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覃里雯：从欧洲到美国，我们正经历封闭社会的回潮

2016年8月，在奥地利群山环绕的 Hintersteiner See（后石湖）景区门口，我和家人躲开炙热的阳光，到一家小卖铺买冰淇淋。亭子里的姑娘20出头，面无笑容。卖完冰淇淋，她一面清扫铺子外围，一面和留着厚八字胡的景区收费员聊天。一群带着幼儿园孩子的本地家庭加入了他们。一切看起来是个温暖和谐的邻里日常景象，直到他们互相道别：“Heil!”。

“Heil!”这个原意为“好运”的古英语单词，是纳粹党人独有的问候方式。他们开走的车子上，车牌号以88开头。8代表第8个字母，88就是HH——“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缩写——新纳粹的暗号。

那一刻，我们瞬间被从天堂美景拉回现实。极右翼势力在奥地利居欧盟各国之首，4月，主张排外政策的自由党在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该党候选人诺贝特•霍弗（Norbert Hofer）差一点当选总统。自由党投票者中自然包括这些新纳粹选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决定以这些看似简单的符号，认同于20世纪最残暴的政权之一，为那个不仅屠杀犹太人，也屠杀残疾人、同性恋、吉普赛人和一切“纯种雅利安”之外的“劣等民族”的政权辩护，抹杀历史，对多样化的人群投以敌意和轻蔑，包括我们这些中国游客在内。当然，为自由党投票的人里或许还有其他不同主张的人，但他们选择的却都是向过去回退的道路。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向部落社会回转的西方国家。

2016年是个标志性的年份。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1月9日的美国大选，标志着封闭社会的回潮已经淹没了今日世界。在英国，选民们被“夺回控制权”的口号吸引；在美国，他们则被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召唤。支持这两个口号的所有宣传和许诺，都具备强烈的民粹主义、排外情绪和孤立主义的特征，也就是驱赶和限制外来移民、提高关税和从现有的安全或经济联盟中逐步退出或承担更少的责任。我们还没有提到其他欧洲国家以反移民主张获得越来越高支持率的各政党，从法国勒庞家族引领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到匈牙利的Jobbik，以及荷兰的荷兰自由党。

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两次投票是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的最大胜利。它们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因为它们竟然发生在启蒙运动、平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前两大运动从诞生的主旨，正是消除性别歧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些封闭社会的漫长传统，以期减少族群间冲突和谋求共赢发展。20世纪西方主流话语的共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两场投票就如突如其来的巨响，宣称这个共识已不复存在。

这就是2016年世界给我们的礼物：向封闭社会倒退的号角四处吹响，以决裂，以分离，以颠覆的方式。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反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文明外壳，已经在它们的发源地决堤。

谁在愤怒？

从两次投票结果来看，两个对立阵营的支持者势均力敌：在英国，51.89%的英国人投票决定离开欧盟，48.11%的人坚守留欧阵营；在美国，如果按个人投票数计算，目前希拉里的票数其实高出特朗普近100万张，但因为美国总统选举采取选举人制，特朗普拿到了足以赢得大选的选举人票。若以投票人计算，在两个选举中，对立阵营的对峙都极为激烈，并且人数相当。

传统自由派媒体——从左倾的《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到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试图了解那些渴望把国家带回“旧日黄金时代”的人是谁。不少主流媒体声称他们具有相似的特征：投票支持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人中，以中年至老年白人男性为主，主要居住在小城市、乡镇或乡村，因为收入持续相对降低而对现状失望。也因为这些原因，这两次选举都被媒体称为“愤怒的白人老年男性”对建制的反抗。

《华盛顿邮报》在6月27日的一篇报导中显示了一个图表：富裕国家的工薪阶层在1988年到2008年之间，是相对收入增长最低的一群人，增速大约在1%和5%之间。而获益最大的则是占全球1%人口的顶级富豪，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这二者巨大的收入增速平均下来在10%到75%之间，有不少超过了35%。

试图理解这些选民的媒体，以一贯的同情描述了这样一副画面：在过去至少20多年里，这些曾经收入居于全球高位的富足工薪阶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位在国内外都急剧下滑：国内贫富差距增大；工作流失到国外，让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在西方购买一切奢侈品；愿意以更低薪水工作的移民又“抢走”了本土的工作，于是产生了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会去关注自身阶层危机的复杂原因，而只会对离自己最近的东西有感触，所以他们对于日益增强的大城市、全球化贸易和移民趋势，产生了持久的怨憎。

为了理解这些挫败感，无数媒体开始搜寻此类故事。《卫报》的一名撰稿人Mike Carter就访问了利物浦，描写了一篇英国前工业地区贫穷的失业工人将失业怪罪于移民的报导。而《哈佛商业评论》的Joan Williams描述了“工薪阶层”男性遭遇的男性自尊挫败感，以及对“不劳而获”的底层贫民的怨憎，后者包括相当高比例的移民和少数族裔。

学者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被抛弃的一半”。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Kathy Cramer曾在前两年穿越威斯康星州，了解农村地区选民的情感和选举的逻辑，写下《怨憎的政治》一书。她在访谈中发现，政治已经逐步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她采访的对象都对精英和城里人有极深的怨憎：感到居住在城市中的决策者没有询问、聆听和尊重他们的需求，而他们却不得不遵守决策者做出的规定；他们缴纳税收，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公共资源作为回报；城市居住者成天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是4点半就起床伐木、长期进行体力劳动，却得到更高的报酬……更糟糕的是，随着相对收入的减少，努力工作必能上升的美国梦破灭了。

是的，工薪阶层的生活艰辛，已经到了需要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但是且慢：这些是全部的真相吗？这真的是一场传统的社会下层对上层精英的经济革命吗？

如果深究投票数据，会发现任何单个因素的结论都是不准确的。

首先，和英国脱欧公投一样，美国大选的投票展现了选民近乎对半的分裂，地域和年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偏好，而不是收入。投票反对脱离欧盟的人，和支持希拉里、反对特朗普的人，他们也显示了相似的特征：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以居住在沿海大城市或中型城市的人占大多数。收入垫底、占人口36%的社会最底层，真正的贫苦人民，有过半数支持希拉里，比特朗普要高出十几个百分点；收入中游、占人口55%的中产阶级，支持希拉里的也只比支持特朗普的低1-4个百分点；收入上游、占人口10%的高收入阶层，希拉里的支持者也只比特朗普低1-2个百分点。在特朗普的支持者里，白种男人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很多白人女性，后者主要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支持特朗普的广大农村选民”其实只占总选民的17%，而且这些选民数十年来只投共和党。并不存在“倒戈”一说。

也就是说，“造反”的并不是真正的底层，而是居中的中产阶级，其中不少大学毕业、住在更富裕的郊区，还有半数的上层精英。《新共和》杂志上刊登的Eric Sasson的一篇评论说得很明白：“这些人并没有在奥巴马治下受罪，而是蒸蒸日上…”如果一定要把投票结果视为一个呐喊，那么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呐喊中，最穷困的美国底层人民的呐喊，被不满于现状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半数高收入人群的呐喊卡住了喉咙；而英国那些收入更低但却更适应全球化的年轻一代，却被他们更有生活保障、但却不满现状的白人父辈强行拉出了欧盟。

这就必须引入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原因，就是白人对自身绝对优越地位的担忧，引发出对政治正确性的痛恨。二战之后，从纳粹崛起中吸取经验的左派与自由派，受益于平权运动，曾携手建立和维护了一个基于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性的话语体系和司法规则。这套体系和规则不断细化，在一些领域里造就了怨气，例如在学术机构里强制推行少数族裔雇佣名额，以及对性别歧视言论的打压。“政治正确过头了”，是他们的共同旗帜——虽然各项数据都完全不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两国国内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和言语攻击瞬间增加的原因。在法国和匈牙利，目前已经几乎可以预期同样的事情发生。

难民问题加重了这种怨憎情绪，白人中产阶级感到大批的难民到来打扰了他们的安宁，极端伊斯兰宗教组织在欧美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从反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第三世界里大规模的动荡。在2016年，全世界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迫离开故土，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人数的被迫迁移，而战争——大国介入的地区战争，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北非和叙利亚都是如此。

在美国大选的屋里还有另一头大象：希拉里的败选是否还有性别歧视因素。但这个原因很难追究，因为没有一个反对希拉里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会承认自己反对的原因是出于性别歧视。所有人都坚定地声称自己反对希拉里是因为她的无能、腐败或者不可信。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权运动在公共话语塑造上还算成功。

旧的愤怒获得声张并未解决问题，因为新的愤怒随之激起。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英国和美国全境爆发，起于、却不局限于大城市。当英国和美国的投票结果颠覆了启蒙运动、平权运动与全球化结合的果实，它们造就了新的“愤怒的人群”：两个运动的继承者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们多数居住在大中型城市里，拥抱多元化的社会和文化，具有全球化的视角和跨越种族的同情心，喜欢全球旅行，习惯于接纳乃至创造变化，包括职业的变化，拒绝接受单一的身份认同。

华盛顿媒体及政策观察机构CQ Roll Call的资深总监Patrick Thornton就是这新的“愤怒的白种男人”中的一群，他在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里声称：“我是来自中西部的东海岸精英：真正的泡沫是美国的农村地区。”他谈到自己长大的俄亥俄州小城，那里的种族成分极其单一，人们对同性恋权益和黑人奴隶史毫不关心，活在“白种人的泡沫”之中，拒绝接受那个“高中没毕业的白人孩子，18岁时随便走进一个工厂就能得到薪水不错的终身工作”的时代一去不返的事实。

“对大众而言，政治不是关于事实或者政策的。它与身份认同相关，也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其他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支持谁？反对谁？……这个人像我吗？这个人会带来像我一样的人吗？”Cramer教授说。

在两个放弃了工业的前工业大国里，从生产到居住、从社群关系到社会理念、从个人自由到家庭观念，整个英美社会已经分裂成完全不同的两个内部世界：一边是认同城市文明、全球化、多元化、灵活身份认同的个人主义、复杂的市场经济环节、环境保护的全球化居民；另一边是紧抱田园梦、单一民族国家、保守身份认同的部落主义、早期工业社会经济形态、对环境保护不敏感或认为重要性不高的地方性居民。正如地方性居民对全球化居民造成的身份不安全感深怀怨愤，全球化居民对地方性居民的抗议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两种身份认同几乎永远不可能和谐共处，它们之间的争斗会代代延续下去。

虚假的许诺

脱欧派阵营的领袖和特朗普都非常清楚他们要针对的对象是谁，要利用的情绪是什么。他们极力向这些被全球化的好处抛弃的选民传达这样的信息：你是对的，你所有的愤怒都是有道理的，只要抛弃现有的政府，抛弃全球化和政治正确，把移民赶出去，好日子就会回来。

但是这种对“好日子”的怀念，其实也是塑造出来的。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最长的人均寿命，最少的饥荒，最高的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程度的自由移动，等等，更不要说大国之间直接战争的威胁目前看来极低。

“我同情你们对欧盟官僚的恼火，但我得说，我在英国听到的脱欧辩论里，极少是在批评欧盟如何运作。我听到的是关于移民的排外宣传（大多数这些提到的移民都不是来自欧盟，可是谁也不会去关心真实的数据），以及减少欧盟拨款、让英国公共服务的支出‘滚滚而来’的虚假承诺，这些虚假承诺根本不去考察贸易和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脱离’的决定都是基于最糟糕的冲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网站读者在一篇脱欧报导下面这样留言。

这位读者的留言说得没错。获胜的脱欧派在十几年的挫败里，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可以总结为：

第一、把握情绪，诉诸于愤怒，而非理性的计算；

第二、捏造部分事实，掺杂部分事实，并且不断地捏造，让辟谣的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力气追赶；

第三、基于前两者在社交媒体上易于传播的特质，集中利用互联网作为战斗平台，与专业主流媒体对抗。

这三点，也被特朗普的团队运用在后来的美国大选中——事实上，英国脱欧阵营领军人物Farage一直在给特朗普鼓励和支持，在他大选之后还立即被邀请到特朗普家中庆贺，这并不是巧合。

第一点，诉诸于愤怒。

特朗普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家里从厕所到电梯都镀金的地产大亨，如何能说服选民他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把握情绪是最先的技巧。脱欧派花了数十年时间让英国选民对欧盟产生愤怒之情。2005年，Farage本人对《金融时报》的Simon Kuper承认过，普通选民对脱欧话题没什么兴趣，可能对他们来说被布鲁塞尔还是被威斯敏斯特统治，区别不大。于是公学男生们开始集中推行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反移民。他们成功了。

脱欧领袖们大多数是英国贵族公学和牛津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培养出的最大激情和长处就是辩论，而不是政策制定。头发凌乱的公子哥儿、前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和他的同事Michael Gove都是如此。作风强硬、顶着被脱口秀名人Jon Oliver称为 “最值得一揍的脸”的前英国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不是这个特权阶层的一员，但也以同样的技巧跻身其中。脱欧派通过谴责欧盟来售卖他们描画的图景：一个依然享受自由贸易和资金流动、享受欧盟共同市场的好处，却严格控制欧盟移民的美好旧日帝国，他们认定欧盟将不得不在英国的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面前让步。

但不管他们当中的哪一位，都只是以参加一场辩论赛的心态在动员这场运动。对于运动成功后的政策，他们却连个预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在脱欧之后，几位所谓的领袖全都躲了起来。带着幻想投票脱欧的选民也很快发现梦想的破灭：Farage不得不很快在电视上公开抵赖，称英国独立党在宣传大巴上许诺给国民保健署的每周3.5亿英镑不能兑现，那只是“竞选团队犯的（宣传）错误”。这些抵赖是无法被追究的，而脱欧风暴造成的损失很快就大大超出了医疗福利领域，波及到英国经济的每个方面。一日之内，英镑下跌超过10%，在未来数月里萎靡不振，最大跌幅甚至接近20%，英国地产狂跌，本来令人不满的医疗福利体系将进一步恶化，各方贸易的受损，对英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加重了这些恶性循环。

在美国大选得胜后的一周之内，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就迅速放弃或者修改了许多竞选时让他获得高声欢呼的许诺，比如在墨西哥边境建造高墙，“立即”遣返几百万非法移民，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等，因为这些许诺背后显然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计算支持。

在美国，特朗普的团队从英国脱欧运动中获得了真正的灵感。Matt Oczkowski,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领袖说过：“如果他赢了这场选举，那将会是因为一种英国脱欧式的心理，和一种还没被观察到的人口发展特征。”而借助于这个经验，特朗普的团队在着力发展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这些工业衰落的“锈带”地区选民，也着重捕捉那些“剥夺了选举权的新共和党”的注意力。这些“新共和党”比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年轻，信仰民粹主义和种族优越性，而且比其他共和党人更关注三个主要议题：法律秩序、移民和薪水收入。他们还对两党都怀有很深的轻蔑感，渴望让国家回到更快乐的时光。而颠覆共和党所有规则的特朗普，满足了他们的想像。

特朗普的策略是，以反移民和反堕胎的姿态树立右派形象，但许诺某种极权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承诺墨西哥边境建立高墙，威胁本国企业，禁止它们把生产外包到海外（虽然他自己的公司一直这么做），暂时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质疑华盛顿对北约盟国的长期义务，呼吁减少对外援助，发誓撕毁国际贸易协定，攻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并威胁提高关税，还建议亚洲盟国发展核武器，否认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以便为重新使用高污染能源铺路。

所有这些政策都将彻底颠覆二战之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从财政现实和安全领域而言都是疯狂的，更不要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一个现代社会的巨大撕裂。只有诉诸非理性的情绪，才能得到选民的支持——而他们确实得到了。

第二点，捏造部分事实，掺杂部分事实，并且不断地捏造，首先产生于英国脱欧派领袖对欧盟的攻击。

大多数人并没有耐心和能力去了解欧盟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选取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反对者甚至捏造了不少材料。这其中就包括被《泰晤士报》开除的记者、后来的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迄今为止，对欧盟最著名的抹黑谣言来自于他，但这个谣言一直反复被懒得确认事实的人们引用。Johnson宣称“欧盟要规定避孕套的统一尺寸”，但这事纯属捏造。他对欧盟所造的谣言有一长串，《金融时报》甚至发表过一篇专门的文章列举，但谣言获得关注，总是比驳斥谣言的文章要容易，因为后者实在太不够刺激了。

Farage本人对欧盟官员进行毫无依据的人身攻击也是一例。在6月27日的欧洲议会上，议会主席问英国独立党领袖Farage“你来这里干什么？”Farage洋洋自得地宣布他的胜利，继而侮辱整个欧洲议会“在座各位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工作”。

在Farage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位坐在他右后方的欧洲议会议员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用手捂住了脸。这位来自立陶宛的议员生于西伯利亚，他的父母被斯大林流放到那里。他后来加入立陶宛地下独立运动，曾是一名医生，能做心血管外科手术、创伤手术和战场手术，参加了立陶宛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他还参与了立陶宛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起草。在他获得的诸多奖项中，还包括一枚军事勋章。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一类人，经历、智力和勇气都非常人可以想像，但在2016年他却不得不坐在一个投机小商人后面，忍受他的侮辱和荒谬的谎言。这谎言是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他啼笑皆非，完全失语，只能苦笑着遮住自己的脸。

关于脱欧的诸多宣传里，还有意遗漏了一个信息：在欧盟各国里，英国是向海外输出人口最多的国家，有490万英国人在海外居住，其次是波兰，440万，然后是德国的400万。当英国脱欧派想要驱逐外来人口，他们优越的脑袋并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国民在海外“挤占别国工作机会”该如何处置。

在特朗普团队对对手捏造的谎言中，也夹杂了部分事实，比如希拉里与银行界的密切关系，以及邮件门（虽然FBI并没有从中发现希拉里的致命问题，但这个事件重创了她的支持率），另一些，比如散播希拉里身体糟糕到危在旦夕的谣言，和之前质问奥巴马出生地的问题，都成了“对井投毒”的有效方式，使得原先的支持者或者中立方更倾向于和希拉里保持距离。

但特朗普传达的最有力的仇恨，关于“中国和墨西哥抢走工作”和通过把工厂带回美国和重振乡村来“复兴伟大美国”的根本信息，却完全是为迎合不少选民的幻想而捏造的故事。

前兰德智库的主席William Overholt在他的脸书上试图解释这些基本事实：美国曾经有98%的农业人口，如今只有2%，不是因为外国人抢走了工作，而是因为工作效率提高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工业领域，被“抢走”的低薪工作是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厂效率的提高和科技发展更加剧了失业。在今天，即便是中国，也需要通过大幅度提高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但传统工会不愿意接受传统工人需要再教育并改变职业的现实，而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努力在讨好工会，并且在大选中寻找一个容易的靶子（在把中国当成替罪羊上，希拉里也有大力参与）。至于中国对汇率的操纵，“上一次中国货币被强行压低价值，大约是在2010年”。

但是在煽动性的公共论辩中，事实、逻辑和统一的道德规则失去了价值，侮辱变成了唯一的硬通货，公众在竞选娱乐中获得情绪的发泄，复杂的事实因而被随手扔开。这并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造就的分裂，却可能改变两国乃至整个世界未来半个世纪的格局。
第三点，对新媒体的运用。

最早把握新生媒体，一直是社会运动的关键。正如报纸在19世纪辅助了欧洲各国的革命，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纳粹依赖当时新生的广播，培育了大批热忱的追随者。奥巴马在2008年成功运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和小额捐赠赢得竞选支持，是最早的总统竞选利用互联网的经典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脱欧派和特朗普的胜利，也是新时代的“保守派”（如果向封闭社会倒退的主张可以被称为保守的话）第一次运用社交媒体获得胜利。二者都制定了简明有力的口号，便于推特传播，直击选民情绪。对推特的运用也更为积极有效。特朗普的团队把重点完全放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战略上，而对在传统媒体上花钱毫无兴趣。这部分是因为主流媒体对他的极度厌恶，但却意外地使他成为了战后竞选中花钱最少的美国总统。

大力反对特朗普，却被大选结果羞辱的主流媒体，试图理解互联网媒体在此次竞选中的作用。但他们的分析都无法深入，因为这一次，真实的数据掌握在社交媒体手中。脸书和推特，成了大部分选民们组织和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在那里没有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团队检验信息来源的程序。调研、个人印象和谣言都具有平等的传播价值，而速度更快。根据个人喜好推送消息的算法，以及“拉黑”功能的设置，使得不同意见人群之间加深了隔离，沟通更成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舒适地活在各自的泡沫之中，直到它被击碎。

脸书的董事会成员Peter Thiel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之一，这导致“脸书促成了特朗普上台”的流言飞起，不少人相信脸书有意传播对民主党的谣言攻击。大部分反对特朗普的互联网精英们对此愤怒异常，而扎克伯格不得不出来否认这个罪名。支持民主党的谷歌则在大选后拒绝再让“假新闻网站”购买广告链接（虽然如何定义“假新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当我在大选次日的葡萄牙里斯本参加欧洲最大互联网会议Web Summit时，硅谷知名投资人激动得站在台上高呼：“你们为什么不生气！”投资人随即坐下来，认真讨论信息泡沫和算法对民主的作用。或许，这标志着互联网“一切信息绝对平等”的时代正在结束。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开放社会也会制造自己的敌人。

重建公平的开放社会

返回封闭社会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开放社会的确需要解决自身的痼疾。英美主流媒体和学者在反省全球化的时候，却鲜有提及一个基本的事实：发达国家内部的相对贫困并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模式偏差和社会分配制度不公的结果——是所谓“新自由主义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黑色果实。以放任市场、压制劳工权利、无限弱化政府、掠夺自然资源、自由贸易和国际性分工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信奉其代表性人物、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名言：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存在。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联手强行将新自由主义推向高峰，把国内工会和工业经济一起削弱之后，英国工业区和美国“锈带”的工薪阶层就走上了漫长的失落道路。撒切尔上台没几年失业人口从100万上升到了300万。从利物浦到伦敦，大规模的城内骚乱爆发。这一切平息之后，工业区漫长的萧条逐步淘空了这些城市。

而另一方面，工业的流失伴随着资本游戏的疯狂。华尔街崛起，杠杆狂增。资本市场也和实业渐行渐远，从经济发展的助力开始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怪兽，直到2008年全球资本市场大崩盘。但无论市场是涨是跌，经济是起是落，顶层1%的巨富阶层却借助这些资本游戏一直加速收敛财富。其财富增长速度远超社会各阶层，他们以欺诈投资者犯下的罪行却往往不受追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还要在金融危机之后吸取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填补窟窿。所有这些事情，都被民众视为权贵勾结的明证。

但不幸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却因为意识形态战争的遗留，被有意视而不见或者不敢公开认同。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说，21世纪的一大悲剧，在于共产主义阵营的错误尝试，使得在它之后，一切左倾理念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排斥和提防。在冷战中和前苏联对峙多年的美国，这种极度的排斥尤为严重，以至于主张提高税收、扩大医疗保险福利的奥巴马被对手怒斥为“共产党”，而同样主张缩小阶级分化的民主党候选人之一桑德斯，也得到了同样的怀疑和攻击。

《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在大选前夕的长文《衰败还是涅磐？大选决定美国政治的未来》里，总结了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精英阶层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他提到了比尔·克林顿倡导的（介于高福利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让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拥抱自由贸易和移民，又一直努力收买工人运动，让他们不再反对签署贸易协定，是其中的原因。

但他也观察到，经济因素并不一定是决定因素。民主党关注女性、非裔美国人、同性恋、都市年轻人等支持者，却因此丧失了主张爱国主义、持枪权、反堕胎和强调基督教本位的工人阶级白人。他们“成了共和党更可靠的选民，哪怕共和党精英提出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悖”，而85%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美国已经迷失了身份”。左派并未失去社会最底层和少数民族（含新型大城市贫民）的联系，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看到白人中产和精英中的身份焦虑有多么强大。

在身份话题上，左派精英和自由派领袖的问题，与其说是过度城市化、精英化、失去了与保守地区工薪和中产阶级的联系，不如说是没有找到新的话语，来摆脱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后留下的糟糕遗产。奥巴马当选，黑人选票起了很大作用，但并未改变主流话语反一切社会主义色彩的事实。

然而，正如前面投票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启蒙运动和平权运动的努力并未完全失败。它们的确塑造了开放社会公共话语的根基，并创造大批拒绝部落冲动、更理性和开放的“新人类”。但它的成功局限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里，未能解决居于中小城市和乡镇或乡村人们的身份认同。为此需要找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缩小对物质的无限占有的冲动，缩小阶级差别，但却又让人足以获得自尊和身份认同。对族群之间的敌意，根据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来看，除了更多地开放社会，加深接触融合，没有更好的办法消除。

2013年离世的托尼·朱特经历了二战后英国的艰难，和此后全球化带来的丰富，却在临终前看到了这个开放社会进程的扭转。他去世前写下的《记忆的小屋》里留下的预言，看似哀歌，却如同祈祷，我们这一代人中或许有一半的人能听见：“我不认为这种情感（爱国主义）是不可理解的，我只是不认同于他们。但在过去的年份里，这些激烈的无条件的忠诚（无论是对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神、一种理念或者一个人）开始令我害怕了。文明的薄薄外壳完全栖息于对人类博爱的信仰之上，哪怕称这种信仰为虚幻也罢。虚幻也好，现实也罢，紧紧抱住这个信仰对我们会有好处。当然，这个信仰，以及它对人类谬行的束缚，在战争或动乱时期都会最先被抛弃。

“我恐怕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凶险的时代。撼动我们的安全感和稳定感的将不仅仅是恐怖分子、银行家和气候问题。全球化，或者说和平主义幻想中“平的”地球，将成为很多人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来源。他们将转而向他们的领袖寻求保护。从德里到达拉斯，穷人和失去家园的人敲打着被守护的群体那不断增高的隔离墙，“身份”的定义将变得更刻薄。

“国家没有消失，反倒可能自我实现了：公民身份的特权，保护居住证持有者的权利，将会铸就政治权力的王牌。在成熟民主社会里那些狭隘的煽动者将会要求对绝望的新来者进行‘测试’——知识也好，语言也罢，甚至还有态度——以决定他们是否配得上英国、荷兰或者法国的身份。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纪，我们会想念那些宽容的边缘人：边界人。我的人群。

（覃里雯，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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