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上周落幕。虽然文化界在展前指出，书展推广阅读的能力有限，不少书商亦唱淡市场，今年香港书展的入场人次仍涨至102万人次，参展商达七百多间。
很多文章在商言商，讨论书展如何拓展消费群。但这类分析，只把书展参加者当成买卖方，忽略很多人真的读书。这种把出版生产跟书籍消费割裂的解读，也让人误把书展当成一个各取所需的合理交易平台，忽略当中潜藏的权力关系。要拆解书展的本质，除了谈文化和营销策略，更重要的是点出“畅销书”的本质。
展场充斥的畅销书，总是针对普遍市民心中的问题，例如身份认同、健康危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指导意见。但这些意见看来时效短暂，不具收藏价值；当读者渴望脱手，二手书店通常拒收，理由是退书的人如此之多，店内没有空间囤积，也找不到人再买。
畅销书的本质无疑是短期市场。随著竞争越多，出版者提高市场占有度，增加品牌价值（方便集资以至易手）和赚钱同样重要。何况书商的利润并不高，降低人员待遇和稿费等手段，也有其极限。要薄利多销，不能依赖细水长流的高价作品，要抓住一些短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让书籍提供一套廉价又精美的答案，尽快回本。
从二手书店拒收畅销书来看，书展之所以存在，除了会展新翼的广阔空间，更因为动辄数十万、不断增加的基本客源，提供短周期畅销书的流通平台。而许多香港读者似乎也以为，自己心中的疑问在书展里找到了答案
社会问题的包装炒作
在1990年代，香港书展在时间规划上经历了两大变化，其一是展期由四天增到六天，其二是星期五六的开放时间延至晚上十二时，但入场人次不过维持了稳定增长，徘徊在20万至40万之间。参加人数在下个十年才突然飞涨，由2003年的约43万，递增至2009年的90万人。
遥想2003年沙士（SARS）病毒肆虐，坊间百业萧条，触发庞大民怨，香港政府为了人心回归，大洒金钱去推广维港巨星汇、幻彩咏香江等娱乐事业。这股气氛下，香港书展迎来分水岭，邀请各地作家，举办讲座及展览活动，吸引大批人流。这就是大型社会议题引领书展走向的开始。
社会的确有很多问题，但不一定夺人耳目。如何串连牵连甚广的社会问题，进而结集成书，公然贩卖答案，乃是一门学问。在2010年，陈云反对双非移民来港，表示自己如果不做出头鸟，香港人就会在沉默中死去。经过一年的时间在 Facebook 等媒体酝酿，他写出《香港城邦论》（2011）这本畅销之作，催生无数讨论本地文化及中港矛盾的文章。后来陆续推出《香港遗民论》（2013）、《城邦主权论》（2015），对前作理论的伸延和补充，不断和香港本土思潮互为引证。
一连串的预言可能是先见之明，也可以是自我实现。高举民族旗号、捍卫香港本土的，会是历史必然下的勇士，还是受到影响和感召的一般人？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就表示，《香港城邦论》和黄毓民的议会表现，是他中学时的政治启蒙老师。
更多的议题操作来自教育、健康这两大区域。除了母语教学、DSE 考试、国民教育这些催生大量教材和练习的政策，屈颖妍《怪兽家长》（2010）所刮起的教育反思，更能示范一个来自日本的概念──如何透过媒体说动家长，促使他们在书里寻找答案。近年，导演严浩在报纸专栏不断描述病症，公开偏方，进而现身书展，推广《严浩秘方治未病》（2015）这类著作，把未发之症，视为待治之病。
今时今日，电子媒体上的言论纵成气候，仍需出版成书，才能把社会问题的答案，转化为消费的实物，而在书展里隆重其事首发开卖，更能触动大众神经，让问题进一步滚存。事实上，我们明白《老懵董》（2000）的嬉笑怒骂，和《有一种幸福叫忘记》（2014）的小品抒情，都只是聊以自慰，难登大雅之堂。但它们在书展大卖，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在读者心中变得举足轻重。
随著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教育政策朝三暮四，健康问题更是无日无之──各种看似重要的问题，转眼之间就要被新的问题盖过，千言万语，顿成废纸。没有人抽出半分钟，反思问题本身的意义。这段寻问的旅程，就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止。
毒害人心的问答文化
若然各项社会议题，真的切合事实，有深究之必要，上述不过谈及了书籍启迪群众的作用，并无恶意。相反，市面所充斥的各种假命题，刻意营造了社会上的焦虑和不安，公众在阅读里寻找答案的同时，就患上一种厌弃思辨的精神疲劳。
近20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及建制团队不但巩固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亦创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问题。在我处理社区组织工作时，就听到不少危言耸听的消息：香港金融地位将被新加坡和上海超越、大学的教育水平大幅下跌、最低工资导致过半中小企结业、占领中环让国际投资者离港、触怒中国会失去庞大市场。
这些消息，后来证实只是危言耸听的流言，却令很多街坊惶恐不安，萦绕逾年。他们从未怀疑问题本身，只确信解答是存在的。当你用心引导思考，他们却一再推却，继而反问：别说那么多了，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这套问与答的文化，深深的毒害了人。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两岸三地民众抢水抢盐，只谈解决，不问原委。又像受铅水问题困扰的启晴邨，一万三千人追究不了一个官员，反而被换水管这个解决方法所哄骗，被迫接受铅水对下一代思维发展的伤害。
当政权有意识地利用政治能量，滚存虚假的需求，哄骗民众去购买空壳似的解答，一场骗局就在眼前。民众相信书籍可以提供答案，加入书展这场嘉年华，一起鼓吹消费。当虚假的社会问题被遗忘，答题就变得一文不值，但是在政权的操控中，新的社会问题、新的焦虑不安将再度袭来，吞噬人民的金钱和希望，周而复始，万劫不复。出版界也日益依赖社会问题的推动，往往缘事而发，不能前瞻局势。久而久之，政权一再制造灾难，出版业被动地拆解，我们被动地读，培养出问和答的默契，无了期地玩这个诡异的解谜游戏。
书籍提供指导答案，协助人类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从来就不是罪孽。然而在急躁的问答文化下，再有价值的纸本，也因为错误的用法而成为凶器。从补习社到公开考试，填鸭式教育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除了迷信权威答案的可行性，社会也渐渐失去追索问题来源的能力，遑论去审视问题是否合理。在资讯爆炸的世代，如何筛选互联网上的海量文字，成为新的困难；踏入书展反而是方便的，既有问答兼备的畅销书，更有推销员和人群去引导你找什么答案，而又容易找得著。
这样的香港书展，一年一度在夏天举行。恰好，香港市民在历经《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做过游行、六四晚会等“例行公事”，经历各种社会问题累积和爆发的过程后，得以涌入展场，跟无数放假的青年学子们，一同到场寻找答案。
问答之间的权力关系
回归本源，每年一度的书展，应是在日常生活分割出一片暂时的宁静，让读者可以专心去阅读和交流。知识需要长期积累，智慧需要个人思考，《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岂能听信既定的问题，寻找既定的答案？
现实却是，社会的一些短期问题，催生了书的短期市场，以问答制度，建立一套由上而下的权力关系，要读者相信权威、委托他们解决生命中的各种问题。假如读者只听信问答的那一套，以知识的多寡来论断是非，忽略了思考的薰陶，就会丧失主导论辨的方向。社交网站上的只言片语，也是一个知识的短期市场，很多人即使走出书海，也只会成为网络公知的盲信者。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抛弃对答案的迷信？毕竟，阅读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观察现实的方法，若要解决问题，仍需要亲证的经验和实践。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2016年的旺角骚乱，一切全赖群众当下的判断，正因为没有金科玉律，我们才要思考，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世界亦不存在一套方便的理论，可以解开所有的难题。
我们就是太急功近利，每天阅览各种评论，缺乏反省和沉淀的时间，才无法深究一本专书的系统性论述，并为自己的粗浅而愁苦不已。而我们的确太掉以轻心，沉迷网络资讯，直到今天才发现，社会的问答框架形成之后，再没有容许思考的空间。
要对抗问答制度的暴力，我们不能被动地寻问，反而要在阅读中思考，创造自己的答案。
（李伯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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