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程翔：“一二．三事件”，港澳殊途命运的起点

香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香港和澳门这两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差别：香港的《基本法》赋予香港通过“普选”产生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权利（虽然这个权利已经被中共拖延了20年，至今仍然未有落实），但澳门的《基本法》却根本就没有这个安排。换言之，同属中国的特区，香港人和澳门人的政治待遇有很大差别。

这个政治待遇的差别，可以溯源至50年前（1966年）在澳门发生的“一二．三 事件”；以及翌年在香港发生的“六七暴动”。这两宗事件的共同点，都是当地的左派组织借着中国大陆“文革”的风暴，引入“文革”式斗争手段，通过所谓“反殖爱国”斗争，企图夺取两个殖民地政府的权力。不过，两者有个很大的不同：澳葡和港英的应对方法不同。当年“澳葡当局认罪道歉”，而“港英当局则绝不妥协”，一直坚持平乱直到中共强行下令香港左派终止暴动为止。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手段，直接导致这两个殖民地在暴乱后长达20年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奠定了两地的政治差异，而这种政治差异，则造成了两地“回归”后的政治待遇迥异。

澳门沦为“半个解放区”

葡萄牙政府投降后，澳门葡萄牙当局已经失去主权，政治上一切都要以中共的意图为依归，例如配合中共清洗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等。我记得，那时香港人都嘲笑澳门实质上已经沦为“半个解放区”。澳门亲中共的何贤先生成为事实上的“影子澳督”。

葡萄牙大权旁落后，迅速失去统治意志，这使到它主动在1975年提出归还澳门，但鉴于当时中国大陆的文革尚未结束，全国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收回澳门的问题，所以即使葡萄牙主动归还，中共还是不敢接收。

葡萄牙政府失去统治意志后，澳门就陷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停顿的状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20年，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就在这20年间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相比之下，澳门的停滞、没落就显得特别突出。

中共收回澳门过程顺利

澳门在全面处于停滞、没落的情况下，对“回归”产生三个明显的影响：

第一，从民心看，澳门居民盼望“回归”，希望藉“回归”来改变澳葡政府不作为的局面，至少可以改善治安状况。所以，与香港不同，澳门居民不反对“回归”。

第二，从客观条件看，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全盘停滞，没有太多的筹码来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所以在中葡关于澳门“回归”的谈判过程中，澳门人基本上提不出任何值得中央重视的方案或要求。

第三，从人民质素这个主观条件看，由于长期落后的影响，加上身处“半解放区”的政治现实，澳门居民仍然是受封建式的“臣民意识”及殖民地式的“顺民心态”影响，所以澳门社会至今无法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现代公民社会追求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中共所讨厌的“西方价值观”，都难以在澳门生根发育。这使到在整个中葡谈判过程中，澳门人的声音十分微弱。

基于这三个原因（民心、客观筹码、主观要求），中共在收回澳门的过程中相对顺利，也不必对澳门人的民主诉求予以重视，这就说明为什么同是特区，澳门并没有得到“普选”的承诺。

港英政府挫败六七暴动，推动改革

相比之下，香港就完全不同。港英政府挫败左派暴动后，统治意志非常坚定，而且民望高企。这使得它有信心也有威望来检讨“六七暴动”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行相关的大规模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改革，例如：

一、实行以行政吸纳政治，主动开拓本地人参政的管道，这使得香港在殖民地制度下缺乏民主的遗憾得到缓和；

二、建立廉政公署，主动消除最为民所诟病的贪污问题，这就解决了在殖民地专制下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问题；

三、设立“冤情大使”职位（现改称“申诉专员公署”）来处理及解决公营部门行政失当所引致的不满和引发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殖民地非民主政制下老百姓“有冤无路诉”的弊病；

四、根据《麦健时报告书》全面推动行政系统的改革；使政府更加高效、便民和更能应对急剧变化的环境；

五、制定大规模建屋计划，改革医疗和教育制度，解决人民生活的迫切问题，使社会趋于稳定。

正是这些改革，使香港能够抓住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20年，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正是这些改革，令港英政府反而巩固了统治合法性，以及深获香港人的民心。很多人至今仍怀念殖民地时期，与这些改革有直接关系。

这些改革，使香港公民社会迅速发展，也使香港人不再视香港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而是自己的家乡。“六七暴动”竟然意外地成为香港本土意识发育过程中的第一次“集体历史记忆”。

中共承诺普选按抚香港回归

同澳门的情况相比，这些改革对“回归”产生的影响，恰恰相反：

一、从“民心”的角度看，香港人不但不盼望“回归”，甚至担心“回归”，希望能通过移民获取“政治保险”；

二、从“主观条件”看，香港人不甘心做局外人，而是希望参与“回归”谈判（尽管中共一再反对所谓“三脚凳”的谈判模式，即不让香港人参与），并且提出“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这些建议，表明我们是“有条件地接受‘回归’”的；

三、从“客观条件”看，前途谈判时，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对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战略价值，这使得中共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小心，否则会对中国本身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些条件无形中成为香港的谈判筹码。

基于这三个原因（民心、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香港与澳门的情况完全相反。为保障香港能够平稳过渡，中共只好承诺在“回归”后给予香港民主，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基本法》承诺有“普选”的安排，而澳门则没有。

所以，从澳门《基本法》没有“普选”承诺这个角度看，50年前的“一二．三事件”，是直接导致今天澳门人民没有民主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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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门和香港在“一二．三事件”和“六七暴动”后发展轨迹迥异的情况参见如下：

（程翔，资深传媒人、《文汇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新加坡《海峡时报》前中国首席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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