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瑾：王健林“一个亿的小目标”为何引人瞩目

中国首富王健林最近刷屏了。

这位万达集团董事长，最近在一次节目中对采访者陈鲁豫表示：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比如挣它一个亿。

通过微信朋友圈以及微博等社交媒体，“一个亿的小目标”衍生出各种版本。

一个亿，多乎哉，不多也。尤其以首富身价而言，如果万达上市，仅仅万达商业市值估算就有 2000 亿元，难怪金融界的人马上就反应过来：一个亿，不就是万分之五么，对于首富确实不够多。其次，即使不是房地产大佬，幸运的一些中国中产或者拆迁户，持有两三套一线城市住房，身价数上千万属于必然，以一个亿作为目标，好像也不算很离谱。

集体吐槽与假装淡定背后，王健林的话对于什么人伤害最大？除了各类房奴，心理阴影面积最大的，可能就是正在创业浪潮中的少年们了。至于网上“一个亿小目标”的衍生调侃，基本以创业公司为主，比如小目标是服务一亿企业，小目标是先做到一亿的流水等等。

然而，这是一个独角兽企业会饿死的资本寒冬，很难想象多少创业公司能够淡定。因此在王健林段子刷屏之后，笔者目测朋友圈和各个创业群貌似安静了一会。在资本寒冬之下，创业人员的心情可以想象，他们不少放弃了好的工作机会，错了买房的时机，全身心（所谓 all in）之后，月薪数万，公司存在，已经感激涕零。

王健林的话为什么刷屏？除了喜剧效果，其实也在于其隐约戳中大家痛点，那就是阶层固化与不平等之痛。正是从一亿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差距。如我微信公号 econhomo 中所写，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早就告诉我们，富人与你我不同。不信，回想一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吧，即使是珠光宝气的盖兹比，其实也难以进入上流社会。

贫富差距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化新镜像，这也导致不平等成为时代新热点。以美国为例，《了不起的盖茨比》发生在美国的爵士乐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一战之后与大萧条之间的十余年，那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刻之一。菲茨杰拉德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作家，他评价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伴随着大萧条的来临以及战争，贫富差距在主要国家开始缩小，而战后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不少白领工人以希望，城市中产开始崛起。然而到了 2000 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方面经济的滞涨难以消退，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开始拉升，这一趋势在 2008 年更加明显，不少国家的工薪收入水平仍旧没有回到危机之前，而收入增长的大部分，也被少部分金字塔顶层的人拿走，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各类反对收入顶端“百分之一”的抗议声音。

如此境况之下，政治经济学也在回归，从皮凯迪（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炮而红，可见人心所向。而不平等有其代价，那就是政治上民粹主义的兴起，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普朗的上位，正是其反映。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民粹主义”其实也在兴起，只是更为隐蔽，表现为主要国家公共债务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从经济来看，以往看重效率的做法在社会变化之下也有所改变，不平等开始回归关注中心。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rnes Atkinson）是研究不平等的大家，他也是皮凯迪的老师。他根据数据指出，在过去一百年中，前一阶段主要趋势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拉大，然而现在趋势则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差距在缩小，即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现出“U”形，而国家间的不平等水平则呈现出“∩”形。

不平等，应该如何办？或许更为温和的方式还是经济手段，比如税收。以往，税收总是被认为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其另一个重要作用──调节收入差距，或许在当下发挥更大作用。朱镕基担任中国总理的时候，看到“亚洲富豪榜”的第一反应是：他们纳税了么？他甚至直接表示其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

的确，这方面政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除了千呼万唤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外，如何令养老与医疗保险等基础福利更平等地提供给国民，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徐瑾，青年学者，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微信公号 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