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又到了。7月1日是回归日，象征了香港殖民时期的终点，也标志了在中国主权下特别行政区的起点，但每年重访这个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日子，意义何在呢？
对国家主权来说，这当然是以盛大仪式宣示的机会，对本港亲北京阵营者亦然；对于反对派，这当然是抗议日，甚至有人认为，是香港“现状”大变、礼崩乐坏之始。
这个日子有另一层意义，较少有人注意。如果把时钟拨回到1997年6月30日，那是“过渡期”的终结。我们今天都几乎忘记了“过渡期”这个词了，它在1980至90年代曾经是政治关键词。1997年7月1日之后，不再过渡，“过渡”似乎便不再有意义了。而我却想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不妨把当下香港再次想像为“过渡”。
过渡期想像比“2047”更贴近现实
在我解释这个想法之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回归前的过渡期是什么？首先，当年是指所谓“香港政治前途”确定后至九七的时期，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时开始，但又在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之前。这段时期，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及终点。这个过渡期有一个特点：香港人要开始及这样过渡，并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中英两国确立的，我们相当被动，被抛进这条政治轨迹。既无全民公投，也无革命起义建立政权，说成是被送上贼船有点过火，倒像王家卫《阿飞正传》结尾，张国荣及刘德华跳上了不知开往何处的异地火车。
我今天提出再次想像的“过渡期”，它远没有之前的确定。所谓过渡，是比从前更不可知的旅程，起点不再是联合声明，而是那个曾经各方认受及假设的“现状”，尽管诠释不一，但大概有个共识：近年的政治争议的起端，就是大家深深体会“现状”大变。不只是反对派说的礼崩乐坏，甚至是建制派，也爱讲中港融合或中国机遇，均指涉著一个早已变及不断变的“现状”。至于旅程的终点，它可以是宪制安排及地位完全不同的香港，可以是不同的社经制度。更不可知的，是新过渡期到底会多长。这一段旅程复杂，路径与终点仍然争持不断，绝对不是当年中英争吵有没有“直通车”那样简单。不过，有一点是清晰，它与此前的过渡期不同，它是一个香港人要主导参与的过渡，不能再是完全被动的。
我以为，“过渡期”的再次想像，比起近年高谈“2047”更贴近现实。首先，“2047”香港要自决公投也好，要独立建国也好，都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中国的政治状况大变，不用到2047年香港也可以大变，若否，恐怕到了2047年也不会有大变。因为，《基本法》不会到了2047年便失效了，当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那只是含糊的说法，既不涉香港宪政地位，也无关政制安排，更没有说明五十年后如何（打岔一下，倒是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按道理可以提出在香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既然人心思变，客观政经环境在变，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香港进入迈向争持不下的政治愿景之中的过渡期，这个说法，我相信各党各派也不至于有太大异议。
似新还旧的政局
我提出这个想法，不为玩文字游戏，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回应当下层出不穷的“自决论”、“独立论”等等，也为反思传统泛民主流的“民主抗共”及“民主中国”。如今香港的政局，基本上是一个僵局，可是人心思变，变出了比之前复杂、宏大及遥远的政治愿景，但做起来似新还旧，喧闹过后，静下来的政治风景却让人感到万变不离其宗。一时是最后一战，一时又不过跟传统泛民政党一样去找票箱争席位。不少新兴团体无论喊著什么口号，又或在街头做过什么行动，大家也一窝蜂地参选，让人看到的，似乎只是泛民阵营内部的势力重新分配，最多只是美其名的世代交替，这些究竟与那遥远的政治愿景有什么关系？坐下来一想，好像没有。有人要把这些政治新争议视之为为了选票的炒作，虽过于犬儒，但也不无道理。
用一种极为同情理解的态度去看，也许都是过渡期不得不为之举。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去把这种全新的过渡期政治讲清楚，指导实践。现代政治里对“过渡期”的想像，我想到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借镜一下。
两个过渡的想像
提起过渡，我马上想到托洛茨基1938年的“过渡纲领”。拉阔一点，欧洲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末开始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著过渡。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起义，或起义失败（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又有稳定迹象时，革命者如何在非革命时刻准备革命？如何与还未政治化的工人发展关系？要不要参与议会民主？
在一战前后，有修正主义的社民路线，以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之争，而托洛茨基带著先前的问题与答案，以及他的俄国革命经验（当然包括被史太林（台译史达林）排挤迫害的经验），在二次大战展开的时刻，举起第四国际、列宁主义旗帜，提出接合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所谓“最低限度纲领”）与社会主义革命（“最大限度纲领”），由“今天”的条件及意识出发，达到无产阶级夺权。
如今我们当然会觉得，不只托洛茨基，甚至是当年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过分乐观，总觉得世界恍如在革命前夜，难怪《国际歌》里有“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及革命理论，令过渡论里的革命意志及策略，带有历史必然性的预设及调子。这些对现代中国人应该不会太陌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过渡，以至后来大跃进时的“穷过渡”，都是这种过渡论的极端。但历史必然论式的过渡论，在二战后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渐渐消失，更不用说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了。
另一个过渡论例子，从经验上可能更接近香港，即冷战时的东欧异见知识分子，当中我比较熟悉也相当著名的是波兰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及捷克的哈维尔（Václav Havel）。
米氏一般被称为“新渐进主义”代表人物，也是团结工会“自我克制运动”（self-limiting movement）的构想者之一。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波兰有“三月事件”。捷克的共党领导杜布切（Alexander Dubček）决定要脱离苏联的控制，进行改革，建立“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杜要求波兰共党领导哥穆克（Władysław Gomułka）与他合作，却遭拒绝。波兰学生上街抗议要求改革，米氏是其中一位遭拘捕监禁的学生。出狱后不久，他参与组成工人保护委员会（KOR），并在1976年时写下《新渐进主义》。
创造更好的今天，而非明天
大部分论者被“自我克制运动”吸引，强调反对运动的民间性、公民社会不同部门及阶级的团结、实践公民自由、体现不屈及尊严，以至非暴力手段。米氏倡导，社会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及生活，却不以推翻统治者为目标，亦不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的“新渐进主义”中含有一种特别的过渡时间观，却多为人所忽略。他虽不用“过渡”，但却用了“渐进”；我不懂波兰语，不知“渐进”一词在波兰语的原意，但英文译作evolution或evolving，即生物学上的“演化”，是一个漫长超越个体生命的过程，个体无法决定及确定目标。那么，个体的行动基础是什么呢？他认为，所有理想应该以创造更好的今天，而不是更好的明天。
米氏这番说话，表面有点像“心灵鸡汤”，实质是拉丁文Carpe diem（把握当下）的新诠释，只有把它放回当时的处境，方能了解他的深意。1968年苏联派军队坦克入侵捷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运动，整个东欧阵营的反对派知道，有强大苏军撑腰，要打败东欧共党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米氏认为，“不可能”不应变成反抗的绝望，或绝望式的反抗，而应该把希望放在当下。换一个说法，历史必然性已没有了，历史目的不管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真民主”都不可想望，然而，希望却近在咫尺。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哈维尔写下著名的《无权者的力量》，文中讲及一位卖菜大叔的抉择：是否该在自己店前挂出官方布条？布条上的官方口号是否体现自己心里所思所想？真心提问、思考、表达及行动，是“活在磊落真诚”（living in truth）的力量之源。他所想像的反对运动，是在当下实践自由、开放、真诚、团结信任，而与日益腐败、道德堕落及犬儒的政权成为一鲜明对比。也许因为这样，中共才会那么那么害怕讲真话的人，同时要逼迫他们在电视镜头前撒谎认罪。因为，让人“活”在谎言之中，是后极权体制最核心的手段，对统治者来说，这比“说”及“相信”谎言更重要。
当下要一个怎样的香港
在我看来，哈与米所代表的东欧反对派，提出了一种新的过渡意识，却与意识形态相异的托洛茨基一样强调“今天”的重要性。如今反对者没有一套历史唯物论可依靠，也没有西方民主必胜的冷战式信念，因而也无法确信暴政必亡（这一两年香港网上青年的“支爆论”（中国崩溃论）我便觉得很莫名奇妙）。活在僵局中，去计较某个行为对推翻体制有没有用，亦等于玄谈。对行动的判准只有一个，就是“更好的今天”：是否令个体今天更自由，社会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我们可以以此来重新思考许多香港争议。例如，我们不必讨论“建设民主中国”有没有用，关键是支联会、关注中国人权、劳工等等的团体、个人，以及他们的实践，是否正在创造更大更好的公民社会空间；几年前有人说“让蝗虫再飞一会”可以促进香港本土意识，有利抵抗中共，实现自主自治。我们其实无谓对那个“一会”产生什么连锁反应，对它想像或幻想太多，而是应该问，族群化的社会及意识是否我们要的？它让我们今天的社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当大家在争议城邦、自决、独立时，我们要问，这些运动是否在当下创造了更好的社群生活，而不是争论那个不知或是否会或何时才到达的彼岸，或者是哪个路线才能嬴在起跑线上，最快最能够到达终点。更根本的是，我们当下要一个怎样的香港。
所谓当下，是正在发生，也同样是一个过渡，这过渡虽更难掌握，却是每天在我们手上。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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