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孝道、巨婴和精神分析：中国家庭该如何面对人性困局？

在反传统的路上，武志红是一个精神斗士。读完他的《巨婴国》，我脑海里浮现最多的画面是：

——父母/其他成人: 你要给我成为一个懂事的人。

——武: 你才不懂事，你全家都不懂事！听我说，你们都是巨婴！

武志红的观点，虽然在精神分析的包装下看似非常前卫新潮，但却时时宣泄出一种朴素的情感：我们天生爱自由，我们天生该独立，别粘我太近，给我点空间，不要拿家庭的道德绑架我们！

正是传达出的这种朴素情感，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不就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家庭吗！这不就是我自己的遭遇吗？终于有人把我读懂了，原来我们都是缠绕在一起的“巨婴”！

我无法否认武的许多观点，也很欣赏他别出心裁的比喻和生动用词。例如，他用“可控第三者”的概念来解读中国人喜欢从外部，而非内部去寻求掌控感的媒介——在饭局上逼别人跟你喝酒，在相亲时依赖父母，携带朋友，等等。但同时我也担心，他的这些生动比喻，是否有时过于夸张。

如果说每一个观点都是一副帮助你观察世界的眼镜，那么武志红的书更像是现实增强眼镜：其中丰富的比喻、故事性、道德感和情感宣泄，让整本书更像是一本现代寓言故事。

例如，他假设了人的心理成长有某种标准，以此来试图瓦解中国家庭的“懂事”概念。人际之间模糊的边界感，是婴儿的共生心理。在中国家庭里难解难分的关系，就是巨婴之间的病态黏连。所以，拥有如此“婴儿心态”的成人是不成熟的。这背后隐含的假设是：人与人之间，只有相对独立才是健康的象征。

把意思抽象出来，其实我们很容易认同这个观点：不论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去到极致的时候都很容易产生病态。但我们是否非得把这个东西标签为“婴儿心态”呢？个体心理学所推崇的健康状态，又是否可以用来评价以人际相互依存为美的东亚社会？

这要从中国的精神分析热说起。

中国的精神分析热？

提到精神分析，不少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个西方人躺在沙发上叙述自己的私生活。旁边坐著一位戴著金边眼镜的精神分析师倾听他的叙述，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偶尔停下来抛出一个简短的问句……这个画面似乎离中国人的日常世界很遥远。

但实际上，精神分析近十年来已经成为大城市中产阶级的时尚。很多中国人已经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诸多心理治疗不再陌生。城市中孤独和抑郁的灵魂开始主动地寻找职业心理咨询师，寻求自我的疗愈和改变。

精神分析哲学性的治疗语言及其庞大的意象体系令中国人痴迷。一谈到弗洛伊德，不少人都能就“潜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力比多”侃侃而谈。经典精神分析深刻影响了早期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它始终保持著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深刻观察。这是在强调为集体或他人考虑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所匮乏的。它填补了日渐个体化的中国社会中，人们了解自身、展现个性的欲望。

萌发于1980年代、并在中国发展至今的“心理学热”，和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意识形态解禁有著密不可分的关联。精神分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人类学者黄宣颖所描述的，尽管精神分析的很多理论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已沦为了心理治疗的边缘分支，在中国，精神分析俨然是整个心理咨询界的通用词汇——许多心理学泰斗都来自精神分析流派。

一方面，这一现象有历史原因。比如1997年开始的“中德班”（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培养了中国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近二十年的心理学热不仅仅是专业领域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场大众运动。电视节目让大众能在电视机前就能看到心理咨询效果；各类心理学科普书籍涌入热销榜单；许多社会化的培训课程令非心理学专业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培训，参加认证考试，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国内的心理学界不像美国、香港一样牢牢被学术界控制，而是一个学院派和“江湖派”分庭抗礼的活跃环境。任何人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努力和天赋成为“大师”。这里的大师并不一定等于“江湖郎中”——不论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都有一些具备“领袖气质”和长期实践经验的人。这给在西方心理治疗中比较“非主流”的深度心理学和家庭治疗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深度心理学，令人感到神秘、有趣、精神性强，符合人对经验性、精神深度和灵性的渴求。同时，精神分析对家庭的很多观点，让国人耳目一新；弗洛伊德的著作讨论性、梦、潜意识、恋母/恋父，赋予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语言来描绘人生体验。人们体会到精神分析带来的人性解放。

在这背景下，精神分析在中国逐渐大众化，并且通过大众读物，演变成很多中国人的“精神武器”，对抗生活中的困局。这种困局往往和家庭、爱情、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即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这些诉求可以从武志红的书名中看出：《为何家会伤人》、《为何爱会伤人》、《感谢自己的不完美》。人们强烈地想通过心理学知识了解自己为何会在与“重要他人”的相处中屡屡受伤并质疑自己。其中，与父母的关系，永远是中国的心理学书籍绕不开的话题。

“孝道”与“独立人格”的战场

在一篇名为“孝道是对人性的逆袭”的文章中，武志红说：“人要活的像个人，而不是某种规则下看似正确的东西”。在孝道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学会的是一种“假自我”，不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成为他自己，而是以父母的感受为中心，成为父母期待中的那个懂事的人。

的确，中国的家庭教育理念鼓励孩子多去捕捉他人需求，满足社会期待，而不是去发掘自身。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当今中国人的心理困局：孩子的高考更像是父母的高考；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著舒服，而是为了迎合家长和社会对“成家”的期待；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为了梦想拼搏，过年回家却不得不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逼婚。精神分析把这种状态称为家庭成员间边界感的模糊，甚至“相互吞噬”。它使得一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也就无法尽情地满足自身的需求，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在心理学旗帜下，中国铺开了“孝道”与“独立人格”的战场。以武志红为代表的畅销书作家，以及很多深受西方心理学影响的中国人，将孝道看成影响个人幸福感的社会糟粕；另一些人则坚称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老祖宗的东西是不容质疑和抛弃的。而实际上，更多的人，甚至可能包括武志红自己，每天都要在这两种价值观之间摇摆和挣扎。理想中那种既能“尽孝”，又能追求自己梦想的生活方式，可望而不可得。

这种战场不只中国存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文化模式和个人表达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巨婴”理论看似在用主流西方心理学标准来评价文化健康度行为，但这并不是武志红的专利。比如在日本，男人在外酗酒社交稀松平常，但他们的妻子（一般是全职主妇）往往面临困境。日本的文化里，妻子应该一方面悉心照顾醉酒的丈夫，另一方面又有责任不让丈夫的醉态公之于众。而一旦丈夫酗酒在家里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家暴）被其他人看到，妻子就倍感压力和自责，因为她没有尽力维系一个和谐家庭。

这一职责可以解释为叫做“甘え”（amae）的集体无意识。日本社会中，公司、学校、家庭，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很强的一体感，相互扶持、依赖、照顾。在日本吃饭、乘坐交通工具、与人打交道，你都能感觉到一种来自社会和他人细心的关怀。就好像整个社会是一个“家”，接受和发出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被鼓励的。同时，你也有义务去照顾他人的感受，去和他人一起维系这个“家人”的关系。

二战后，美国人将“共依存”（co-dependency）这个心理学概念带到日本，许多日本人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对他人过于尽心，以至于产生了不良后果。“共依存”指的是当我们过度容忍成瘾者之后，会让他的上瘾行为更加严重，而自己反而会成为这段关系的附属品，为自己的牺牲感动，并逐渐对这段关系本身产生依赖感。

在战后日本，这种摆脱责任感的“情感独立”和“甘え”，就如“人格独立”和“孝道”一样，拉开了一个巨大的战场。家庭主妇将“共依存”概念用作精神武器，来对抗自己在处理酗酒丈夫问题中的矛盾和纠结，她们不再认为照顾酗酒的丈夫是自己的义务，从而学会了去逼迫丈夫自己做出改变。

北风和太阳

个体心理学所宣扬的以人格独立为基础的心理健康模型，似乎可以斩断生活中的一团乱麻。但正如所有锋利的武器一样，这种模型能披荆斩棘，也一样能伤害到他人甚至自己。

伊索寓言里有一个“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北风和太阳打赌看谁能成功让旅人脱掉帽子和大衣。北风呼呼地吹，试图将他的帽子和大衣刮走。但旅人却把大衣裹得更紧。而太阳的做法，则是照在旅行者的身上，让旅行者自己脱掉了大衣。

讲述这个故事，是在向一味拒绝和割裂自己和父母的连接的朋友提一个醒。有的时候，当我们去用类似“巨婴”的字眼标签他人的过程中，无意中会加深自己和他人的隔阂。这样做的后果，并没有让自己的心理更加健康，反而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使对方更难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像故事中的“北风”一样，当我们试图用标签的方式去试图改变他人的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

实际上，在西方，心理学界近几十年来已开始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反思。人们意识到，从独立个体层面来处理心理问题，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其中，系统家庭治疗基于一个新的视角：心理问题不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和“沟通”之中的“系统”紊乱。每一个家庭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当系统中的平衡被打破时，问题就会连锁性地产生。

比如说，当孩子叛逆自己的父母时，个体心理学关注的往往是孩子身上具有的攻击性及其产生原因（例如认知偏差、童年阴影、同辈影响等等）；而家庭治疗则关注孩子和父母的交流和沟通过程本身，把一家人放在同一个治疗室，观察他们互动的过程，家庭治疗师会找到一些切入点，帮助家庭改善整体沟通，重新认识每个人在家庭中的想法和角色，而不是从一个人入手。简单说，个体心理学会把“错误”归结于人格，而家庭治疗则会把“错误”归结于关系。

这其中的区别看似有点玄妙。但在临床过程中，家庭治疗比起个体治疗，在处理网瘾、叛逆等亲子关系问题时作用显著，但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因为个体意识上的改变，无法直接带来行为和关系的改变。当孩子离开咨询室，回到家庭的时候，矛盾还是会在日常的亲子交流中积累爆发。而家庭治疗的焦点，则是帮助家庭的成员找出这些日常的矛盾和关系，并逐个解决，而非去找出“问题出在谁身上”或者“孰对孰错”。

如果把这种治疗比作太阳的话。治疗师会刻意在治疗过程中，聚焦并放大某一段矛盾，让家庭中每一个人共同地、均匀地体会到那种短暂的灼热感，然后再指导家庭成员谈论并释放这种矛盾，引发每个人主动去感受和思考——最终“脱掉大衣”。

“孝道”没有原罪

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当今家庭遇到的普遍矛盾和冲突，并不是因为“孝道”本身的不合理，而是因为当今时代下，“孝道”和我们的生活状态存在天然的冲突。

“孝道”诞生于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儒家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封建时代的“孝”，不单是精神状态，也不单是家庭行为，而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机构的实体。上到朝廷的选人标准，下到宗族、学校等基层社区中的社会评价，“孝”都是约束社会成员的重要的控制机制。

而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日渐多元，小范围的强社区消失，仅仅剩下“家庭”这一个实践者。人口控制让家庭的规模变小，独生子成为了家庭关注的全部；随著竞争的加剧，家长和孩子的社会压力都日益增加。

人们越来越难想像，除了三口之家，还有什么地方让我们拥有强烈的归属感；除了父母，还有谁可以为孩子的人生决策负有关键责任。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就是“叫你父母来”。正是这些社会结构的微缩变化，逐渐将孩子和父母以前所未有的紧密度捆绑在一起。也正因此，“孝”和个体化的冲突变得更加明显，家庭成员之间的病态“共生”和“边界感”才被赋予了“问题”意义。

所以，请不要过于急切地将我们身边的人标签为“巨婴”，尽管它可以让我们体验到斩断纠结的短暂快感。新的时代下，传统观念与现实处境的冲突更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能除去旅人帽子和大衣的，不只有猛烈的北风。

（饶一晨，人类学学徒，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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