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选管会）禁止主张港独人士参选立法会，过程毫无章法而且前后矛盾。当选管会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所有相关选举制度的执行都可以被质疑，选举公正也就危在旦夕。有见及此，我想介绍一下世界各地常见的不公正选举案例，让大家认清选举行政不中立带来的后果。制度公正从来是香港人引以自豪的社会基石，但愿以下案例不会在香港流行。
选举前的操控
第一类的操控，是在选举之前进行，当中包括对候选人的筛选、选民名册的改动，有所偏袒的选区划分，以及不公平的竞选宣传过程。
筛选候选人可说是香港人最熟悉的方式，之前特首选举的筛选和现在立法会选举的取消资格事件，相信可以成为世界各地选举研究的经典案例。常见的筛选通常都没有那么直接或明目张胆，例如美国民主党初选制度中的“超级党代表”制度，就常被批评不公。事实上这些“超级党代表”确实是为了排除党内主流不接受的参选人而存在。再加上不少州份不容许党内初选中的落选人以独立资格参选，也就形成一定程度的筛选效果。
相对直接的筛选方法，或者可以向俄罗斯参考。俄罗斯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也会因为认为参选人的言论过激而取消其参选资格，不过更容易的方式是，用各种理由在选举前起诉各名疑似参选人，让他们带罪之身不能参选。如果真的有参选人可以成功入闸，还要拿到足够提名──200万名公民联署，而且每个联邦区不得多于五万个签名，理由是候选人应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实际上就是只有建制动员的参选人才能满足要求。
候选人可以筛选，选民一样可以筛选。选民的政治取向往往和其社会经济背景相关，减少某种背景的选民，就可以减少相对应政治取向的选票。美国不少州份会剥夺囚犯的投票权，甚至刑满释放后也不能自动重新获得投票权。由于囚犯以少数族裔为多，而少数族裔往往倾向民主党，重罪犯的投票权也就成为操控选举的间接手段。
另一种做法，就是集中调查某阵营支持者集中地段的选民登记。例如在香港，高学历中产私人屋苑往往是非建制的票仓，如果我是政府又想压低这个票源，大可以只向这些屋苑寄出要求覆核资格的信件，以博取选民忘记回信而失去选民资格。
如果无法让选民消失，也可以透过选区划分来减低他们的影响力，而这方法在单议席单票制当中最为有效。假设一个高学历中产私人屋苑的周边，有四条老旧公共屋邨，如果每个屋苑和屋邨算一个选区，中间的私人屋苑很有可能选出非建制派，而另外四个选区则选出建制派。现在把中间的选区取消，当中的大厦由周边四个选区瓜分。这些中产选民因为力量分散了，失去了自己的议员之余，又不足以把原有四个选区的建制派赶走。这种做法叫“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简而言之就是“霸位”（占位），在美国的众议院十分普遍，香港的区议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留给大家考证。
就算候选人和选民都没有筛选，选区划分合理，也不等于每个候选人的机会均等。透过控制传媒，也可以让有选等于没选，这做法在半威权社会最为普遍。例如在新加坡，反对派可以参选国会，但宣传的机会少得可怜。首先，上届选举由提名到投票之间只有十天时间，本身欠知名度的挑战者根本不会有时间介绍自己。而当电视新闻说到选举新闻，反对党攻击执政党时，反对党有一分钟片段，执政党就有十分钟回应；反过来执政党攻击反对党呢？同样是反对党一分钟，执政党十分钟。
类似的问题在美国总统选举也有，例如约定俗成必须要有15%支持度才可以上电视辩论的规则，就常常被小党批评是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垄断而设。香港虽然说是有公平时间的要求，但当同一选区出现二十多张候选名单时，电视辩论就变成了每人30秒的政见发表会，观众同样难以认识新晋的挑战者。当电视辩论失去了认识候选人的功能，传统以人脉网络动员为主的政党就会是得益者。
顺带一提，和竞选宣传过程相关的资源并不限于时间，同样重要的是竞选经费。执法部门可以选择性地只要求反对党巨细无遗地记录所有经费来源和开支，误差几毛钱也要写报告，同时对执政党的灰色操作不闻不问。这种以公平为名的不公平执法，足以拖垮资源紧绌的反对党。
选举当日的操控
第二类的操控，则是在选举当日发生的，目的在于使对手的支持者难以投票，例如对投票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以及对投票人士的威胁。
投票虽然不用钱，但对很多选民来说，花时间去票站本身就是一项开支。对于手停口停的低下阶层来说，投票是有一定成本的。美国的低下阶层往往倾向民主党，于是共和党把持的州政府就会想出各种方法，去增加低下阶层的投票成本。例如政府可规定投票时一定要带驾驶执照或住民证，低下阶层没有车也没有驾驶执照，也不会花时间为了投票而去办住民证，民主党的选票也就大量流失。政府也可以合并位于贫穷人口集中地区的票站和减少协助的职员，同时缩短票站的开放时间，这样低下阶层因为要上班或没钱请褓母照顾孩子，不能花长时间排队等候，自然就会放弃投票。上届总统大选有些民主党的铁票区，选民要排队七个小时才能入场投票，天晓得有多少选民中途离队放弃？
再明目张胆一点的做法，就是在票站附近找一些支持者，以各种形式恐吓选民参与或不参与选举。企业要求员工到各个政党做义工的指控，在香港也时有所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共和党曾经找来休班警员带上枪支和自制的纠察臂章，在票站附近出现。再直接一点的做法，就是好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票站附近放炸弹或“诈弹”，再不然就直接攻击票站，也可收到操控选举之效。
操控点票过程
投完票，又就来到第三类的操控手段：操控点票过程，也就是做票。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当中曾多次发生做票事件，例如点票过程忽然“停电”，又或把大量支持反对阵营的选票算为废票。其中1977年的“中坜事件”，警察不积极处理舞弊指控，引发市民上街抗议，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类似的指控，在2013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也有传出。
上述的做票还要有现实的选票出现，更简单的做法是发表预先安排好的点票数字。在2008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当中，有研究统计过数以千计的票站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投票率可以被五除得尽的票站特别多（如85%、90%、95%），怀疑莫斯科当局预先要求各地在选举时要“交数”，下达的目标都是可以被五除得尽的整数。而地方政府又真的按照要求“交数”，形成这个正常不应出现的数据分布。再过份一点的，就如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一样，多个票站出现“幽灵选民”，投票率竟然可以高于100%。
而选举操控去到极致，就是表演性选举，例如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选举，完全是表演性质。因为不投票支持的人，就会被打为人民公敌，送去西伯利亚劳改，甚至有说选举结果在票站关门之前便已经公布。
以上主要谈及选举过程当中的操控。还未有说到的，就是和政党政治本身的扭曲，例如资源丰厚的政党可以用各种物质手段来收买人心，而这儿又涉及到政党经费、献金监管和不当党产等问题。这些结构性的政治操控，往往更难察觉和改变。
民间自发监察
当政府未能捍卫选举的公信，民间自发的监察也就变得重要。最近就有政党提出诚邀全港市民加入“公民监票队”，监察点票站的运作。公民监督固然重要，但我提议相关团体要尽可能公开他们的组织过程，以免反过来被指责是另一种操控或对行政中立的施压。
另一个可能的监察，就是官方选举结果和票站调查的比较。当两者的差别巨大，官方选举结果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但这方法在香港却有另一难处，就是票站调查本身的公信力同样存疑。由于有个别机构被怀疑利用票站调查协助选举日的选举工程，使得不少选民向票站调查提供虚假回应，连带由大学做的独立票站调查也受到波及，平白使香港人少了一个监察选举操控的方法。
最后一种监察，就是利用统计方式查察点票数字中的不规则形态，例如上文所述俄罗斯票站投票率的例子。有香港学者就曾经以本福特定律（Benford’s Law），即任何自然产生的数字序列的第二位数，通常会有靠向 0 的趋势，来分析香港的选举结果，发现近年的数字越来越有不寻常的趋势，情况值得关注。
随著行政中立日渐受到质疑，选举的公信也就变得危在旦夕。然而，当公众不再相信可透过选票表达意见时，并不代表他们的意见就会消失，而是他们会转向以其他方式表达，包括暴力抗争。正如北韩一样有普选，相信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愿有天走到那一步，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距离可能经已不远。
（梁启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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