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永康：九十后在浪尖──波涛汹涌，浪声不绝

我是一名“90后”，但却自觉90后难以定义。90后是初生之犊，虽受上一代的规范教育洗礼，或也带有上一代的文化优点及盲点，但却未完全定型。而在社会浪潮不停翻腾下，他们亦在呼唤一个新时代的可能，活出一种已被遗忘的价值。年轻人的面貌及思想，总是在不停转换。

我在1990年出生，恰恰是八九屠城后的一年，正正是“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面临破产的时候。

未曾亲身经历的香港

在我成长的年代，我从来不知道香港正在面临怎样翻天倒海的变局。不要说我无缘经历宋朝皇帝落难于土瓜湾的日子、早年的蜑族居民生活、英人到来时见到的阡陌农田，也无从得知我的家族，历经清朝帝制覆亡，民国的军阀割据，辗转闯过二次世界大战、国共交战、韩战、大跃进。

亲友的记忆，总是中港交杂，从文革时被辱骂的情景，走到改革开放初期在深圳上班百无聊赖的日子，去到在沙头角边境售卖产品以挣外快。话题一转，今天的大陆某某官员，竟是昔日儿时邻舍；时光倒流，又可定格在香港人络绎不绝地将柴米油盐送回大陆亲友，唇齿相依。

我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香港寮屋大火，然后大量公屋落成，一家上楼的光景。当有亲友提到他昔日在长沙湾寮屋如厕，背后光芒耀眼，原来是其他寮屋大火遍野，我可闻而不可触。五六十年代的工潮、六七年的“菠萝”（炸弹），我也只能从文字中重塑。

1970年代的遍地机会、中文运动、钓鱼台运动、火红年代、国粹与社会派之争、抵垒政策，更是一段如烟般的过去。80年代前途谈判，中英港“三脚櫈”的失落（编按：指北京反对香港作为独立第三方加入香港前途谈判），期望安稳生活而同时只争朝夕的纠结欲求，生起迷惘、迷失、焦虑、恐惧，继而要急冻80年代的时间及制度的渴望，我也只能后来从书中检阅。

90后睡眼惺忪的年代

90后，或许就是这样。而我恰恰就是离开了80年代，踏进90年代降生的一个婴儿。90后，或许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的一群人。

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正展开他的新政改革，一方面展示闲来吃蛋挞的在地亲民政治魅力；一方面开展政府服务外判的浪潮，狮子山精神继续右转；一方面推出“新九组”的政治改革，使主流民主派首次议会议席过半。

升上小学后，迷迷糊糊间，英国官员已经撤走，换上了五星红旗、中联办及人民解放军。当中年友人忆起他在1997年6月30日掉下眼泪，忧心忡忡，我或许正在床上倒头大睡，准备翌日继续玩乐。

1997年的金融风暴和2000年千年虫世界末日的故事，我都没有特别印象。适逢家境转差，为了工作及生计，居住地点变来又变，甚至后来搬到菲律宾，有一年半的时间不在香港。还记得2001年，时已回港，学校却转了好几间。美国“九一一”事件，只是新闻节目的一个片段。

2003年，我小学生涯的晚期，SARS 袭来。那一年牺牲往生的人不少，小学为了遏止传染，也接连放了数个月假。有些数理课程，更要在中学补回来。年少无知愚妄，就是不怕死。旁观别人口罩下的焦虑──怕早上一别，便晚上永诀，但自己却会不戴口罩往街上蹓跶。后来在 TVB 电视新闻上看到，满城的阴霾，因世界卫生组织除掉香港疫区之名而驱散，街上众人振臂高呼。那个年头，TVB 还没有 CCTVB 之名，而我总会下午追看其动画，晚上追看它的连续剧。日复日如是。

同年的零三七一大游行，就是我即将要从小学升上中学的途中发生。当我或在打机、或在看书、或在看剧的时候，港岛有50万人发动一场他们后来称为公民觉醒的游行。

那年九月，我升读粉岭一间中学，家就在学校隔壁。当年尚存不少小型承建商，却因为金融风暴而频临破产，由大地产商接手续建。当年不少负资产家庭，家人经营的生意却侥幸地逆市幸存，并在楼价几乎最低之际，才由租楼住房转成自置物业，避过一劫。

少年滋味：教育是学习否定的游戏

中学的时光，当然乐事不少。但在考试为本的制度下，也只能水过鸭背地学习。最近一次中学聚会，当旧同学提起某某擦身而过的老师，恨意还是会在他心中滋生。李叔同和丰子恺的师生关系，并非寻常可见。

而那些年，报纸会不断引用 Y世代就是个人主义，大量负面标签贴在一群新人身上。吊诡地，新一代明明就是由上一代及其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子女，而我们又是活在上一代曾经不断拚搏建立的社会当中，难分难离，互为影响，却要透过互相标签去理解对方。

虽然少数铭记公义自由的老师，仍会在艰难的校园环境中不断提醒学生：我们要走出自私及自我，去认识这个互为一体，却处处不公的世界。但是，考试始终是宇宙的中心。

犹记得中一至中三的时光，恍似是为了中四的文理分科而设；而中四、五的学习，就是为了中学会考而存；中六、七的课业，则是为了高考的关卡而有。在这个考试为本的制度中，考试是本，学习是末。整个教育制度，似是专为要人讨厌学习而起。学校中的老师，会不断提醒你求学就是要明白、理解。明白、理解，才能最终求得高分。

那数年间在电视机不断播放的，除了李国章的教院风波，就是莫名其妙的教统局宣传：“求学不是求分数”。多谢这个制度的扭曲，中学莫名著紧大学入学率，以作收生噱头。而师生家长又知道事实限制，只有18%的适龄学生能入读大学，对精英及平凡，又爱又恨，又妒又敬。复杂的心态，在教育制度中此起彼伏，不断否定及榨干一代少年和他们的亲人。

教育，仿佛就是一场学习否定的游戏。最可怕的不只是他人的否定，而是在香港教育中，我们自己开始了自我否定、自我分等的习惯，令人从此身心俱疲。

早前上映的《少年滋味》，确实把少年的无奈传神透视。众人深知社会病了、教育病了、我们病了，却继续漫无目的地各司各法，操练下去，誓要成就那不明就里的辉煌成绩。心灵丰足，不被重视。成就满足，就须不断外寻。

或许就如那位屯门妈妈的精句（又有传是TVB的做假式噱头）一样：“赢在射精前。”（编按：指计算好受孕时间让孩子在一至三月出生）这种必胜背后的焦虑，不断自我逼迫：孩子一降生，就是无尽的竞争，喘不过气，回不过头，一往直前，不能稍息。当人们在嘲笑这位母亲的时候，或编剧也认为“此句必火”的时候，我们又会否自觉，我们或许也是这病态文化的共同旗手？

忙碌的人生，何时可休息？

早前，我和数年没见的中学同学相约在旺角一间楼上餐厅。早到的不是当天休假，就是庆幸老板准时收工，不加开会议。但其他数人，时间流逝，他们却短讯表示要更晚才到。

中学那种颠倒的学习已经浪费了年轻人无数的时间，但在进入职场后，时间似乎只是更不自主。在一个没有标准工时的香港，我们就是要撑著这个日不落的王国。休养生息，毫不容易。

当年，中史老师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成年时，将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那将会是你们的时代，你们将会有很多机会可以一展所长。不像我们，英国即将要撤出，而中国还未强大。时代和机会，是属于你们的。”

大家都已经成年，却感受不到这如何是“我们的时代”。中国无异是“强国”，但却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国度。而旧同学，除了加班的疲态、生活作息的颠倒，便是对工作的失意及不满。转校生、巴胶（巴士爱好者）、班长、考试优等生、田径跑手、足球员，都在毕业后面对类近的困顿，成为一个个心灵疲惫的上班族。失意又不满，迷失又徬徨，无力亦不快。

他们谈买楼，却刚刚分了手；他们相信帮人就是帮自己，却不想帮老板打工受气；他们曾经是巴士迷，却在巴士公司中失去了热情。

有位记者朋友曾经说过：“我很爱画画，却很怕画画变成工作。自己做得不错的事情可能被否定，我害怕得不到认同后会崩溃。”

快乐地生活，内心的丰足，别人的肯定，竟是可遇不可求，奢侈莫名。

即便是大学时期的好友，每朝打开电话，大家只会笑谑“不想返工”（不想上班）、“好想请假”、“好想去旅行”、“好眼训”（好困）、“好多Deadline”、“我觉得我就快死”⋯⋯

假如年轻人都经历过一个极力否定他人的教育制度，又见如斯前路，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家庭问题，谁会不生起无力与厌世感？当不少人都还未心死，还在不断奋斗，或者尝试在这个扭曲的游戏中站得著脚，或者尝试奋力反扑，一改世界，我会说这不是必然，这真的是香港的福气。

上一代摇旗呐喊，下一代慢慢醒来

这或许要归功于一些对教育依然坚持的老师，及“曾经”的社运前锋，不断在摇旗呐喊，希望把社会摇醒，保护未来。被遗忘的教育及生命相续的学习，或许就在这夹缝中，得以微弱保存。

当韩农在香港抗议世界贸易组织（WTO）、天星、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城市重建运动、高铁运动，以及无数此起彼伏的工潮等一系列本土运动发生时，心情迫切的艺术老师总是揪心年轻人何以毫不著紧。当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或不太理会世事的废青或文青，忙著准备我的考试。而今天不少被指骂为“左胶”的人，是昨天的“英雄”。

其中一位当年提倡“本土主义”的社运者曾经感慨：“当年搞社运，大家都团结一心，无人会不断指骂妳，令你提心吊胆。大众好多都未醒，我哋努力，系会得到别人的肯定，矛头只得一个，就系政府。今时今日，参与真系要多好多心力，令人精神好绷紧⋯⋯”。

在上一代不断的摇旗呐喊下，我还是开始慢慢醒过来，有意识地参与六四晚会及大学的校园政治。而我好些中学同学，也被渐渐卷进了社会运动，有些会阅读当年蔡子强、许宝强写的政治书籍，有些会频密地去天台屋及重建区，有些会分享朱凯迪被保安浮腰的短片，有些会在午餐时兴奋地谈起他的反高铁参与：“个警察其实唔会阻止我，你眼望我眼，大家对峙啰。但我一郁佢就放手比我抢铁马。个警察都几好人㖞”（那警察其实不会阻止我，我们对望对峙，但我一动他就放手给我抢铁马，那警察人也不错）；又或在谈论当年曾经迷倒万千、为青年信任的黄毓民，如何在立法会雄辩滔滔。学生会也会积极在校园讲及八九六四，邀请同学共赴维园。庆幸我的中学，当时有这样的空间。

但恐惧的气氛，仍会不时浮现。有同学曾笑言：“到底我参加维园晚会后，会否被公安列入黑名单？”这也是一些父母对其子女的劝喻。有些会坚持出席，有些会留在家中。多年后，我参加一个名叫 Co-China 的夏令营，汇聚中港台关心社会的年轻人，方发觉每一位大陆的年轻人赴港离港，都会在大陆被公安“请饮茶”（约谈）。谁也更想不到几年后，铜锣湾书店的李波、林荣基等人会在香港被“跨境绑架”。

2011年，我入读香港大学，开始陆续目睹更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包括报纸上谈到的“赤化”，原来深入香港肌理。2011年8月1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港，港大学生李成康等人因示威而被关押在后楼梯。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学在政治的旋涡之中。

不久之后，我又为另一奇闻而错愕。有一群人带著或许是“爱国心”，或许是利益诱惑，以长达十年的时间去发展名叫“香港各区专上学生同盟”（HKTSA）的中学培育计划，有组织地去动员亲信去竞选大学学生会，继而影响当时的学联。初闻之时，深受震撼，红色力量，近在咫尺。曾有学生会“上庄”（上届学生会干事）告之，HKTSA 的主事者，曾是梁振英的亲信，后被认为“太蠢”而遭革走，遂在2012年特首选举中反扑，动员亲信以港大学生会名义发声明登报，要求北京介入调查选举，暗线是要贬梁（振英）挺曾（钰成）。后来重读历史，才知道学联的过往种种，中方从统战学联走向敌视学联，从怀柔策略走向围堵封杀。

后来的事，也就是我愈来愈有意识地感受及观察香港的心跳脉搏。反国教、光复学生会、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码头工潮、台湾太阳花运动、雨伞运动、退联、社区公民约章运动和至今大大小小的抗争示威⋯⋯

如何跨越世代、接驳历史

我们似乎都活在不同的年代，经历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际遇。在雨伞运动后，政治争拗间，最易引起话题的或许是激烈而否定的评价：“30年的民主运动都是失败的”、“只顾自己的政治钱途”、“出卖港人利益”、“老屎忽，骑劫抽水”（老油条，占便宜）、“学生政棍”、“忘记悼念，背离人类道德底线”、“年轻人都系食咗屎，无脑嘅”（年轻人都是吃了屎，无脑的）、“一定收咗大陆钱”（一定收了大陆钱）。但背后各自经历的复杂故事与时代背景，却埋没在刀光剑影的政治风尘之中。

世代之争的诡异处，似乎是极欲界分，却又难舍难离。没有过去的历史，又如何有今天的刹那？今天不少人想要守护或追忆的香港繁华，吊诡地却是上几代人有份促成的奋斗成果。或许与理想境界相比，香港已然变调，但当我还未有意识的时候，曾经美好的香港，假如确有其事，到底是谁人所建？如果不是有人前仆后继地守护著香港，抵抗著厄运，今天香港的自由空间，又是否会更为狭窄？

我未必完全认同政治领域中的种种处事习惯、态度及文化，改革必不可少，但同时我却难以不感激前贤之付出及贡献。在连绵不断的生命中，如何对事严谨，对人宽容，似乎都需要重新学习。

可是，现今一种颇受欢迎的评论，却是倾向于紧扣过往时代中人或经思考而不曾选择，或因时代背景而不曾思考的局限，大力批评这些人失德叛港。这些前人的经历是否就是这么一帆风顺，还是他们也走过无数痛苦与挣扎？我有时也想，这些人又是否真的了解自己，不断反省？

雨伞运动后，社会弥漫著一股无力感，充满猜疑、犬儒、仇恨及不甘，厚厚笼罩著年轻一代。感恩、信任、肯定、互谅、尊重、理解、扶持、补位，可能只存在于极小的同心圈之中，未能各自迈入对方的圈子。不少的政治论述，或许在各自的倡议人眼中，都是新颖、精彩、严谨，却失去了跨越世代，同心连结的能力。

我最深刻的一种体会，就是听到有年轻人在提倡什么是香港人／香港民族时，年长一代反驳称：“我在这里土生土长，不用你告诉我什么是香港人！”那种时空错乱，确实令人不禁目眩。当板块愈坚固，互当对方万年本性本质如此，难以改变，这却愈来愈是一个僵局闷局，难以破局。

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实在不容易，特别是大家都从不同的时空走过来。应否悼念八九六四的争端，也无疑如此。年轻人急于抛弃的，似乎是主流民主派的政治观点远胜一切。悼念与否，他们都无甚所谓，甚至可以不断修正，并不抗拒。

他们心里厌恶的，反而是不屑与主流民主派站在同一阵线、想避免被指责为失败、无能及“鸠做”（为做而做）、害怕走上同一样的路，却不见成果，沮丧连连。当我们仔细聆听的时候，其实年轻人所谓与大陆切割，主张主力在香港民主，行有余力支援大陆民主，又何异于主流民主派过往30年“偏安南方”的主张？

但他们念兹在兹的，经常是“当香港民主都无望时，又谈什么中国民主”，渴望开辟新路，心有不甘，却又为深厚的无力感所绑。这些纠缠的感受，或许才是不少年轻人不断抛弃上一代观点的原因。政治上的初生之犊，未必就是生活上的初生之犊。抛弃，有时是源于无力与沮丧。不少传媒人都自觉不懂捕捉年轻人的心理及想法，政治人物与社运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聆听偏差，反应过度，有时却更确立上一辈就是不懂年轻人的“顽固老嘢”（顽固老头）。

未来数年，政经格局若然不变，怎样面对这庞大的负面情绪，是一个挑战。仇恨、无力、猜疑、犬儒、不甘都已确实存在，无法否定。但我们可以怎样与之共存，不使情绪趋向自毁，成为唯一主导的力量及社会价值的终点？

而年轻一代，又可以怎样避免因为对上一代的憎恨，养成否定的习惯，在反抗及掌权时迅速成为他们所厌恶的政治人物？要开出一条新的政治道路，转化情绪成为正面的能量，对我而言，不只是要策略重整和建立新的政治组织，而是要学习比上一辈更懂得宽容有道地面对他人的观点、判断、批评、不足，和不断修正自身的不足、局限与盲点。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如何重新肯定上下几代互为一体，感激前人所作的努力、牺牲与贡献，修正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体谅后进的困窘、从而肯定他们的初衷与尝试，真正听懂对方心里的纠葛，摆脱承袭的文化盲点，似乎都将成为民主运动重新启航的一个试验。

九十后在浪尖，波涛汹涌，浪声不绝。

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继续前航。

（周永康，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