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罗钧禧:哥伦比亚革命军、古柯叶与华府的圆舞曲

10月2日,和平协议将交由哥伦比亚人民表决,有望终结这场持续52年,西半球最后的一场内战。
2016年9月23日,哥伦比亚革命军FARC的支持者在庆祝FARC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

9 月 26 日,哥伦比亚政府与左翼的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简称 FARC)在联合国秘书长和拉美各国领袖见证下,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此前,双方经历四年漫长的谈判,已于八月底正式停火。

10 月 2 日(本周日),和平协议亦将交由哥伦比亚人民表决,有望终结这场持续52年,西半球最后的一场内战。

这世代的哥伦比亚人,一生都活在战乱中,从未真正过上和平的生活。这次公投能否让哥伦比亚走上康庄大道?许多人都在期盼。

自 1964 年 FARC 成立以来,其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冲突,已经造成超过 700 万人流离失所,22 万人以上死亡——其中八成是平民。而目前,FARC 还有约 7,000 名游击队员。

去年 9 月,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和 FARC 领袖 Rodrigo Londoño Echeverri 在古巴历史性会面,并盼望在 2016 年 3 月底前内签署和平协议。随著 3 月底的限期过去,很多人一度怀疑这次谈判会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在过去 30 年,哥伦比亚政府和 FARC 曾经三次尝试和谈,但都未能达成共识。这一次,在古巴和挪威的居中斡旋下,双方终于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缺乏政治参与,导致 FARC 崛起

激进政治组织的冒起,往往是由于平民没有办法循民主体制发声;FARC选择革命路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上世纪 50 年代中,当时哥伦比亚的两大政党自由党(Partido Liberal)和保守党(Partido Conservador),达成了一个名为“全国阵线”(Frente Nacional)的协议,来“公平”分配政治权力。根据协议,在1958年起的四届总统任期,自由党和保守党将轮替执政;同时,三权(行政、立法、司法)里的主要职位都将由两党平分。理论上,这建立了一种稳定机制,消除哥伦比亚选举政治常带来的政治动荡。

但问题是,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由社会精英把持。两党所代表的,只是上流社会不同支派的利益。哥伦比亚的穷人──特别是农民──并不能在政治制度里,找到为他们发声的政党。“全国阵线”变相排斥了所有其他小党的政治参与,使得很多穷人从根本上反对整个政治制度,而当中不少人更选择诉诸武力。

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更启发其他拉美国家民众组织革命军。光是在哥伦比亚,就有数个武装革命运动发起——包括 FARC、ELN(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民族解放军),及 M-19(Movimiento 19 de Abril,4月19日运动)等。

这些不同的游击队代表不同背景的反对力量。例如,ELN 和 M-19 都是以城市为发源地的武装组织;FARC 则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军事组织,其也秉持著为人民奋斗的理念,并相信革命运动可以起源于农村和农民。

FARC 在 1964 年的出现,源于中国共产革命。毛泽东思想除了对中国影响深远,在外国亦不乏追随者。中国之外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组织通常自称为“毛派”或“毛主义者”(Maoist)。世上仅存的毛派武装组织并不多,FARC 可算是其中最有象征性的一个。

贩毒集团与 FARC 的恩怨竞合

哥伦比亚是世上最主要的毒品出口国之一,亦是最大的可卡因(coccaine 古柯碱)出口国。今天,哥伦比亚有七成种植古柯叶的地区,都在 FARC 的控制范围里。

不过,FARC 起初只是一个希望夺取政权、推行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社会不平等的革命组织,并不涉及贩毒活动。

70 年代末,种植古柯叶(coca leaves,制造可卡因的原材料)的产业才开始在哥伦比亚急速冒起。起初,FARC 和毒贩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FARC会为毒贩和种植古柯叶的农民提供军事保护,以收取贩毒“税”,其实也就是保护费。

这一年大热的 Netflix 电视剧 Narcos,描述了哥伦比亚最恶名昭彰的麦德林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和当时世上最大的毒枭 Pablo Escobar。FARC 和麦德林集团开始时是互取所需,但麦德林集团渐渐觉得,与其不断向 FARC 交“保护费”,倒不如建立自己的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顺便把 FARC 一并铲除。

这些右翼准军事部队、FARC、与政府军队,慢慢形成哥伦比亚的三方军事势力。由于毒贩财力雄厚,能配置最好的武器,到了 80 年代末,FARC 很大部份的地盘,已经落入毒枭的准军事部队手里。

从反毒到反恐,美国介入与 FARC 的起落

美国在 90 年代起参与打击哥伦比亚的贩毒活动,瓦解了麦德林集团等贩毒集团,却意外为 FARC 提供了喘息空间。其中,美国推动的“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提供了超过 75 亿美元援助给哥国打击贩毒活动。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很多古柯叶、大麻和罂粟的种植活动,都因此搬到了 FARC 控制的地区,使得 FARC 有机会参与到贩毒产业链。

有了财政资源以后,FARC 的规模迅速壮大,也逐渐变成了世上其中一个最有钱的游击队,成员数目由 1986 年的 3,600 人上升到 1995 年的 7,000 人;到了 2000 年,人数更至一度多达 20,000 人。与此同时,ELN 的人数亦从 1980 年代中期的 800 人,增至 2000 年的 5,000 人。在冷战结束后,拉美其他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但 90 年代哥伦比亚的游击队活动反而更趋活跃,原因正在这里。

2001 年,美国发生的 9/11 袭击,突然促使美国致力在全球打击恐怖活动。随着哥伦比亚政府与 FARC 的谈判在 2002 年破裂,时任总统 Andrés Pastrana Arango 公开谴责游击队为“恐怖分子”。同年,美国亦正式容许“哥伦比亚计划”的援助,除用来打击毒贩活动,亦能用于打击游击队。

在这个背景下,父亲被 FARC 暗杀的乌力贝(Alvaro Uribe),在 2002-10 年上台担任总统,对 FARC 采取铁腕镇压手段,甚至不惜宁滥莫纵,打击所有涉嫌与 FARC 有关的人。乌力贝大为削弱了 FARC 势力,也抢回很多土地,但 FARC 毕竟是一支游击队,要完全歼灭始终非常困难。

FARC 转型为政党,进入政治体制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FARC 也深知单凭武装力量,不能夺取政权;更何况,哥伦比亚军队和警察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也变得越来越专业。说到底,FARC 本来想得到的,只是参与政治的机会,去推行它们相信的社会主义。

FARC 曾在 1985 年组职“爱国同盟”政党(Unión Patriótica,简称 UP),尝试从体制里进行变革。但当时麦德林集团杀害了超过 3,000 名爱国同盟的领袖,包括市长、议员、总统候选人等,基本上消灭了整个爱国同盟,也使得 FARC 转型为合法政党的愿望落空。

另一边厢,M-19 游击队早在 1990 年便放弃了武装斗争,转而参与文人政治。其中一个主要领袖 Gustavo Petro,曾促成 M-19 与政府的和平谈判,协助 M-19 解除武装,及使政府特赦 M-19 成员。Petro 曾参与 2010 年的总统选举,虽然落败了,但翌年就当选首都波哥大(Bogotá)市长,而这职位的政治地位,在哥伦比亚仅次于总统一职。

根据和平协议,FARC 能在 2018 年后组党,参加哥伦比亚国会及总统选举;而届时,它们将被保证在上下议会各拥有 5 个议席。M-19 的经验亦正好给予 FARC 一个榜样,使它能够相信这次 FARC 确实能转型为一个合法政党,甚至有一天能循民主途径执政。

转型正义争议,与公投态度的城乡对比

和平协议除了确保 FARC 能够融入主流政治,亦会帮助游击队成员重新融入社会。FARC 成员将在 180 天内向联合国观察员缴械,而哥伦比亚政府亦承诺,将会大力发展贫困农村地方,以减少城乡差异。

不过,过去内战遗留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问题始终棘手,亦是双方谈判时的最大障碍。所谓转型正义,包括如何就各项内战罪行,审讯、惩罚战犯,并赔偿予受害者。

在协议下,除了违反人道、种族灭绝和战争犯罪等之外,其他叛军可获特赦或轻判:FARC 成员只要承认罪行,最多只会叛八年的“有限度活动”令,但就不用坐监。总统桑托斯亦委托其母校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协助落实转型正义计划,希望在 2021 年前赔偿超过 700 万受害者──这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赔偿计划。

但 FARC 多年来的绑架、勒索、谋杀等,使不少哥伦比亚家庭都是受害者。因此,桑托斯在国内也面临很多批评,指他对 FARC 过份软弱,认为特赦或轻判 FARC 成员在情感上令人难以接受。前总统乌力贝也公开唱反调,指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协议,只会鼓吹更多的暴力。也有一些人担心,FARC 成为合法政党,可能会把哥伦比亚变成另一个古巴或委内瑞拉。

为了得到国民授权,桑托斯才决定将和平协议交由全民表决,让哥伦比亚人决定是否接受和约。

根据最新民调,“支持”阵营现以约六成支持度领先;但支持者一般都来自城市。相反,很多住在乡郊地区的人,长年饱受 FARC 的煎熬,认为 FARC 是不能信任的恐怖份子。就如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这种城乡差距有可能影响民调的可信性。虽然国际社会也一致支持协议,但最终公投结果仍存在变数。

在绝望的年代,给和平一个盼望

说这次公投是让哥伦比亚走上康庄大道的契机,绝不为过。而和约对拉美以至全世界来说,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到 20 年前,很多人都认为哥伦比亚会成为另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在 90 年代,哥伦比亚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国家,而麦德林(Medellín,即麦德林集团的发源地)亦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但今天,哥伦比亚的治安已经大为改善,而她更成为拉美其中一个最稳定的经济体。当哥伦比亚的邻国巴西和委内瑞拉,过去几年的经济都陷入严重衰退,哥伦比亚仍然保持每年 3-4% 的经济增长率。

这几年,有不少国际品牌进驻哥伦比亚,就连香港也开始有旅行团前往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的国家计划部报告就估计,与 FARC 签定和约可以进一步增加投资者信心,使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三倍,及把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到约 6%。

当全世界满布恐怖主义阴霾,难免使人觉得世局纷乱。不过除了“叙利亚战争”、“法国恐袭”等,还是有一些能使人憧憬世界和平的事。这场半世纪战争的终结,不单对哥伦比亚意义重大,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示范作用。对行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能真正结束一场战争,亦是一次难得的外交胜利。

这世代的哥伦比亚人,一生都未真正过上和平的生活。哥伦比亚能否放下历史包袱,走上康庄发展大道,明天就有分晓了。

延伸阅读:
Mark Peceny and Michael Durnan, “The FARC's Best Friend: U.S. Antidrug Policies and the Deepening of Colombia's Civil War in the 1990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8, No. 2 (Summer, 2006), pp. 95-116

(罗钧禧,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荣誉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拉美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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