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意外，泰国王储哇集拉隆功应会于今年正式即位，成为却克里王朝的十世皇，带领泰国进入新时代。2017年可谓泰国的关键一年──但真正的关键还不是军政府还政于民的时限，而是泰国从今年之后，适龄劳动力（15至64岁）将进入萎缩期，这是无论民主或专制政府都得面对的难题。
根据世界银行（世银）的统计，泰国劳动力大概在2013年开始往下走，2015年劳动人口占总体的71.8%，2016年大约为70.9%；预计到2040将再缩减11%。其实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不难推算未来人口结构变迁，以及劳动力萎缩的趋势。
泰国的少子化与老龄化
如果没有巨大的天灾人祸，一个稳定发展的国家随着公卫系统完善，民众的历年死亡率会先降后升──升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过剩饮食或是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疾病，但理论上还是会趋于稳定。泰国的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从上世纪90年代降到最低点后，开始翻转，现在回复到70年代的水准。
然而，泰国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的下降比例相当惊人，从1960年代每千人有43个新生儿，跌至2014年的11人，亚洲邻国唯有韩国与越南差可比拟。早先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家庭节育政策宣导有方——这让泰国得以压低儿少扶养比，享受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t），有助于其在上世纪经济发展超越多数东南亚国家。
不过时至今日，泰国的人口成长率趋近于零，2009年更录得0.15%的超低成长率，今年则稍微增加到0.38%。如此下去，泰国人口即将迎来负成长，或长期停滞，即使能维持人口现有数量，但也将出现大量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
五十多年来泰国老人增长了三倍多，到2015年已达总人口的10%，老化速度与韩国相当；而同期同比的马来西亚只上升两倍。预计到2030年，泰国将再翻一倍，可谓冠绝东南亚。换言之，它将变成最老的东盟（东协）国家。
依照世银2015年的资料，泰国的人口中位年龄约是38岁，只比台湾、韩国小1至2岁。其他国家如越南是30.7、缅甸是29.8、印尼是28.4、马来西亚是28.2、柬埔寨是25、菲律宾是23.4、老挝（寮国）则是22（注一）。
扶养比走高，长幼结构逆转
劳动力下降、人口老化直接延伸出的，就是“扶养比”过高的议题。根据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Thailand, 2000-2030 报告，从2011年泰国的总扶养比（15岁以下加65岁以上人口／劳动力人口），将从过去六十多年来的最低点开始爬升，预计到2040年后回复到1950到60年代的水准，约为60%之上。
但这当中，幼年与老年扶养比将彻底颠倒：以1990年数字来看，老年扶养比是7.1%、幼年是45.9%，两者相加为53%；2014年总扶养比为39%，老年增长为14%、幼年下降为25%；到了2040年，老年为41%、幼年为22%，总额将高达63%。
扶养比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世银2015年报告指出，东亚国家的收入之所以能高度成长，有三分之一来自人口红利的贡献，也就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再配合其他因素让劳动力得以发挥到最大效用。这点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屡试不爽，泰国、中国等后进国家亦有样学样。
但正如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人口负成长的中国，泰国也步上“未富先老”的后尘，在还未成为高收入国时，就将面临先进国家的困境。若以出现相同老年抚养比的时间来看，泰国的人均 GDP 比其他先进国低得多，此对其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不过，劳动人口下降至一个程度，也会开始稳定。根据世银预测，大概从2050年到本世纪结束，泰国劳动人口会恢复到1960至70年代水准，约占总人口的五成多。意味着为了供养老年人，多数年轻劳动者较父辈将承受更大财务、心理等社会压力，以及可能增加的税金。然而，联合国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3 （世界人口老化）报告却预测，无论先进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的下降对各国GDP的制约，会在2010到2030年间达到高峰，但到2050年间则会会渐渐反弹。
长者收入低，难推银发经济
其实，各国随时间越趋老龄化，未必一定是坏事，也有可能带来所谓的“二度人口红利”。“一度红利”是降低婴幼儿出生率（与死亡率），提升劳动人口比例，自然能增加收入，如此也会增加消费与储蓄，活络国家经济。二度红利则是指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可以尝试针对他们所需发展相关产业，以带动消费——这就是所谓的银发经济。
不过，这个模型是否适用于泰国，还有很大疑问。依照2012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10年约有10.9%的长者在泰国国定贫穷线下挣扎求生，生活费大概是每天6.2美金（依照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另外根据 2014 Survey of Older Persons in Thailand ，60岁以上还在工作的泰国民众达到38%，其中五成六的长者月薪约为或不到四千泰铢，也就是一天3美元多，仅高于国际贫穷线每日1.9美元的标准一点点。
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2015年的报告指出，受调查的泰国长者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子女（占36.8%），和继续工作（占33.8%）维持生计。对照1994年的统计，可以发现多数子女仍在供养长者（比例约从84%下降至78%），但子女供养占长者收入的比例，却从54%大幅下降了18%左右。这部分主要是由政府接手，也就来自是退休金和补助。
泰国的退休金制度条件较为苛刻（得在同一家公司任职15年以上才得以领取），且法案是在1999年制定，2014年方有第一批人开始领退休金养老，不意外的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目前大概只有6.3%。而2009年民主党内阁时期推动的长者补助（old-age allowance）在2014年有85%的老人领取，但长者一个月所能领到的大概只有600至1000泰铢──60到69岁为600元，70到79为700元，以此类推。
相对于发达国家，泰国长者如此微薄的收入，恐怕对推动银发经济贡献不高。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
老龄化是二战后首次出现的人口议题，原本只在学理讨论，但今日已成为我们必须严正处理的重大课题。回应老龄化，除了牵涉到世代资源分配、私人经济行为、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转换，甚至是公民与政府间社会契约的调整。例如，泰国长者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政府──尽管子女家庭供养仍然重要，但他们更期待政府提供稳定支持。
不过，政府许多政策变革往往不受欢迎。例如其打算延长法定60岁的退休年龄（当然这只是法律规定，实际退休年龄会晚得多），这代表退休金将更迟发放；去年更传出有意设定长者补助的排除条款，让拥有一定收入的老人不能领取。这些，都造成民间社会的反弹，亦无法取得舆论支持。
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应对老龄化，涉及涵括生育、教育、公共卫生、税收、保险，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政策，复杂度远超过许多单一政策，亟需建立政府跨部门协调机制。2015年军政府将原本的长者培力署（Bureau of Empowerment for Older Persons）升级为长者部（Department of Older Persons），负责规划与执行未来的老龄化政策，成效如何尚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老龄化将成为趋势，执政者应该投注更多资源，配合并引导社会适应人口结构的大变动，政策过程中亦必须凝聚共识，才能真正达到效益。但以现状来说，泰国军政府恐怕还在状况外——例如2015年泰国政府的补助金预算约610亿泰铢，占全年GDP的0.5%左右，预计到2020年将提高到710亿。但人均 GDP 相近的南非，相关预算已超过1%，泰国相比之下显然不足。另外，长期照护系统（长照）更只具雏形预算不足，许多乡村贫困的老年人口，无法得到应有的长照。
林林总总都显示，泰国长者的待遇未能符合福利国家的标准，在老年生活未有充分保障之前，更别提与国家经济共荣发展了。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
注一：这边省去老化更快的新加坡，因为新加坡靠移民补充人力，但在可预测的将来，泰国也不会变成移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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