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方：扮纳粹的学生，不该为台湾的历史无感献祭

新竹市光复中学某班级学生一场著纳粹党卫军制服、举铁十字旗扬长而过，而全校上下竟不以为意，无人以之为不妥的麻木，招来了蔡政府以总统府高度发言，痛批此举“是对近代人类历史的无知”。

然而，蔡英文履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对外授权以总统身分落款、立于冲绳（琉球）纪念战殁台籍日本兵的“台湾之塔”上，该塔的铭文，却迳将帝国日军在二战期间的行状，总结定调成一句“凡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不应被后世遗忘”；而于对美军登陆冲绳前夕，日军为恐生肘变，而诱迫20多万冲绳本土岛民“玉碎”自杀的人道主义惨剧，未置一词。

不知道，此举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蔡政府对近代人类历史的有知呢？

台湾社会比学生更清醒？

从高中生扮纳粹以为乐，到蔡总统侈言日军在冲绳的坚壁清野为“守护他人之义举”，台湾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价值认知之含混，已非一日之寒。两件事情在短短半年之间先后发生，也可以归纳出某些观察。

近十余年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叙述二战历史、讲述台湾身份，已成为宣扬台湾独立意识者的一整套文化/历史/心理和政治策略。此策略试图证明：台湾人为何“不等于中国人”，台湾社会为何不应无条件地承袭“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经典叙事”。

然而，在今日同时继承了战时中国与日治台湾、“抗日”与“属日”的两条历史轴线的台湾社会，究竟要如何看待二战中的“自己”？而台湾人/中华民国人，究竟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一份子？凡此种种，在今天的台湾社会，都已无法求取一个简单粗暴、不容质疑的答案。

不同背景的当代台湾人，其身分认同上的犹疑和漂流，固有被包容、理解的空间；但是，个人与家族情感记忆的传承，却不应混淆了对战争两肇代表的是非价值之判断。

党国历史教育，轻忽二战价值教训

究竟是什么让台湾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价值层次的判断，日益模糊了呢？

往远的说，过往国民党威权时代对二战/抗战的主流叙事，大多只围绕在中华民族如何英勇抵抗侵略、收复台湾，如何拯岛民于倒悬等民族主义层次的论说。可惜的是，这套传统叙事，对于法西斯阵营的价值观，以及当年这场战争在争夺势力范围、克复国家领土之外，还有哪些必须对决到底的价值理由，介绍甚少。

例如，一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胜利，是怎么样让全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免于落入全球种族的金字塔阶层想像、优越民族“生存空间论”、消灭“有害种族”的正当论，和以国家利益为名的极端优生主义等深渊？

而二次大战由同盟国战胜、轴心国战败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唤醒了全球有识之士，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怎么样催生出一套以平等为基础，开展世界各国互动的游戏规则？

为什么今日之各国，已多视发动对外战争为非义，将消灭特定族群列为“反人类罪行”？这些全球人类社会在思想、道德观上的进跃，以及循此开展的国际规则之重建，无不和二次大战的结果，以及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胜败息息相关。然而，凡此种种，皆极少见于当年国民党威权时期的现代史教育话语中。

本土历史视角，叙述二战的尴尬

而自本省族群的日据战时经验重见天日、国民党威权时期的“中国中心史观”日渐凌夷以来，台湾教育体系中对二战的著墨，则陷入一种不知该怎么说，也不知该为谁而说、甚至不知道该从什么立场出发而说的多重尴尬。

影响所及，使得台湾体制内教育，不仅持续轻忽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和价值层次的对垒；在当下的台湾社会，更偶尔会见到因主体立场发生转换，人们重新意识到家族亲长中亦有曾效力于日军者，就迳将战时经验给“浪漫化”，甚至替轴心国阵营洗脱恶行的唐突之举。

当台湾政治的主流话语，抛开国民党的中国中心史观和只从民族主义层次申述的二战传统论述时，却也把二战之中，两大阵营作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在战争责任上分属加害者和被害者的是非界线，给一并模糊了。

除此之外，国民党在抗战前期与日本政府边打边谈、在抗战过程中不忘剿共；以及国民政府在盟国阵营正式组成前，与纳粹政权互动频仍──甚至蒋介石个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挥动员模式也不无羡艳。这些历史事实，皆让旧日之台湾，在探讨纳粹之崛起时颇显尴尬。

于今，当历史研究逐渐揭开蒋介石的完整形象，也披露国民党党国统治下的建政模式，及其对战时德国一党独裁体制的若干临摹后，这些晚近见解，更容易被一些反国民党者，拿来充作“中华民国没资格批评纳粹”论的张本。

究竟除了一党独裁体系之外，中华民国与纳粹德国还有哪些异同？他们在建构世界“合理秩序”的想像时有哪些差异？这些讨论空间，在今日台湾，也不免就被压缩在膝跳反应式的“国民党就是东方纳粹”的口水之中了。

回避伦理判断的历史记忆

此外，从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刊行以来，一种思维方式，也日益在台湾社会流行开来──它将历史考察的焦点拉近至个人，全然以个人生命经验为经纬，并将他们在时代中的选择或路径，全都视为“被迫卷进战争和大时代的绞肉机”而加以大幅体谅；对于个人在战火中的行为，不愿轻易赋予判断，也不忍心做出任何是非臧否和价值检讨。

仿佛，只要是“老人家”当年所经历的，都是不自愿的、甚至是被迫的；而只要是曾在台湾土地上留下过履痕的历史人物，也可以不分脉络地通通作为纪念、遥想或追怀的对象。

时至今日，不论是各种以“死者为大”、“先者为尊”为辩词的历史相对主义情绪，或是以“促进地方观光、不忘先人故事、还原历史原貌”为理由的殖民时期遗址复旧，均在台湾各处如水银泻地般开展。

然而，今日的台湾人在跨时空地重新亲炙这些从日属台湾移入当代台湾的时空场景时，却往往没法触及到某些必要的“参观提示”。

例如，在台南市孔庙旁的武德殿，游人于今未能见到，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下所诠释的“武德”，置任一质疑之词；在所谓的“爱国妇人会馆”前，亦无缘看到，对战争中台湾社会如何历经皇民化运动、动员组织怎样深及至家家户户的完整介绍。

在台北，当人们逛到西门町的西本愿寺遗址时，也不会读到：日本向外征伐时期，本愿寺的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从军布教使”们，如何为身陷杀伐中的日军官兵，以“将忠君作为一种修行”之名，开脱其杀戮“应惩之人”的心理负担。

更别提，近日在牡丹社事件的遗址石门古战场内，“澄清海宇还我河山”的纪念碑刻被一夕凿空事件，所呈现出的巨大荒谬感。

历史地景再利用，需深刻反思

据闻，“澄清海宇还我河山”碑刻遭到凿空的理由是：屏东县政府文化局认为，光复后所立的“澄清海宇还我河山”并非“历史原貌”；故乃汲汲于欲恢复牡丹社事件后，在日据时期被树立的那座 “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

然而，“澄清海宇还我河山”纪念碑在当地存在、视为地方名胜也已超过一甲子。凿碑之举事先未咨询地方意见，置“人民史观”为空言；不加批判或解释地简单恢复“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更使当年侵扰牡丹社的西乡从道，莫名其妙地忽而成为台湾土地上值得“纪念”的又一先人。

对“原貌”的重建，对历史建筑的再利用虽然并无不可，但必须辅以坚强的反省论述和思想准备，方得为之。

以德国为例，两德统一、联邦德国首都迁回柏林之后，不少原本从纳粹时期、东德时期遗留下的公共建筑，被新的统一德国政府继续作为中央政府部会大楼使用。例如今日的德国国防部大楼，就是昔日纳粹政权的战争部大楼。然而，今日的大楼敞厅正中，不但铺上了以柏林被轰炸地图为主题的地毡，以警醒每天来来往往的当代德国军人；在楼宇内的地景规划和厅室命名设置上，也不断突出当年密谋华尔奇丽亚行动、意欲暗杀希特勒的军官们的事迹，断无丝毫对纳粹军事成就魂牵梦萦的暧昧和温情主义。

而今日的德国财政部大楼，则拥有双重的历史重负：它既是当年由戈林督建的纳粹空军部，又是东德时期的内阁办公大楼。因此，在参观这栋统一后差点被拆除的大楼时，除了能看到对建筑总操刀者戈林的严词批判，还能在某扇窗外，看到纪念一位东德经济学家从此楼抛出溜索、带著妻儿滑到柏林墙对面的装置艺术。这些安排，都申明著今日大楼的使用者，对两代“前房东”在道德上、价值上的批判和否定。

这是种直面是非的决绝，以及不因你我有所联系、有所“传承”，就俱引以为同道的明辨。对照台湾当今对殖民遗址，或对威权统治者的起居残迹，皆以促进观光或保留文化资产之名，不加思索地复旧、温情脉脉地活化使用，又何止以道里计？

纳粹风波，到底应该追问谁？

对二战战果和结局意义的修正主义冲动，并非台湾一家独有，且多发生在冷战结束后，自我认同忽然翻转漂移，历史叙事和当下政治斗争紧密纠葛之地。

例如在东欧，不少乌克兰和其他前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因反对苏联统治、重述自己民族遭到并吞、文化清洗和播迁发配的痛史，而倾向将挥军东欧的纳粹军队，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解放者”。

而在今日的大陆，一方面弥漫著将反日论调高唱入云、不容对二战战果翻案修正的国家主义情绪。但另一方面，不少激动的反日主张者、甚至军武爱好者，在言说之间，往往却也对纳粹德国吞食大片“民族生存空间”的效率，颇显目眩神迷。

对二战战果定性模糊、对战争责任是非不加臧否的暧昧，乍看之下，也是台湾社会在战后主权再度移转的现况宿命下，自我解脱、消解“祖国”、再造身世、宣告岛屿“脱华”情绪的另辟徯径之举。

然而，此一操作行之多年以后，身处台湾社会的人们，不免在价值和理念层次，滋长出对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淡漠。而在现实地缘格局下，部分台湾分离主义者与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与情感上皆极易互附取暖的冲动，更助长了台湾社会的主流心态，无视世界主要范围内的“政治正确红线”。

更令人玩味的是，当左翼小清新日渐成为台湾政坛的流行语汇之际，积极从日本殖民印痕中，提炼脱离中国正当性的台湾“新国族身世”表达，却又反讽且宿命地，沦为了日、欧、美等地偏激右翼势力的同道人。

在冲绳，由蔡英文以总统身分，代表当代的台湾人民落款的“台湾之塔”碑文中，“昔为同胞、荣辱共担”的台日战士们，其可荣者何？可辱者何？当年受歧视的台湾人，踊跃报名加入日军的心理动机，又有哪几种层次？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共组的军队，两者是否真的应该“共担”战争责任？关于这些追问，台湾社会准备开始去寻找答案了吗？

如果连这一步都没有办法踏出，那么谁又有资格要求，区区一所中学和一个班级几乎无可避免的错谬，要去替整个社会长期的虚空来献祭跟买单呢？

（何方，媒体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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