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星桦：纳粹扮装、自自冉冉与伪湾生

近一个月，台湾社会爆发三个新闻话题，恰巧都和历史认识有关。

首先是光复高中学生在校庆活动上扮成纳粹军人，演出阅兵大典。接着是总统府取赖和诗句制作春联，却因相关著作有错字，将“自自由由”抄成“自自冉冉”。再来是报导文学作者，《湾生回家》电影制片陈宣儒虚构身世，伪称自己是“湾生”（二战结束前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后代田中实加，混淆了虚构和纪实。

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人物和历史时空或近或远地离开了当下现实。认识历史，也就必定是在处理“现在”和“过去”间的关系。从这三起事件可以叩问：台湾社会处理现在和过去间关系的方式，有什么思维上的惯性？

位在时间彼岸的历史

纳粹扮装一事经媒体披露后，多数舆论表示不可思议，认定学生非常无知，才会去再现历史上绝对的恶。但事后学生指出，他们知道纳粹集中营曾经发生的悲剧；他们并非借此向希特勒致敬，而是要凸显台湾民主自由的珍贵。

舆论的批评，以及学生的辩解，其实都预设了纳粹暴行处于历史的“彼端”，身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当然不会、也不应该重复那样的恶。换言之，历史上的纳粹，和现代台湾的自由民主截然对立。

但纳粹历史带给人类最大的两项遗产，其一在于逼我们看见：人性中的“恶”何其普通、何其日常。最不可想像的恶，可能在最平凡的时刻，出现在最平凡的人身上。其二则在于让我们反省：即便拥有民主制度，也可能导向最为残忍无道的结果。

对照整场扮装活动背后的历史认识论，就可以看出，为何舆论和学生都率然将纳粹历史视为台湾社会的身外之物、视为一个被观看的客体。光复高中校长表示，扮装活动的初衷，只是要让学生“了解历史”，每个班级各自选择一段历史故事，在校庆时扮装演出。因此，在新闻上我们看到了“纳粹阅兵”、“草船借箭”和“雾社事件”在同一个节目里轮番上演。

几乎所有评论都忽略这一点，但其中隐藏了至为关键的问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实很难找出贯串“纳粹阅兵”、“草船借箭”和“雾社事件”的共通点或关联性；只有站在现代角度，才能豁然开朗。

三个事件的共通点只在于：它们都“不是”现代，它们都不属于当下现实。我们不会预期在现实生活中撞见这些场景；这些人被想像成“历史”，他们都是时间彼岸的人，位在业已消逝的过去。

样板化的历史认识

站在这样的立场“了解历史”，历史事件间的差异变得毫不重要。真正有意义的差异，只在于“我们”属于现代，而“历史”属于过去。历史于焉成为历史故事的展演素材。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师生都没想到，这样的活动到今天还刺伤许多人。

这种区辨“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历史”的思维，极近似于对少数民族“样板主义”式文化展演（cultural tokenism）的操作模式。

样板主义的文化展演，指的是在文化再现的过程中，特别标榜少数群体的文化符号，以妆点多元文化的门面，但却缺乏实质重视、实质理解的做法。去年蔡英文520就职典礼上的表演，就有样板主义的疑虑。典礼上，行政院承认的十六族原住民族，在舞台上牵手共舞，但大多数的民族其实是不会那样牵手、不是那样跳舞的。典礼上也试图呈现新住民文化，但却仅只聚焦于“外籍新娘”，投影片上呈现的也并非她们的生活场景，而是东南亚风景名胜。

这样的文化展演，迎合的是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少数群体间的差异在此并不重要，真正有意义的差异，只在于入场观礼的宾客是观看者，而被展示的群体则是被观看者。这种“观看少数”的嘉年华典礼，和光复高中校长提出的“了解历史”的方式何其相似。

自自冉冉争议，分歧的自我指涉

相对于舆论将纳粹和自己切割成对立的观者与客体；“自自冉冉”争议双方，则都把赖和预设成跟自我“似曾相识”——即便这个“自我”的范围并不相同。

“自自冉冉”的辩护方有人指出，“自自冉冉”是“自自然然”的台语发音——这种说法，预设了二十世纪初的赖和会与现代台湾人一样，取国语发音相似的字来指代台语。对这样的辩护者而言，既然都是台湾人，历史上的赖和与现代的“我们”当然是差不多的。

批评一方则有人认为，中文里从来没听过“自自冉冉”这个词，并据此讥笑总统府自食“去中国化”的恶果。然而，赖和写的汉诗不等同于现代中文；以“中文里没有”来否定“自自冉冉”，即便答案对了，推论过程却错了。

二十世纪初出现在台湾舞台的赖和诗篇，有摆荡于“祖国”和“台湾”间的两难，也有徘徊于“传统”和“现代”间的牵扯；赖和坚持的左翼立场，在如今的时空环境下，也有截然不同的意涵。这些也都是现代中文里没有的质地。如果可以因为“中文里没有”或“没听过”而否定其存在，那么文学史的许多侧面也都将一笔勾消。

批评方有前述谬误，是因为轻率以为二十世纪初台湾汉诗，必然和现代的中文语境“似曾相识”；而辩护方会有那样的误解，也是因为轻率以为二十世纪初的赖和，必然和现代的台语文表音习惯“似曾相识”。

舆论认为纳粹和自己截然对立，却认定赖和与自己似曾相识，一方面可以看出发言主体对“自我”有不同范围的想像，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发言主体看待“历史”，同样有刻板印象化的倾向。

再现历史与代言历史

“历史”的相对物是“现代”，这组相对关系不只是语意上的必然，更是认识论上的必需，有着巩固社会认知的功能。现代社会常将“过去”塑造为原始的、传统的、迷信的，借此“证明”现代是文化的、进步的、科学的。在历史进步论的幻觉之下，“过去”不过是个被拿来反衬“现代”的异己。

换言之，“历史”往往不都是其自身，而是“现代”之所以“现代”的想像凭借。面对二战历史，舆论透过纳粹的独裁、压迫形象，从而将自己理解为民主、自由的；而在“自自冉冉”争议中，舆论则将赖和生存的时代语境赋予当代台语文／中文的语境，借以巩固蓝绿政治的认同符码，其实都是借刻板印象化历史，来建立自我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伦理问题。

英文里，“represent” 既是“再现”，也是“代表”。但前者更多是站在中介的位置描绘或呈现某个对象；后者则借用对方的名义、代言他的声音。再现者和其试图呈现的对象，彼此各有其行动脉络、社会条件和利益所趋。假若再现者对自身的位置没有反省，直接假“再现”以为“代言”，反而抹杀了对象真正发言的机会，沦为一种论述暴力。

在历史书写上，“再现／代言”的难题则更加严峻。因为已经消逝的人、时代、社会无论如何不可能直接说话，而必定要透过人为中介才能被认识。谈论历史的人，也就应该更敏于区辨“再现历史”和“代言历史”的差异，避免让历史书写成为叙事暴力。

顺着这个问题来思考《湾生回家》，也就能够看出陈宣儒假冒湾生后代一事，暴露的不只是台湾人身分认同的症候，也不只是非虚构写作的伦理瑕疵，更是历史书写上“再现／代言”的难题。

拼贴编造的集体身世

捏造身世一事曝光后，陈宣儒透过出版社承认，她口中的“外婆”田中樱代，其实是高三时在车站偶然结识的湾生奶奶。在道歉声明最后，陈宣儒特别强调湾生故事的真实性；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她个人的欺瞒，连带以为湾生故事也是假的。

但事实上，她一开始就不需要靠捏造身世来取信读者。书中的湾生爷爷奶奶，都是台湾史上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们的故事也拥有足够丰沛的戏剧性和感染力。为什么陈宣儒还需要将自己虚构成湾生后裔？

陈宣儒提到，因为田中樱代待她如孙女，她也就视田中樱代如亲生外婆。这份情感影响了她采取的叙事立场，她不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再现历史，也试图以（虚构的）当事人身分代言湾生故事。但这样的代言不仅仅破坏了读者对纪实文学的信任，更伤害了“再现／代言”的书写伦理。

陈宣儒的事虽是个案，但它以戏剧性的方式，呈显出台湾社会面对历史的集体轻忽。绝大多数人或许未曾编造身世，但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曾将纳粹罪行切割成绝对的“过去”；也有不少人，把赖和的汉诗超译成台语发音的“新诗”。我们毫不遮掩对历史的剪裁拼贴、任意代言。如此一来，我们的“集体身世”又何异乎集体的编造、挪用。

（黄星桦，台大政研所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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