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5年10月，欧盟向台湾警告，言明若不改善各种“非法、未报告或不规范”的渔业行为，将禁止台湾水产品销入欧盟，凸显出台湾远洋渔业来到转型路口。在此同时，中国在雄厚资本、强大内需和国家政策拉动下，加入渔业争霸战局，并在太平洋两岸造成一连串争端。而在于两岸远洋渔业，则是中国与台湾“近海无鱼”的窘况。
“我们会吃光海洋吗？”端传媒整合两岸采访团队，历经数月筹备，推出这则专题系列报导。同时于观点频道安排三篇评论，分别讨论：海洋资源管理的难处与必须、新科技改革渔业的可能，以及中国渔业扩张对国际体系的冲击。
七月，南海仲裁出炉。当领海主权争议甚嚣尘上，人类虚拟的九段线下的海洋亦不平静。近年来全球海洋面临的各项危机：过渔、污染、全球暖化，无一不在我们周围海域发生。
1968年，哈丁（Garret Hardin）提出有名的“公地悲剧”，解释为何公共财总是会被消耗殆尽。当一块地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取用，即使人人皆之不可过度使用资源的道理，但为了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仍会竭尽所能的使用资源，最后造成整体利益受损。这个概念常用以解释为什么自然资源的管理困难重重。
但是，公地悲剧从不应成为自然资源被快速消耗的借口──世上被砍伐最剧烈的山林、渔业资源消耗最快速的海洋，多为国有地或领海，代表并非全然开放取用。而这些自然资源的“主权”拥有者，照理来说应有永续管理的动机，而究竟为何我们的环境仍持续败坏？
我们用什么方法试图管理海洋资源？又是哪些困难让我们步履蹒跚？
海洋资源合理的“利息”，难以估算
“海洋鱼类是取之不竭的。”十七世纪鼎鼎有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信心十足的言论仍言犹在耳，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已有许多研究指出，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渔场早已过渔。
赫胥黎当年的推论，奠基在鱼类生长快速、产卵量大的事实。在那个时候，他不认为人类捉取鱼类的速度，会快过鱼类族群生长的速度。当然，渔业学家如Carl Walters不像赫胥黎一样乐观，他们早已知道控制捉取量的重要。既然鱼类属于再生资源，整个渔业管理的规划自然围绕在取用“利息”──一定时间内新成长的族群量上。
理论上来说，只要提取“利息”，保留“本金”，渔业资源就会生生不息。不过近代也有很多研究显示，这个概念其实相当简化──考虑到气候变迁与鱼类族群年龄结构等等因素，我们能提取的“利息”也许应该下修。
预估这份“利息”何以困难？首要困难就是资料来源不易。海里有多少鱼？我们抓了什么鱼？每年抓走多少？每年族群的回复量和品质有符合预期吗？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一步得先确实掌握鱼获资料。
现况之下，台湾的鱼获资料主要是由渔民自主申报，再由各地渔会统整。然而，申报表格洋洋洒洒、项目繁多，若真要细心填写势必得花上不少时间心力，让人望之却步。再加上，渔民难以体会申报这些资料的实际好处，自然欠缺确实申报的动力。
为了解决自主申报的各种问题，国内外皆依赖观察员来抽检、监督鱼获状况。但是配置观察员所需人力、经费庞大；加以其角色不免涉及利益冲突，观察员又需要担心人身安全等问题，因而使得鱼获监察效率不彰。
除了鱼获资料以外，要管理海洋资源，还需掌握海洋环境状况、渔业经济产业炼动态（如价格如何波动）、捕捞与养殖渔业的竞争合作等等；以上每项都是大课题，需有扎实的资料与科学方法来推估。
但是，涉及“人”的渔业管理，即使有了完美的资料与理论，仍然无法如科学数字如此简单。
台湾渔民、政府与执法者欠缺互信
如同绝大多数政策成形的过程，渔业政策也是多方人马角力的结果。以台湾为例，影响渔业政策至少便有：国际协定、政府机关、学术单位、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渔会、渔民。在过往，台湾不乏环保团体大声疾呼、渔民举牌抗议、政府夹在中间的冲突画面。但这些这些单位必然对立、拉扯吗？其实不然，以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些单位本质上根本应互相合作。
渔业管理的中心主旨为“永续”，而非全面禁绝使用自然资源。若产业健全，这个目标其实也符合渔业从事者的利益，毕竟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吃饭家伙只能维持一时。事实上在许多国家，渔业组织确实与渔业研究单位、政府单位密切合作，甚至提供金援委托学术机构或顾问公司，推估最适捕捞量，研究渔期与渔业管理模式。就像银行中有商业经理人协助投资者规划财务利用，实际从渔业资源获利的渔民、渔业研究单位和管理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使海中的“小金库”能够源源不绝的滋生利息。
那么，为什么在台湾，我们看到的多是单位间的冲突，远多于合作？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唯有当从业者的目标为永续经营这份工作，才会有动力去节制短期利益，以换取长期获利。但是，随著台湾产业转型，渔业相形显得工作环境恶劣、获利不稳，若有其他的工作机会，很少人会愿意持续讨海，更别说希望能传承给下一代了。这样状况下，渔民自然是能赚则赚。
其次，从业人员不信任政策，自然丧失配合动力。对许多渔民来说，要他们配合禁渔期、只捕捉特定性别或大小的鱼获等并非难事。但让他们愤恨不平的，是政策制定往往反映政治角力，而非有实质意义。比方说，要针对某个物种订定禁渔期，但不同地区的渔船作业方式与地点都稍有不同，生物学上最适合的禁渔期，也许刚好是某个地区作业上最方便的时间，如此便会造成争议，最后往往仍取决于政治实力。再加上不同县市常有不同的法规规范，要整合业者更是困难重重。这样“妥协”出来的政策，自然效果打折。
最后，渔民也不信任执法单位。台湾执法机关人力短缺、业务繁重，加以内部意见不一等等的情况，更造成执法疲软；这对认真守法的渔民来说，更是感觉挫败。加上，即使乖乖守法，当其他国家的违法业者仍然猖獗，不断越界的中国渔船一再被轻放轻纵，渔民自然心有不平。
面对海洋，我们须当仁不让
永续渔业的路上困难重重，但我们并不是没有进步。
1990年代，大西洋鳕鱼生态资源大崩盘，一时之间沿岸数个仰赖鳕鱼渔业为生的渔村走向萧条，宛如死城。当年大西洋鳕鱼已是资料相当齐全的重点管理渔业，仍面临重挫，可见渔业管理的艰难。从此欧美各国记取教训，重新检讨并调整渔业政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逐渐有报告指出：大西洋鳕鱼回来了，欧美数个渔场已逐渐回稳。
欧美渔业经历过资源崩溃和调整管理方式的历程，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镜。汇整过去世界各国渔业管理的发展轨迹，或许未来台湾可以朝这三个方向努力：
一、提升民众对海洋资源永续的理解
长期以来，大多数的人对野生动物的想像，局限于狮子、老虎、大象等陆域生物，而忘却海洋中的鱼类贝类亦是野生动物。从民众开始认知到我们是在向大海取食，进而选取对环境友善的鱼获来源、并节制口腹之欲于濒危的物种，正是从市场机制推动永续渔业的重要关键。近年来欧美各国各自发展各种永续海鲜商品的认证机制，台湾中研院也推出“永续海鲜指南”，更有水产业者主动投入办理责任渔业标章，而下一步推动通路、更多民众认识并选择永续海鲜，更是迫切的议题。
二、运用科技协助资料收集
如前所述，海洋资源管理的资料收集繁琐困难，往往成为有效管理的第一道门槛。但是随著科技进步，近年来如电子鱼获监测系统、渔船动态系统等等技术的发展，配合大数据分析，有望降低资料收集的难度，并能更精确、快速的监测渔业动态。
三、不断调整管理模式
除此以外，所有的管理政策都应该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整个自然资源管理的过程，就像进行一个超大型实验，成败与否总是需要做了才知道。我们的政策足够弹性吗？有办法随时修正目前的管理方式吗？能适时的回馈给渔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最新资讯？
总归来说，海洋资源管理是一条漫漫长路，我们可以选择无止尽的抱怨，也可以一步步对问题抽丝剥茧。身为太平洋上一座小岛的岛民，将眼光放向温柔包围著我们的海洋，担起照顾它的责任，我们当仁不让。
（郭庭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洋与渔业中心博士候选人，滔滔 Ocean Says 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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