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6 日，哥伦比亚政府与左翼的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简称 FARC）在联合国秘书长和拉美各国领袖见证下，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此前，双方经历四年漫长的谈判，已于八月底正式停火。
10 月 2 日（本周日），和平协议亦将交由哥伦比亚人民表决，有望终结这场持续52年，西半球最后的一场内战。
这世代的哥伦比亚人，一生都活在战乱中，从未真正过上和平的生活。这次公投能否让哥伦比亚走上康庄大道？许多人都在期盼。
自 1964 年 FARC 成立以来，其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冲突，已经造成超过 700 万人流离失所，22 万人以上死亡——其中八成是平民。而目前，FARC 还有约 7,000 名游击队员。
去年 9 月，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和 FARC 领袖 Rodrigo Londoño Echeverri 在古巴历史性会面，并盼望在 2016 年 3 月底前内签署和平协议。随著 3 月底的限期过去，很多人一度怀疑这次谈判会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在过去 30 年，哥伦比亚政府和 FARC 曾经三次尝试和谈，但都未能达成共识。这一次，在古巴和挪威的居中斡旋下，双方终于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缺乏政治参与，导致 FARC 崛起
激进政治组织的冒起，往往是由于平民没有办法循民主体制发声；FARC选择革命路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上世纪 50 年代中，当时哥伦比亚的两大政党自由党（Partido Liberal）和保守党（Partido Conservador），达成了一个名为“全国阵线”（Frente Nacional）的协议，来“公平”分配政治权力。根据协议，在1958年起的四届总统任期，自由党和保守党将轮替执政；同时，三权（行政、立法、司法）里的主要职位都将由两党平分。理论上，这建立了一种稳定机制，消除哥伦比亚选举政治常带来的政治动荡。
但问题是，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由社会精英把持。两党所代表的，只是上流社会不同支派的利益。哥伦比亚的穷人──特别是农民──并不能在政治制度里，找到为他们发声的政党。“全国阵线”变相排斥了所有其他小党的政治参与，使得很多穷人从根本上反对整个政治制度，而当中不少人更选择诉诸武力。
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更启发其他拉美国家民众组织革命军。光是在哥伦比亚，就有数个武装革命运动发起——包括 FARC、ELN（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民族解放军），及 M-19（Movimiento 19 de Abril，4月19日运动）等。
这些不同的游击队代表不同背景的反对力量。例如，ELN 和 M-19 都是以城市为发源地的武装组织；FARC 则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军事组织，其也秉持著为人民奋斗的理念，并相信革命运动可以起源于农村和农民。
FARC 在 1964 年的出现，源于中国共产革命。毛泽东思想除了对中国影响深远，在外国亦不乏追随者。中国之外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组织通常自称为“毛派”或“毛主义者”（Maoist）。世上仅存的毛派武装组织并不多，FARC 可算是其中最有象征性的一个。
贩毒集团与 FARC 的恩怨竞合
哥伦比亚是世上最主要的毒品出口国之一，亦是最大的可卡因（coccaine 古柯碱）出口国。今天，哥伦比亚有七成种植古柯叶的地区，都在 FARC 的控制范围里。
不过，FARC 起初只是一个希望夺取政权、推行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社会不平等的革命组织，并不涉及贩毒活动。
70 年代末，种植古柯叶（coca leaves，制造可卡因的原材料）的产业才开始在哥伦比亚急速冒起。起初，FARC 和毒贩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FARC会为毒贩和种植古柯叶的农民提供军事保护，以收取贩毒“税”，其实也就是保护费。
这一年大热的 Netflix 电视剧 Narcos，描述了哥伦比亚最恶名昭彰的麦德林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和当时世上最大的毒枭 Pablo Escobar。FARC 和麦德林集团开始时是互取所需，但麦德林集团渐渐觉得，与其不断向 FARC 交“保护费”，倒不如建立自己的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顺便把 FARC 一并铲除。
这些右翼准军事部队、FARC、与政府军队，慢慢形成哥伦比亚的三方军事势力。由于毒贩财力雄厚，能配置最好的武器，到了 80 年代末，FARC 很大部份的地盘，已经落入毒枭的准军事部队手里。
从反毒到反恐，美国介入与 FARC 的起落
美国在 90 年代起参与打击哥伦比亚的贩毒活动，瓦解了麦德林集团等贩毒集团，却意外为 FARC 提供了喘息空间。其中，美国推动的“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提供了超过 75 亿美元援助给哥国打击贩毒活动。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很多古柯叶、大麻和罂粟的种植活动，都因此搬到了 FARC 控制的地区，使得 FARC 有机会参与到贩毒产业链。
有了财政资源以后，FARC 的规模迅速壮大，也逐渐变成了世上其中一个最有钱的游击队，成员数目由 1986 年的 3,600 人上升到 1995 年的 7,000 人；到了 2000 年，人数更至一度多达 20,000 人。与此同时，ELN 的人数亦从 1980 年代中期的 800 人，增至 2000 年的 5,000 人。在冷战结束后，拉美其他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但 90 年代哥伦比亚的游击队活动反而更趋活跃，原因正在这里。
2001 年，美国发生的 9/11 袭击，突然促使美国致力在全球打击恐怖活动。随着哥伦比亚政府与 FARC 的谈判在 2002 年破裂，时任总统 Andrés Pastrana Arango 公开谴责游击队为“恐怖分子”。同年，美国亦正式容许“哥伦比亚计划”的援助，除用来打击毒贩活动，亦能用于打击游击队。
在这个背景下，父亲被 FARC 暗杀的乌力贝（Alvaro Uribe），在 2002-10 年上台担任总统，对 FARC 采取铁腕镇压手段，甚至不惜宁滥莫纵，打击所有涉嫌与 FARC 有关的人。乌力贝大为削弱了 FARC 势力，也抢回很多土地，但 FARC 毕竟是一支游击队，要完全歼灭始终非常困难。
FARC 转型为政党，进入政治体制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FARC 也深知单凭武装力量，不能夺取政权；更何况，哥伦比亚军队和警察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也变得越来越专业。说到底，FARC 本来想得到的，只是参与政治的机会，去推行它们相信的社会主义。
FARC 曾在 1985 年组职“爱国同盟”政党（Unión Patriótica，简称 UP），尝试从体制里进行变革。但当时麦德林集团杀害了超过 3,000 名爱国同盟的领袖，包括市长、议员、总统候选人等，基本上消灭了整个爱国同盟，也使得 FARC 转型为合法政党的愿望落空。
另一边厢，M-19 游击队早在 1990 年便放弃了武装斗争，转而参与文人政治。其中一个主要领袖 Gustavo Petro，曾促成 M-19 与政府的和平谈判，协助 M-19 解除武装，及使政府特赦 M-19 成员。Petro 曾参与 2010 年的总统选举，虽然落败了，但翌年就当选首都波哥大（Bogotá）市长，而这职位的政治地位，在哥伦比亚仅次于总统一职。
根据和平协议，FARC 能在 2018 年后组党，参加哥伦比亚国会及总统选举；而届时，它们将被保证在上下议会各拥有 5 个议席。M-19 的经验亦正好给予 FARC 一个榜样，使它能够相信这次 FARC 确实能转型为一个合法政党，甚至有一天能循民主途径执政。
转型正义争议，与公投态度的城乡对比
和平协议除了确保 FARC 能够融入主流政治，亦会帮助游击队成员重新融入社会。FARC 成员将在 180 天内向联合国观察员缴械，而哥伦比亚政府亦承诺，将会大力发展贫困农村地方，以减少城乡差异。
不过，过去内战遗留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问题始终棘手，亦是双方谈判时的最大障碍。所谓转型正义，包括如何就各项内战罪行，审讯、惩罚战犯，并赔偿予受害者。
在协议下，除了违反人道、种族灭绝和战争犯罪等之外，其他叛军可获特赦或轻判：FARC 成员只要承认罪行，最多只会叛八年的“有限度活动”令，但就不用坐监。总统桑托斯亦委托其母校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协助落实转型正义计划，希望在 2021 年前赔偿超过 700 万受害者──这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赔偿计划。
但 FARC 多年来的绑架、勒索、谋杀等，使不少哥伦比亚家庭都是受害者。因此，桑托斯在国内也面临很多批评，指他对 FARC 过份软弱，认为特赦或轻判 FARC 成员在情感上令人难以接受。前总统乌力贝也公开唱反调，指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协议，只会鼓吹更多的暴力。也有一些人担心，FARC 成为合法政党，可能会把哥伦比亚变成另一个古巴或委内瑞拉。
为了得到国民授权，桑托斯才决定将和平协议交由全民表决，让哥伦比亚人决定是否接受和约。
根据最新民调，“支持”阵营现以约六成支持度领先；但支持者一般都来自城市。相反，很多住在乡郊地区的人，长年饱受 FARC 的煎熬，认为 FARC 是不能信任的恐怖份子。就如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这种城乡差距有可能影响民调的可信性。虽然国际社会也一致支持协议，但最终公投结果仍存在变数。
在绝望的年代，给和平一个盼望
说这次公投是让哥伦比亚走上康庄大道的契机，绝不为过。而和约对拉美以至全世界来说，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到 20 年前，很多人都认为哥伦比亚会成为另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在 90 年代，哥伦比亚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国家，而麦德林（Medellín，即麦德林集团的发源地）亦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但今天，哥伦比亚的治安已经大为改善，而她更成为拉美其中一个最稳定的经济体。当哥伦比亚的邻国巴西和委内瑞拉，过去几年的经济都陷入严重衰退，哥伦比亚仍然保持每年 3-4% 的经济增长率。
这几年，有不少国际品牌进驻哥伦比亚，就连香港也开始有旅行团前往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的国家计划部报告就估计，与 FARC 签定和约可以进一步增加投资者信心，使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三倍，及把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到约 6%。
当全世界满布恐怖主义阴霾，难免使人觉得世局纷乱。不过除了“叙利亚战争”、“法国恐袭”等，还是有一些能使人憧憬世界和平的事。这场半世纪战争的终结，不单对哥伦比亚意义重大，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示范作用。对行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能真正结束一场战争，亦是一次难得的外交胜利。
这世代的哥伦比亚人，一生都未真正过上和平的生活。哥伦比亚能否放下历史包袱，走上康庄发展大道，明天就有分晓了。
延伸阅读：
Mark Peceny and Michael Durnan, “The FARC’s Best Friend: U.S. Antidrug Policies and the Deepening of Colombia’s Civil War in the 1990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8, No. 2 (Summer, 2006), pp. 95-116
（罗钧禧，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荣誉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拉美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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