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两千多年记录史并引以为豪的民族来说，今人对历史的态度实在是很奇怪的，我们不仅习惯了对历史系统性的删除和改写，而且对逝去事实的追溯也常常停留在“往事如烟”的浅薄自慰当中，最终难以认清历史真相。
在公元2016年的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对40年前结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莫衷一是。既然对“文革”含混，那么对“文革”灾难性后果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更不会有清晰的认识。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历史真相定义为“只有通过后人的构建才能了解到的逝去的经历”。试想当历史的细节滑稽地在数码信息大潮的洗刷下消弭殆尽，在久远绵长的历史洪荒当中，我们的后代将如何寻找当代的历史真相呢？
除去鄙视我们对待历史丧心病狂的态度以外，他们不难发现，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毛泽东自然生命的终结为起始，在中共的继续统治之下发生了不亚于前世“改朝换代”的大变化。
去理解这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他们只有仔细寻找残留的原始资料，然后使用其中的细节去拼搭一副血肉无存的骨架。首选原始资料是因为在一个删改历史成性的年代，只有这些即时功用性文件的遗存才能免去后来人的曲解与偏见。
2016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文集（1980-1989）》（以下简称《文集》）就是研究开启后毛泽东时代颠覆性社会变革的珍贵原始资料。
《文集》收录了赵紫阳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记录，信函，批语等，共180万字498篇文献，其中90%是未曾发表过的。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这份资料是留给努力寻求历史真相的后人的。
下面我们不妨简略地窥视一下这份珍贵资料。
对待领袖意志
宫墙万仞，帷幕重重的背后，中共体制下领袖与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关系一向是不可而知的谜团。那么作为呈掌台面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是如何去实现领袖邓小平的意志的呢？
根据这份原始文件的集合，现擧三例：
一是1981年“反精神污染”。1981年7月邓小平感觉到知识分子中流行自由思潮，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宣传软弱涣散，于是下令清除精神污染。刚任国务院总理一年的赵紫阳当然不得反对，但是他立即宣布经济领域不搞清除精神污染。
“这里，我还要重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指思想战线。经济战线，中央没有这个提法。”（《文集》第二卷249页）
时机成熟以后，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范围进一步做出限制：“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文集》第二卷382页）
当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问起关于反清神污染是否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回答：“中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就不怕了。”（《文集》第二卷275页）
二十年以后，赵紫阳自己总结认为“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刹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改革历程》183页）
二是1983年“严打”。前公安部长刘复之的回忆披露：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刘复之关于全国治安状况恶化的汇报后表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历史上根据官方的说法“严打”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文集》直接印证了刘复之所披露的邓小平是严打的发动者的说法。（《文集》第二卷275页）
1983年10月，赵紫阳看到新华社对上海国棉十五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做好有轻微犯罪青年转化工作”的报道以后，批示给公安部长刘复之“此件请重视。轻微犯罪者惶惶不安，正是抓紧教育的良好机会，望一边继续深挖打击，一边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机不可失。”（《文集》第二卷195页）
1984年2月他对中央政法委“严打”部署征求意见稿的批语是这样的：“今后一是按原定方针坚定地把第一战役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准备第二战役；二是根据形势发展，应强调政策，防止胜利形势下，头脑不清醒而产生扩大化与其它违犯政策行为；三是从长远讲，要准备长期斗争，加强有关这方面的基础与技术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和战斗能力。”（《文集》第二卷273页）抓紧机会提倡教育和强调政策防止扩大化与违犯政策行为，都是耐人寻味的态度。
三是1987年“反对自由化”。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开会，把几年来没有压制住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责任归结于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被迫辞职，反对自由化运动开始。
接替胡任总书记的赵紫阳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执行政治运动，而他是如何在这件事上执行的，事后在其回忆《改革历程》里面有明确的记载：
“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
《文集》的第四卷中的多处均证明了《改革历程》里面的论述。举例如下：
1987年1月19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解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主要在思想理论战线进行，不在经济领域里搞。不要刮风，不要任意发挥。”（《文集》第四卷17页）
“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著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农村不搞，企业、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有人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又是一次政治运动？我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地向大家说明：我们不搞政治运动……决不会也决不允许重复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文集》第四卷23页）
终于经过四个月的拖延处理、限制对被处理人员的“以人划线上挂下联”，在1987年5月一场整肃运动无疾而终。参见（《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文集》第四卷96页）
以上三例都是领袖意志的政治拍板，三件事情也都集中反映了一个政治家对领袖、权力与事业三者关系的处理。这种关系大概不外有三：一是言听计从严格执行；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三是自我判断因势利导。
在中共的历史上，言听计从严格执行有之，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1956年邓小平本人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意志指挥领导的“反右”运动；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亦有之，比较突出的是1959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搜刮粮食转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饿死一千万四川人的事例。
有人说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政治决定采取的“自我判断因势利导”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他本人的下台，拂逆上意毕竟瞒不过察言观色的领袖。
这份《文集》虽然提供了原始资料，赵紫阳本人对邓小平的态度看法，从当时各类公文中恐怕不会完全体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猜测赵紫阳认为坚持经济改革才能有效发展经济，也正是邓小平所希望看到的。
有心的读者如果去参考其事后的回忆，则会获益匪浅。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猜测赵紫阳认为坚持经济改革才能有效发展经济，也正是邓小平所希望看到的。
值得后人注意的是，赵紫阳的这种做法，总体上使得1980年代的政治运动基本没有影响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为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研究这套《文集》的人，将不难从中得到大量的原始材料的佐证。
关于邓小平为何决定换掉接班人赵紫阳，真正的原因只有邓小平本人才知道，其他人则只能根据各种现象去猜测了。
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公有制计划经济曾经被人视为唯一正确的道路，执政党在鞭策和灌输这种观念的过程中增经有多少人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历史的细节恐怕早已飞灰湮灭如烟逝去了。
1980年代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谁哪个政党，一时一刻的偏执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终将瓦解。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反面恰恰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下的市场经济，是同一个硬币的反面，而执政党在基本思路上的正反变革其实根本不是世界末日宇宙终结，反而能够让全社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动力，一改停滞不前的胶著状态。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赵紫阳曾经谈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关于是否对全面垄断权力，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限制执政党的权力，建立对权力的监督制度。这套《文集》的最为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证明这个现代中国挥之不去的问题，曾经一度在历史上提出过、讨论过甚至通过过。
1980年代后期，用执政党的说法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后来这个尝试，由于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并没有实施。其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于那是共产党曾经做过唯一一次自我限制权力的尝试。（《文集》第四卷207页）
撒向历史的一把细砂
1995年8月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吴江教授出版回忆《十年的路》，其中关于赵紫阳的一段论述当即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这就是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吴江：《十年的路》第210页）
吴江书中说赵紫阳向邓小平写信，希望邓小平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说这封信后来在胡耀邦下台时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宣读了。
著名记者杨继绳曾经指出：“这当然是一个极严重的，非同寻常的指控。”
关于这个问题赵紫阳最为直接的回答是这样的：“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改革历程》199页）
在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说法上，由于当事人各尽不同的经验，个人回忆的内容往往有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也充分证明了原始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文集》的出版不仅收集了赵紫阳1984年给邓小平去信的手写影印版，而且还首次发表了引发这封信的《陈俊生代表致函彭真委员长对长期稳定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提出建议》的全部内容。（《文集》第二卷407页）
陈俊生表示：“要想使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应当对保证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进行立法”。
赵紫阳与陈俊生都是说领导制度的法律化问题，不仅同胡耀邦绝无关系，就其所提倡的内容上也是同非程序地逼迫胡耀邦下台是截然相反的。
有了这些文献，这件事的是非对任何一个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来说，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尽管陆续披露的材料不断证实吴江“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坚信此事至今大有人在。
当初的断言在历史上竟然像撒出的一捧细砂，一粒粒收回来是难上加难。不求甚解的模糊印象似乎有著惊人耐久的生存之力。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真相总是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两类风格迥异的赵紫阳文章
纵观《文集》的全部内容，其中收集的应该有两类风格迥异的赵紫阳文章。一类完全是中国特色，是党的官员赵紫阳非写不可的。赵的应时应景的官样文章就属于这一类。其中有些是别人捉刀后，由赵紫阳署名的。
这类文字，其实与赵紫阳毫无关系，只是当时党文化的一种样品。另一类是比较能够反映他本人思想的文章，当形势使他有可能“比较充分”（对他来说可能没有“完全充分”的时候）地表达他的主张时，他的文字最能展示他的本色：娓娓道来，反复掂量，周详缜密，不偏不激，不徐不疾。这是最有特色的作品，比如关于沿海战略的那些意见。（《文集》第四卷305、342、397、402页）
他的文字最能展示他的本色：娓娓道来，反复掂量，周详缜密，不偏不激，不徐不疾。
如果说这套《文集》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剔除了历史事件的血肉而仅仅保存了整副骨架。赵紫阳的这两类文章，熟悉赵紫阳的编者们没有帮助读者加以区分，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也只有期待有更多的材料面世了。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文集（1980-1989）》就是这样一份留给后人的原始资料。它对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其作用无疑相当于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于生物进化史。
（鲍朴，香港出版人，赵紫阳生前政治秘书鲍彤之子。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
大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为：不废江河万古流
——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赵紫阳文集（198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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