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6年6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应邀到访中国，于6月7日到6月16日间在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地演讲。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博士林品将原先刊在澎湃新闻的哈维讲演摘要增补修订，授权端传媒编辑转载。文分三篇，首篇讨论中国城市化与资本扩张，次篇聚焦于资本主义核心逻辑，第三篇讨论数位经济与社会运动。
哈维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当下的城市化与资本转移，又通过解剖资本运动，指出我们当代所面临的“螺旋失控”危机。除此之外，哈维还分享了他对当下流行的数位时代新经济，如“万众创业”与“共享经济”模式的观察。
在哈维看来，当下时兴的这些新经济模式，并没有提供一条脱离“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种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数位新经济，仍然是资本螺旋
现在的资本诉诸新的形式，比如“知识经济”，把科技转为商业──手机、app等等，都是经典案例。哈维说，知识经济催生新的科技企业，而单个人也能借助科技力量参与其中（例如P2P点对点网络模式，就消除了中介），从而“非常民主，非阶层化，可能也是解放性的”。他颇为欣赏。
但是，哈维不认为科技创业和知识经济改变了资本主义。
他指出，数位经济的参与者（编按：如工程师、设计师、内容工作者）看似是摆脱了传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自由劳动者”（free labour），可是仍然被人控制 ── 控制者可以是那些提供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等等。
至于所谓“知识经济”，也只是让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商品化，从而更加深刻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关系中。在科技创业中，一个新的 app 出现迅速获得注意力，大公司会过来收购，把新技术收为己有。即使是P2P这样的去中心化形式，也很快被大资本垄断。
哈维指出，有人认为新兴的“自由劳动者”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但这种模式其实很久前就有。在资本主义早期时代，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会把原材料带给当地人，让他们去纺织，然后交回成品，支付相应款项（编按：如同早期台湾家庭代工）。人们在自己家中完成劳动，等待收购者出现，对自己的产品估价。
而现在的这些新商业模式，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关系的回归：商人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access to the market）──劳动者创新，资本拿走你的创新品。这只不过是曼彻斯特的旧模式在“创新劳动”（creative labour）的形式中复兴。
创新劳动的剥削与“自主错觉”
哈维提到，他最近在写一篇文章，用到 P2P Foundation 的 Michel Baunes 提供的数据，来计算这些新兴经济从业者的实际工资。据数据显示，这些人的工资仅仅价值2美元一小时，远远低于美国官方规定的最新时薪！这说明“创新劳动”被剥削程度之高。
在时薪变低的同时，像 Uber 和 airbnb 这样所谓的“分享经济”，都很快被资本所垄断。Uber 这样的公司，其理念听起来富有道德情怀，但其劳动却在相当糟糕的合同状态下进行：“那依然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经济。”
哈维由此得出结论：人们寄予厚望的创新科技，没能带来民主力量，只是让极少数人变得极端富有。马克思曾认为，劳动过程会越发处于资本控制之下。今天，数位时代的新经济虽然创造“自己控制劳动过程”的感觉，却仍然是一种外包体系；只不过资本不再用大工厂生产，而是将个人看作免费的自由劳动力。
这种剥削改变了劳资关系，令其更加隐蔽。甚至是不知不觉间你也从事了劳动。他举例说，互联网用户使用 Google ，贡献流量、数据与内容，相当于花时间帮助 Google 创造价值；但用户却未得到任何报偿，而是任由 Google 攫取惊人财富。这是新时代的剥削结构。
新政治格局下，左派不能死守教条
哈维提到，我们必须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但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引发异化的政治活动──资本的动力（dynamics）转化成了政治压力，催生了川普这样的非传统政治家，以及欧洲新法西斯主义浪潮这类现象。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
哈维提醒听众，在这里需要注意资本主义动力和政治文化系统的交叉。他在讲座中预见了 6月23日英国脱离欧盟“很可能成功”。他说，很多人支持脱欧的理由是由于移民，这是个很糟糕的理由。他说，脱欧本来有很多其它好理由（他自己支持Brexit），而不是打移民牌。
在美国，特朗普也调用了同样的反移民论调。资本此时则说道，“不要怪我们，都怨移民”，资本在自称清白方面可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媒体和政治家也都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产生了反移民的政治。
哈维在反对极右翼势力的同时，也批判了西方左派。他指责不少西方左派过于保守，总是想要回到过去，乞灵于列宁或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传统。
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提出，左翼政治需要把自己从传统梦魇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与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政党相异的新型组织，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其需在新的历史和媒介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
新劳动型态下的“无产阶级”
哈维说，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式”（大工业流水线）转向“后福特式”和“新福特式”。这也让“无产阶级”的构成和反抗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新的无产者── 例如服务业、物流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员工。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左派人士对于组织“新无产阶级”并不热心，因为这类劳动者的价值生产，似乎与经典左派理论关于“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
哈维认为，如今时移世易，严格死守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结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是理论思考的无能。虽然快餐员工与产业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征，但某种意义上说，麦当劳员工已经成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
讲座中有学生表示，自己看到底层人的处境，有一种无力感：“我们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渴望，政府为了城市的发展而牺牲某些人。我们自己则是他们牺牲的受益者。但我自己却已经深深嵌入经济结构之中，无法脱离这种生活方式。我应该如何面对自己？”
哈维则反问：“为什么要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确实带给我们很多便利性。”他提到自己早期在北欧的经历──当时天寒地冻，屋子却没有暖气，人们一起挤在火堆旁，只有半身暖和。“这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好的一面。至少我自己再也不想那么冷了。”
他说，“我们不是要消灭现代生活，而是要让现代生活不那么快席卷这一切，避免被消费主义所裹挟。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
消费主义的阶级斗争
哈维顺著这个思路，也提到当今社会涌现出的，许多针对消费主义的斗争。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只着眼于生产过程中的剥削与阶级斗争；但哈维认为，“价值实现”（消费）过程中，也存在着剥削与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提及过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详细阐述过；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要么忽视它，要么将其视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哈维强调，现在劳资关系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劳工的消费能力变得日益强大，但他们作为消费者，也正遭到层层的盘剥。因而，我们应该认真考察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并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剥削与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关注。
哈维提出，不断上涨的房价、名目繁多的电信和信用卡收费，都涉及阶级斗争。在消费这个实现价值的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浪汉，反而可能构成新的同盟。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生产领域斗争（劳工运动）和价值实现领域斗争（消费者运动）的结合。
麻烦的是，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相符。而当理论正统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死守理论，而不是直面现实。哈维认为，西方社会发生普遍危机，欧美左翼却没能取得什么胜利，这固然有多种原因决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素是：今日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不尽相同了。
城市与生活空间的政治
时到今日，阶级斗争的首要场域，已经由工厂转向日常生活空间──例如城市。
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也越来越难解决。哈维认为，围绕这些城市问题进行论辩，将倍受压迫和剥削的城市底层、弱势、边缘人群组织起来，为更良好的城市权利和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而斗争，就是今天要解决的宏大历史问题。
城市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今日主导城市发展的权力，正日益落入强大的私人资本和财团掌控之中。哈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指出美国城市街区和普通民众的社区生活，正遭到金融机构的掠夺性贷款破坏和困扰。
不过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社会运动已经证明，一种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反抗结构正在生成。例如土耳其因盖齐公园（Taksim Gezi Parkı）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公交地铁涨价而引发的抗议运动。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运动，我们需要探寻新形式的政治过程，把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劳工运动整合起来。
因此哈维倡议，应当建立类似社区委员会的机构，来组织新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对城市空间中的资本运动进行民主化管理，从而反抗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在哈维看来，那些来自无政府主义和自治主义传统的组织，在近几年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得有声有色，他们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
哈维也指出，在探寻网络化组织方式的同时，为了与资产阶级、大资本争夺权力，反资本主义的抗争也绝不应局限于某种去中心化、差异化的反抗策略，而是要共同筹划斗争理论和斗争目标。
在点滴累积中，走向自由解放
哈维提请听众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工人斗争所做的精彩分析：那些为了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走向自由与解放的第一步。对于哈维而言，“革命”并不是某种突发的，断裂性的“事件”，而是一场漫长的民众斗争和社会运动。那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转变过程。
进步是要一点一点累积的。看似不大的要求，也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可观的革命成果，甚至，在暂时的客观形势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成果的情况下，左翼也得耐心地寻求有妥协性的方案，而这种方案，仍有可能破除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陈词滥调，并且为新的组织形式开启可能性。
哈维提醒，我们不能抱有幻想，觉得搭乘经济增长的列车，就可以坐等大同社会的来临——那是一种非辩证的经济决定论，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哈维提出，我们当前的部分目标，就是以新的，不同于既存秩序的原则，来改造和重组日常生活，这是诸多政治行动都应该遵循的方向：为探寻一种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林品，文化研究学者，现居北京。戴娜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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