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记中文大学“思托邦”讨论会

宗教有没有存在价值？有，对某些人。有些人需要慰藉，痛的时候需要麻醉药……但对人类整体而言，我认为宗教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

我们需要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一个关于知识的观点，排斥所有除科学之外可以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科学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

如果宗教真的是科学以外可以接近真理的方法，那为何它总是错的，或是被推翻的呢？若我们认为科学描述这个世界的方法更接近事实，那宗教凭借的权威就很可疑了。

在我十几年的科研生涯里，科学没有将我带离宗教。相反，我一路以来都认为上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科学需要明白自身的限制。我相信科学与宗教终能成融贯一致的体系，帮助人类了解大自然的真理。

在科学至上的21世纪，宗教是否仍能为人类文明提供知识与价值，还是早已被淘汰？宗教在文明的漫漫长河里，绝大多数时间都占据主宰地位，宗教经典与解释者的权威，是决定人类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但自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展开，科学崛起，带来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与研究方法，并挑战宗教的权威。时至今日，科学在不少人心目中已经取代宗教，成为他们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主要方式。然而，这是否代表宗教失去存在的价值意义，而应被弃置于历史的瓦砾之中？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哲学教授王伟雄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刘创馥，去年7月出版《宗哲对话录》，书中模拟怀疑宗教与笃信上帝的两个哲学人之间的对话，辩论宗教是否与理性有所冲突，引起香港知识界的广泛回响。不少虔诚的基督徒学者，特别是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哲学系系主任关启文与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助理教授陈文豪，随即撰文反驳《宗哲对话录》中反宗教的立场，和王伟雄刘创馥在网上笔战数回，喧腾一时。

1月13日，中文大学“思托邦”讲座邀请了四位学者在中大对谈，辩论宗教与科学之间是否有不可化解的矛盾。当晚反应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逸夫大讲堂，座无虚席，迟来的还需坐在阶梯上，共挤下了六百多人。

王伟雄：宗教与科学冲突不可解

王伟雄开场笑言自己原本身是基督徒，但在求学路上受了哲学荼毒，而最后离开宗教，因为哲学让他发现，宗教与科学处处充满矛盾。他形容，“宗教与科学原本系出同源，但彼此个性不合，因了解而分开。”分开的原因是两者在两个大方向上南辕北辙：一是思想上的不同，二是研究问题时态度、方法上的不同。他甚至否定同时接受宗教与科学思想的可能，认为如此形同精神分裂。

王认为，宗教对自然与人文现象的解释，凭借的是经典与神职人员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但科学较不受权威制肘，随时会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推翻自己。宗教对己身理论的证明强调信心，而科学讲求证据，始终保持怀疑。宗教自认为已经获得真理，科学承认自己所知有限，始终在寻求真理。也因此，信徒往往自认手握真理，宗教往往分裂成数十个宗派，彼此缠斗不休。而科学若派别之间的理论解释有歧异，科学家会在研究上力求理论上的同一，修改矛盾之处。

王伟雄认为，一些宗教信仰者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井水不犯河水，只是避战的托辞。宗教对自然做出的很多陈述，有些对于该宗教本身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与科学有不可化解的冲突。比如福音教派认为《圣经》原典中的亚当夏娃、地球只有数千年历史等等是真实历史，应被列入学校科学教育。 更甚的是，历史上每当宗教与科学理论相冲突，宗教始终会让步，对经典改采较为灵活的解释，科学在这方面未曾输过，而不让步的宗派总会沦为笑柄。

关启文：宗教与科学关注点不同

早前与王伟雄刘创馥多番笔战的关启文，是坚定的基督徒，但他认为这不妨碍他对科学的开放态度。关强调从不觉得自己拥有真理，“一切都是 revisable（可修正的），信仰中不理性的部分随时可以放弃。

话锋一转，关挑战王对“科学”概念的使用，认为科学本身和“科学主义”是不同的。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和五官经验是获得知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并排斥其他获得真理的方式，暗指王是科学主义者。他指出科学主义本身是自我反驳的（self-refuting），因为“科学是获得知识唯一的方法”这论述本身，就是一个尚未能经科学或五官经验证实的信念，因此科学主义对真理的定义，按其原则并不算真理。

他认为，宗教向科学退让此事本身，并不代表宗教全然不可靠。科学理性并非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在科学自身的领域中（如对自然规律的研究），科学只是较为可靠的知识，但其理论往往也要批判反思自己对自然与人文世界解释力量的局限。

他引述爱因斯坦“宗教没有科学是瞎眼的，科学离开了宗教是瘸腿的。（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等名言，指出连最顶尖的科学家往往也会为宇宙精巧美丽、好像有意设计一般的秩序而感到不可理解。而“宇宙微调“理论认为，宇宙生命的形成是由一连串机率极低的巧合产生，在宇宙形成之初，只要任何物理常数有百分之一或二的不同，生命就可能不会出现，可见宇宙有个创造者是有可能的。

至于部分宗教人士拒绝承认已被广为接受的科学理论的问题，关启文认为这只是基本教义派自我局限的结果，现在宗教的主流派往往会以较为灵活的态度诠释经典，宗教与科学对于世界的看法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关启文强调，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与价值观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他举犹太哲学家 Martin Buber 的理论引证，强调宗教处理的是“我—你关系”（ I-Thou Relationship）与科学关心的“我－它关系”（I-it relationship）不同。科学是观察、测量、解释客观的现象，而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亲身体验、不能于外在证明的个人知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关系不能被第三者测量，而否定它身为知识的存在。

他总结指出，宗教和科学是对世界两个不同的诠释系统，宗教对于为什么世界秩序很精巧、不断有新事物涌现等问题，能提出与科学匹敌的解释。另外，科学的本质是无道德的，缺乏价值判断，故无法解释为何我们会认为人应平等、拥有尊严与权利等等道德价值，宗教对此能提出更合理的解释。

刘创馥：科学对宗教的冲击无法回避

接着发言的刘创馥指出，在美国这一信仰虔诚的国家，最顶尖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只有百分之七相信上帝。他再次强调，宗教都是因为科学而退让，而也只有在面对科学时才会退让的事实。宗教不会自我修正，承认自己的错误，但科学则会因为新的证据理论而修正其错误。

刘创馥指出，若真如关启文所言，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务，则无法解释宗教与科学的种种冲突，无法解释部分宗教人士拒绝承认科学的事实。关面对科学开放的态度虽值得称许，但称宗教与科学是不同层次的价值观系统，只是在逃避战场。科学与宗教描述经验世界时，就已经有不少不可化解的冲突，而间接上，科学与宗教对于不可知或超自然的事物，研究态度也大相迳庭。宗教以建立权威的方式解释一切经验世界与超自然的现象，而科学在面对未知时，总是保持谦虚的态度而承认自己的不足，存疑不论，不会盲信权威。

陈文豪：科学有解决不到的问题

陈文豪表示，自己同时研究神学和天文物理，很适合来讨论这个主题。他承认宗教与科学方法上有好多不同，但认为科学界并非如王刘二人所称如此清白真诚。科学界内部主流与非主流也常发生争议甚至斗争，而科学在统一各派说法时，往往也是依赖权力与权威。故此，称宗教只诉诸权威而科学只讲究证据，对宗教有少许不公平。

他指出，刘创馥有关“科学不会因为宗教而修改，但宗教会因为科学而修改”的说法，之所以是事实，并不证明科学比宗教接近真理，只是因为科学不会处理超自然的问题，仅对超自然存疑不论。

陈文豪认为，宗教见解出错而自我修改，并非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人本来就会随知识增长而自我改进。像科学界过去也持有错误的理论和看法，但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也会推翻自己。

陈强调“进化论”与宗教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可以视物种演化为上帝引导的复杂进化过程。圣经提及的六日创造问题等都可以有不同诠释，经典上只是比喻性的说法。他举东罗马哲人圣奥古斯丁的解释，圣经说上帝播下种子，让其自行生长，可以解释成上帝只是创造了促进大自然演化的力，而非直接完成作品。

陈同样也反对科学主义或是自然主义，身为科学家的他认为科学必须明白自身的限制，和宗教平等对话或相互整合。他指出科学有不少无法解决的物理哲学问题，比如时间的开始。

宇宙并非由自然定律所能创造，自然定律的诞生是在宇宙之后，因此科学未能为时间之始提供完美的解释。对此，宗教反而可以提供解释。另外，科学家也着迷于微调问题（Fine Tuning Problem）这一宇宙起源的大哉问。碳、氧能量值、四种基本作用力常数等数值若稍有误差变异，则生命不可繁衍，宇宙甚至也难以存在。因为这些让生命得以存在的条件的发生机率极低，而却偏偏又发生在我们的宇宙，这似乎显示宇宙是具有目的性的（teleological），其存在是为了创造而繁衍人类。

宗教存在的意义

四位讲者叙述完毕自己的基本立场，便进入自由搏击环节。王伟雄首先发言，回应关启文对于科学主义与科学之分的论点。他解释自己并不是科学主义者，身为哲学家的他也认同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纯科学无法研究和理解的。然而，否定科学主义，并不代表信仰就是一个认识世界的好方法。

至于陈文豪所强调的微调问题等宇宙之始的问题，王承认科学目前对宇宙的认知仍是非常之少，但也正因为如此，更应保持怀疑，不能盲信既有宗教的价值观与神。他同时强调，即便宇宙常数何以如此精准的问题显示宇宙可能有设计者，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应该相信一个特定宗教的神并听从其经典权威，两个概念间，有一大段逻辑距离。即便我们有理由相信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这事本身不能证明我们应该信仰宗教，创造论者依赖的是逻辑的跳跃。

关启文回应，他的立场和王、刘强调的科学精神没有实质冲突，身为学术界的一份子，他本人也对迷信性的宗教权威不感认同。他反对的是绝对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主张人应该对不同知识和价值观采开放性的态度，不应武断地因偏见而全面否定。他认为宗教本身并不是经验世界的教科书，宗教也可以和科学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刘创馥反驳，认为宗教对科学进步的阻碍远远大于帮助。科学进步的动力来自于内部不同科学家的灵感、观察、争论，反之宗教的自我改革，往往都是遭到内部新教派或是外部科学新知对既有权威的挑战，与之周旋大败之后，才痛定思痛改革。再者，就算宗教真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但其知识的来源是“权威”，和科学的基本假设格格不入，有绝对的冲突。关于超自然或是神圣体验等难以用第三方观察并测量的现象，刘认为存疑不论比盲目相信权威解释有理性得多。若真如此，那世上宗教可存在的意义就少了。

刘进一步质疑，虽不少信徒宣称自己思想自由开放，但如此态度仅仅表现在一些宗教已无反胜之力的议题上。在一些较具争议的社会性议题，如同性恋，宗教人士又会跳回保守立场，根据陈腐经典的教条来指导世界。他认为这只是智识上弱势的宗教“输打赢要”的表现。

最后，陈文豪帮宗教缓颊，认为对科学的无知不只发生于宗教信仰者身上，有一定学历的常人也往往缺乏基本科学知识而犯下愚蠢的错误。他认为随着现代物理的发展，宗教的本质与知识其实与科学分歧越来越少。他称微调问题在1957年已被发现，到了现在仍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反而更多“刚刚好”的关键数值被发现，问题越来越难解。他反问，若科学有些问题无法解决，能不能尝试容纳宗教或是超自然解释的可能性呢？科学是否真的万能，还是有其局限呢？这是科学方法本身无法解决的事情，必须拉高到哲学层面来考量。

一场三小时的讨论，不可能为科学与宗教是否相容、宗教是否应该弃如敝屣等问题下一个明确的定论。讨论会的尾声，主持周保松亦再次强调，这不是一场“李天命对韩拿式”的辩论，不会投票分谁胜谁负。在一场没有定论、“不分胜负”的讨论中，听众到底可以获得什么？

正如周保松最后引述的康德格言：“启蒙就是人离开他自己所招致的未成熟状态。未成熟状态就是缺乏在不受他人指导下运用自己知性的能力；若未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不受他人指导下运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则这种未成熟状态是自招的”，四位论者的讨论不过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门后的世界，仍需要勇于运用自己的求知能力继续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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