与进度,从中获取工作意义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并没有意思。当历史转入工业社会,可耕之地变少,大型工厂取代手艺工活,人们唯有投身工厂工作。然而工厂工作乃是按别人定下的目标而行事,重复、不带情感且无意义。资本家开始抱怨那些向往自主的工人们厌恶规律,无法把工作做好,于是创造出“工作伦理”的观念——工作本身乃是神圣而高贵,重点不在于为何工作,而是能够工作。这个观念盛极至今,举个近一点的例子,这就好比今天社会几乎无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却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工作”,甚至为能够工作不至失业而额手称庆。

环顾我们的社会,固然不少人抱着“有所工作,生活有所意义”的想法,但这种把工作神圣化的观念已有所转变,很多人认为工作不过是赚取报酬的必要手段,无道德不道德,意义不意义可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使用酬劳所得来消费——消费才真正具有意义,是使人神圣之务。

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关键(这当然是商家有意为之)——像是“挽回消费者信心”、“刺激内需”、“消费作为经济支柱”这类的话语在每日新闻报导内不绝于耳。消费成为新式定义人们的标竿,但这不代表旧的工作标竿失去效力,由于“工作”能换得酬劳,有酬劳才得以“消费”,这二者共生揉合,成为鼓励人们继续为商家工作,为他们产品与服务付钞的无上律令,也界定了何谓“正常”——不只工作,我们还要有消费能力,方叫“对社会有用”。

“在满是生产者与普遍就业的社会里,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涯规划以消费选择为中心,而非集中于劳动、专业技能或工作的社会里,贫穷又是另一回事。”

以下摘自《工作、消费与新贫》,获“巨流图书公司”授权刊出。

《工作、消费与新贫》

出版时间:2003年01月

出版社: 巨流图书公司

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译者:王志弘

没有角色的穷人

至今为止,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也难怪,容我再次强调,因为任何秩序模式的实行,都是一种区隔的行为,造成社会现实的某些部分因不适当或不正常而资格不符,而将任何特殊存在方式提升为规范,便是把其他不同方式降格为低于标准或异常的类别。穷人正是“不宜”与“寻常”的最佳表征和典范。

每个我们已知道的社会对穷人都抱持着特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惧怕与讨厌,另一方面是怜悯与同情,两者不安地混杂在一起。两种成份都不可或缺。前者容许为了维护秩序而严酷处置穷人;后者强调身处标准之下者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使得那些遵循规范的人经受的一切痛苦,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纵有种种不是,穷人在复制社会秩序及保证遵从规范上,可说是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然而,每个社会都根据其特定的秩序及规范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构了穷人,并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释,发现不同的穷人用途,并发展出对付贫穷问题的不同策略。

前现代的欧洲,比起现代的承继者,更能发掘穷人的重要功能。在前现代天主教的欧洲里,穷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子民,是“神圣的存有之炼”中无可或缺的一环;穷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像其他万物一样,在现代的去神圣化或“除魅”(disenchanted)以前,各有意义与目的。穷人饱受苦难,这些折磨是对原罪的忏悔,也是救赎的保证。不过,比较幸运的人有责任援助和慰借这些受苦者,借着行善,也增添了施舍者本身得到救赎的份量。因此,穷人是上帝赐与众人的恩泽:如此才有机会自我牺牲,过着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过而得到上帝庇佑。我们几乎可以说,一个在彼世寻找俗世生命意义的社会,假使没有穷人的话,也得创造另一种个人救赎工具。

这种情形在“除魅”的世界里尤然,在这个世界里,过往的种种不会仅因其偶然地存在那里,便拥有存在的权利,过往的一切,都必须为其存在的权利提出正当合理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与前现代的欧洲相较,这个现代性的美丽新世界自行制定规则,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须纳入理性的审视,认为自身的权威没有限度,尤其排斥“死者权势大过生者”、传统权威、以及承继的传统知识或习俗。秩序和规范的计划,取代了神圣存有之炼的愿景。不同于被取代的愿景,秩序和规范乃是人类产物,这项设计要仰仗人类行动来执行——是有待制作或建造的事物,不是有待发现而后默默遵从的事物。如果传承而来的现实无法符合计划的秩序,那么出问题的是现实。

由此看来,穷人的存在便成了问题(所谓的“问题”是指某些事物造成不悦,从而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的意图)。穷人是秩序的威胁与阻碍;他们还公然违反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难:既然贫困不再是上帝的旨意,穷人就没有理由再谦卑感恩地接受命运,而过去穷人抱怨和反抗富人的种种理由,如今都可以归于他们遭受的剥削。另一方面,过去天主教的慈善伦理,如今成了无可忍受的重担,会耗尽国家财富。与不受幸运之神眷顾者分享财富,曾经是对彼世的明智投资,但这“并无道理可循”,更有违于此时此地、此世的商业原则。

除了上述两种威胁,第三个威胁也紧随而至:默默接受困苦,视之为天意的穷人,不会努力脱离困境,因此他们也无心于工厂工作,一旦他们早已习惯并视为“当然”的卑微需求得到了满足,便不愿再出卖劳力。工业社会初期的数十年间,一直苦于劳力短缺。听天由命的穷人,乃是企业主的梦魇:这些穷人对固定薪资的引诱无动于衷,也不认为在足够饱餐一天后,为何还要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工。这的确是恶性循环:不满于自身困境的穷人会引发反叛与革命;而与悲惨命运妥协的贫民,则会阻挠工业的进展。强迫穷人成为长期的工厂劳动力,似乎是解决恶性循环的良方。

因此,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预备军。就业、稳定的雇佣,以及让人无暇惹麻烦的工作,都成了规范,而贫穷则等同于失业——违反规范,属于异常。这种情形下,治疗贫穷,及早遏止进步的两大威胁的妙方,就是诱导穷人,必要时甚至强迫他们,接受工厂劳动的命运。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明显方法,当然就是剥夺穷人其他生计来源:不论多么令人厌恶、憎恨,都得接受提出的条件,否则便缩回一切援手。严格说来,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宣扬伦理责任已属多余;把穷人全都送入工厂劳动,并不是为了回应对穷人的道德冲动。尽管如此,工作伦理几乎还是普遍被认为是治疗贫穷、劳力不足,以及革命威胁这三种病症,有用甚至不可或缺的药方。工作伦理像是一层糖衣,把业主提供的难以下咽糕饼包裹起来。将苦工提升至道德责任的高贵层次,或许能够安抚那些辛勤劳动者的怨怒,同时也抚慰了驱策他们劳动者的道德良知。当然,工作伦理的选择渐趋简单,甚至是再明白与自然不过,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早已接受工作伦理,并据此看待自己的人生。

一名乞丐坐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街道。
一名乞丐坐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街道。

当时的开明观点多所分歧,有人视穷人为顽强不羁的待驯野兽,有人则是奉道德、良知和怜悯为圭臬,但在论及工作伦理时,各家意见趋于一致。因此,一方面洛克(John Locke)想出一套综合方案,拔除穷人天生具有的“放荡”和“怠懒”,亦即强迫穷人小孩在贫民学校里接受规律工作的职训,而大人就在纪律严明的贫民习艺所里,勉强裹腹,勉力工作,横遭体罚,皆属常态。另一方面,柴尔德(Josiah Child)则悲叹穷人“凄惨、可怜、病痛、虚弱又无用”的命运,他也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类对上天和自然的责任”。

这种视工作为“人类对上天的责任”的概念,迂回地让穷人置身贫穷这件事,烙上伦理印记。大家都认为,穷人会安于贫困,不愿努力赚取更多,因此薪资必须保持在勉强维生的地步,因此即使有了工作,穷人生活仍然仅能糊口,必须持续劳动才能保命。杨恩(Arthur Young)曾说:“除了白痴,每个人都知道一定要让下层人民继续过贫穷生活,否则永远不会勤勉”。当时学养丰富的经济学家,很快便估算出工资低廉时,“穷人便会较常劳动,实际上会过得更好”,胜过工资较高的情况,因为这时穷人会沈溺于安逸怠惰与放荡喧闹。

边沁(Jeremy Bentham)是身为现代智慧典范的改革家,胜过同时代任何思想家(他的构想为当时学人同声赞赏为“极为合理又富启发”);他更进一步,主张任何经济诱因都不是达到预期效果的可靠方法;采用纯粹高压手段,对付那些显然意志不坚或缺乏智力的穷人,比什么都有效。他提议设立五百间收容所,每间收容两千名“形成负担的穷人”,置于首长的持续监督以及绝对而不容分割的权威之下。根据计划,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大人、小孩,乞丐,未婚妈妈,不受教的学徒等“人类废物、垃圾”,都应该予以逮捕,强迫进入这些私人经营的强制劳动所,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有些自由主义者批评他,边沁愤怒地回应道:“反对——被妨害的自由。答覆——作坏事的自由。”边沁认为,那些穷人单凭其贫困处境,就已证明他们和顽童没啥两样,都不能享受自由。他们无法管好自己;必须接受管教。

洛克、杨恩及边沁等人身后,各家各派随之兴起,以探险未知大陆的大胆狂热,宣称逐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现代穷人哲学。如今,鲜少有人敢同样直言不讳地陈述这种哲学的道理,就算有人真的敢说,他们的主张也会引发抗议。然而,这种穷人哲学依据支撑了大部分涉及贫困者的公共政策;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在“不劳而获”的协助下糊口维生。如今,在连串反对“寄生虫”、“骗子”或“领救济金的毒虫”的风潮里,或是三令五申警告要求调薪的人,会有“因付出失业代价”的风险,都可以听到穷人哲学的强烈回响。尽管有许多反证,众人依然坚信贫穷的主因,一如以往,乃是违反了为生计而工作的普遍规范,解决贫穷之道便在于引导失业人口回归劳动市场,穷人哲学的冲击莫此为甚。在公共政策的民间传说里,唯有自身成为商品,劳动才有权利使用同样被商品化了的维生手段。

在表面上,今日的穷人依然保有早期新兴现代工业时代所分派的功能——劳动预备军。这项功能的指派,对那些“不积极工作”者的诚信抱以怀疑与猜忌,并且明白指出要“引导他们回归正途”,并恢复因逃避积极工作而破坏的秩序。然而,有个意想不到的阻碍,在于曾经试图掌握与清楚表述新兴工业时代的穷人哲学,已经丧失原先的效用,跟不上工业时代末期的新状况。穷人哲学曾经是创造秩序的作用者,如今却缓慢但确定地成为一种烟幕,遮蔽了穷人目前所处困境中各种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工作伦理诞生之际的使命,是揭露穷人担任劳动预备军的角色;而其身后的功用,却是担任掩护。

将今天的穷人转变为明日的劳工,过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道理。这润滑了奠基于工业之下的经济之轮,也顺利执行了“社会整合”的任务,亦即维持秩序与调节规范。这两种功能都不再适用于我们所谓的“晚期现代”后“后现代”,更遑论是这消费者社会了。学到了如何同时增加利润与产量,却减少劳力和成本后,现代经济已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对规范与一般“社会纪律”的遵从,大体上是透过商品市场的吸引与诱惑来确保,而非仰赖国家掌控的强制措施与全景监控机构网络城行的训练。不论在经济或政治上,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不需要多数成员通过工业劳动的石磨,便可以繁荣兴盛。就一切的实际意图与目的而论,穷人都不再是劳动预备军,而工作伦理的召唤也愈来愈含糊,脱离了今日的现实。

当代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消费者;生产者的角色属于次要而局部。为了达到社会规范,成为社会的完整成员,就必须立即而有效地回应消费者市场的诱惑;我们必须对于“消耗供给的需求”有所贡献,在经济危机时,也得成为“消费导向复甦”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阮囊羞涩、没有信用卡与美好前景的穷人做不来的。由此可知,现代穷人所违反,并因此使其成为“异常”的规范,并非就业的规范,而是消费能力或倾向的规范。最重要的是,现代穷人是“非消费者”,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是被界定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无法完成的最重要社会责任,便是担任消费市场提供之财货与服务的积极有效买家。在消费者社会的损益表上,穷人显然是负债,不必费力思索,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是目前或未来的资产。

因此这是有史以来,穷人首度纯粹只是令人忧心和令人讨厌的人。他们没有任何优点足以减轻、更不用说要弥补他们的缺点。他们没有任何贡献,能够用来交换纳税人的开销。他们是不良投资,不可能回偿,更别提能够带来任何利润;就像黑洞一般,吸走一切靠近的东西,除了可能有麻烦以外,吐不出任何一点渣。社会里高尚而正常的成员,也就是消费者,根本不想也不期望从穷人身上得到什么。穷人毫无用处。没人——没有任何真正算数、说话有人听的人——需要他们。对他们的容忍度是零。如果穷人把自己的帐篷烧毁,然后搬离,社会境况会更好。没有穷人,世界会更愉快。没有人需要穷人,因此大家都不要他们。因为没有人要,即使将之抛弃,也不会有太多悔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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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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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看结论,让人愤愤。前些日子讲座,德国同学问道:那些因自动化而失业的人们,我们怎样摆脱他们?
    在我看来,只有去和不去烦扰别人两种人。若我穷而安于贫困,一箪食一瓢水的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又何罪之有?

  2. 有史以來首度?不是自古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