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金刚》电影系列第四部曾于香港的深水埗取景，戏中的男女主角在街上奔跑、变形车于狭窄的街道飞驰，摄制团队更在大南街拍摄爆破戏。就如成龙主演的电影总喜欢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追逐一样，这是一种城市景观的猎奇。在镜头里，城市的外观成为视觉上可快速消化的“文化粮食”，让观众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图像。在后现代充满符号的社会，以图像让人自行理解符号所指（Signified），犹如局部释放文化解释权。
1980年代起，世界各地渐多以城市景观和盛事作为文化资本，借此树立形象和塑造商机来吸引投资者和旅客，带动经济发展并互相竞争。（注一）这些“城市形象建构工程”遇上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行动装置的普及，图像与录像成为最有效传播讯息的媒介，城市的文化底蕴仿佛都要藉图像与录像传递，极视听之娱，于是“美化”城市就变得理所当然。
近十多年民间改变社区生态的力量不容忽视，而“文青”（文艺青年）就成了力量重要的构成，民间也渐多以艺术或文青流行的方法介入或改变社区。若果这些改变遇上以经济利益为本的旧区更新或重建，情况就更加复杂。这一切，都正在深水埗上演。
基层居住与消费的缓冲
说起深水埗，香港人也许会想到贫穷、“㓥房”（分间楼宇单位）、摊档和墟市。的确，深水埗在2014年是全港贫穷率最高的地区（18.2%），贫穷人口高达66600，每月住户入息中位数为7200元，领取综援的贫穷住户比例是19.5%。深水埗九成的大厦有“㓥房”，“㓥房”数目逾万；近七成的大厦没有任何大厦管理措施，大厦安全成疑。深水埗亦是少数有大量活跃摊档与墟市的地区。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于2014年做的调查发现，排档、天光墟和假日墟等墟市是深水埗基层甚至是中产市民的重要购物之处，助他们减低生活成本，而且还是不少低收入居民参与社区经济的地方，让他们帮补家计甚至就业。
深水埗在香港基层的居住与消费版图，发挥了过渡以及缓冲的作用，使市民在价格高昂的物业市场，以及由大财团主导的消费场所以外，有喘气的空间。虽然㓥房的居住面积、卫生和基本设施大多恶劣，而且平均呎租与水电费高昂，又未必合法、安全成疑，但是却为一些希望在市区附近有一室容身，或正轮候入住公共房屋的人，提供了较物业市场便宜的居住选择。
明爱基层组织发展计划2014年的“㓥房”居住环境及处境调查更发现，市区的㓥房单位是基层人士解决房屋需求的唯一选择。而深水埗街上的排档与地摊，则提供了低廉的营商与工作机会，让当区和邻近的居民有符合他们经济状况的购物选择，维系地区经济。
当政府的政策未能解决基层的基本生活或社区需要，城市中相对灵活、容许市民自由分享、交流的公共或公众空间，就变得重要。这些过渡与缓冲的居住和消费空间一旦消失，意味着住户、商户与消费者将要直接面对主流的经济市场，与主流经济共浮沉。若果未有相应的措施解决基层的居住和消费需要，却先把现有的一些城市缓冲除去，反而会破坏民间自然形成的临时办法，尽管这些办法未必恰当，或有另外的一些问题。
文艺风吹至，导致士绅化？
近年小型书店、咖啡店、画廊、概念店舖和设计工作室等文艺空间渐渐在深水埗出现，吸引不少文青与区外人前往，与当区的摊档和墟市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空间在深水埗开设，不单因为这区的租金在市区中相对便宜，还由于深水埗有独特的地区个性与特质，未完全遭同化。大众一般视这类文艺空间为经济与消费主导社会的避难所，这类空间在城市出现，犹如抵抗主流价值。但是这种处世与抵抗，是否都由主流价值制造出来？就以咖啡店为例，有人思考过为何咖啡店会成为文青体现自我存在感的空间吗？
喝咖啡是西方的饮食习惯，咖啡屋（coffeehouse）起源于16世纪的中东，是室内社交聚会的地方；现代的咖啡店（café）则来自19世纪的欧洲，不少都有露天茶座的部分。但是咖啡店于全球普及，始于1990年代的“泡沫咖啡文化”（cappuccino culture），以及大型咖啡连锁店的迅速扩展与普及，例如星巴克（Starbucks）、咖世家（Costa Coffee）和Caffè Nero等。（注二）英国的咖啡店数目，由1997年的约300家，增加至2001年的1800多家，五年的增幅达六倍。而且咖啡店会与其他的城市空间结合，譬如书店、机场和巴士站等。（注二）
这些咖啡店都是以消费主导、文化包装的空间，亦是城市中居住与工作以外的社区和社交生活场域──“第三空间”（third place）。文青喜欢流连的咖啡店，就是（泡沫）咖啡文化全球化下，稍作转化而形成的，例如加入不同的概念与格调的独立咖啡店。文青也许喜欢咖啡店的“第三空间”身份与功用，或其象征的生活品味与态度。或许深水埗真的需要多一些不同种类的“第三空间”，但是这类咖啡店与原有的社区有何关系？是否只是文青在城市中表现存在感的场所？假若潮流一过，这些独立咖啡店的文化符号失效，会否与这城市的其他消费空间无异？
每逢有上述文艺空间来临一个地区，都有带来士绅化（gentrification）之嫌，跟艺术来到社区面临的问题类似。这可以用旧区因何改变，以及改变的效果如何来看。政府和发展商多数因为旧区有物业与消费发展的潜力而改变旧区，文艺空间的店主和艺术家，则大多因为旧区地点合适以及租金负担得来而聚集，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会改变当区的整个城市结构以及社区生态，几乎必然导致士绅化；后者进入原有的城市结构，带来社区改变，孰好孰坏视乎众多因素与机缘。新店进入旧区令当区畅旺，间接令租值上升，也不至于像市区重建般令整个区域的居民迁离，迎来收入较高的居民。两者在同时空出现，就更难厘清是什么原因导致士绅化或社区转变，这正是深水埗的写照。
士绅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土瓜湾一带有过百间制皮厂，到了2014年，全港只余下两间；昔日皮革零售店在旺角砵兰街附近，深水埗的基隆街和大南街则是批发的集中地。现今年轻人或文青在基隆街和大南街开设皮革店、办皮革班，吸引区外的人前去，以文艺包装式微手艺，会不会是本地皮革业的出路？近年文青开始喜欢手作，手作皮具成为兴趣，能不能成为皮革手工传承的起点？这都取决于时间，或能否在市民的生活找到切入点，使之成为恒久的兴趣或生活的一部分。在原有皮革业的地区开设皮革店，已是对地区经济和历史脉络的回应，比“空降”的店舖好。深水埗是手作材料的集中地，新开设的店舖虽不至带动行业的产业链，但亦引来不少对手作有兴趣的人，为旧社区增添活力。
艺术只“美化”了社区？
早前，来自维也纳的艺术家Peeta，在黄金电脑商场的外墙画上巨型壁画，替商场换上新装，令这座象征消费主义的堡垒“升格”，增添艺术的元素，难怪街头艺术节惹来艺术“美化”社区而有可能导致物价上升的争议。
今年三月，HKwalls与Vans在深水埗举办为期一周的街头艺术节，征得商舖、建筑管理者和业主的同意，让本地和外国的艺术家在建筑物外墙名正言顺地画上数十幅壁画，以类似涂鸦的方式在视觉上引起大众对城市景观的想像与讨论，以及思考背后涉及的城市权力和管理问题。
有人认为无论该区贫穷与否，都应有权享有艺术；有人认为艺术家可藉作品与活动和居民建立关系，融入社区。有人则恐怕艺术节无助推动本地艺术，反而有机会令区外的人发现了该区的发展潜力，最后导致士绅化。
除了以上所述，艺术对贫穷的社区有何裨益？HKwalls的负责人Stan说，第三届街头艺术节选址深水埗，因为受当区的居民邀请。之后HKwalls再问其他街坊与店舖的店主时，不但得到他们的同意，更有店主主动邀请他们作画。所以在这例子，艺术并非完全“空降”。至于艺术介入社区，是否要以壁画的方式呈现，则涉及另一议题──若果艺术真的要介入社区，应该用什么方法与媒介？
文化评论人黄津珏曾于《道别活化厅，迎来更尖锐的公共艺术讨论》说，社区艺术兴起的原因之一，是社区真的病了。在新自由主义、城市士绅化、财富不均与各种政见拉扯下，社区被撕出一道大裂缝。艺术家于是走入社区，运用自己的技能修筑社会。但是艺术作品却往往在都市化市场成为抢手货。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之下，艺术家的所谓“再活化”社区，往往只是把社区再次放回全球化市场的竞争之中。
维也纳学者兼艺术家Barbara Holub在去年出版的书，提到公共艺术不止于作为建筑的附加物，亦不只是公共空间的艺术品或装置，如壁画、雕塑。在当代的城市，艺术策略比艺术品更加重要。艺术策略不单与城市议题有关，更关乎社区环境。艺术家和城市实践者（urban practitioner）可以用艺术的观念介入城市的发展与政策的制订，但是必须尽力理解社区的需要，持久地参与城市规划，才能避免艺术沦为经济市场的商品，以免造成士绅化。
市区重建前的微妙变化
香港旧区的巨变，通常由铁路的伸延或市区重建引起。市区重建则几乎必然导致士绅化。政府以经济利益为本策划重建项目，重建后楼价与租金均会上升，居民与商户多不能在原区置业。
深水埗西南面海坛街的37幢低矮旧楼宇，将发展为五幢约30层高的住宅大厦和低座商用平台，以及贯通北河街的公共休憩空间，预计于2017至2018年落成。海坛街的另一处也陆续遭收购重建。
市区重建通常会把城市的缓冲扫除，对城市空间与景观的破坏，比区外人走到旧区开店，以及艺术介入社区的影响大得多。
深水埗正受上述的各方力量改变，似乎正踏上与其他旧区更新相去不远的轨迹。政府的重建计划固然锐不可挡，但是在改变前夕发生的微妙变化，如新舖承传旧区工业的可能、艺术凝聚社区力量带来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因为不是每一个地区也有机会蕴酿这些由民间带动的转变。如果没有市区重建，深水埗会不会创出“由下而上”的旧区更新模式？深水埗即将经历的，会否与其他重建或已士绅化的旧区一样？市区还有没有容纳主流以外发展模式的余地？若有一天深水埗的城市景观再没有猎奇的价值，是否代表已被全球化同化，失去地区特色？
若要保持地区的角色、特色、活力与风貌，无论是墟市，还是外来商户、文艺风与艺术介入，推动的人也先要了解那个地区，再以不同的途径作尝试与实践──尽管最后也可能因市区重建而湮没。深水埗的民间活力与可塑性，除了有香港昔日社会的影子，还是开创城市不同可能的重要条件。
（何尚衡（Alfred Ho），城市研究者。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后往荷兰修读建筑学硕士。）
注一：Mark Jayne, Cities and Consum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66-167.
注二：Eric Laurier and Chris Philo, The Cappuccino Community: Cafes and Civic Life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2005.
参考资料：
一、陈嘉文：《深水埗贫穷未变》。《明报》，副刊，星期日生活，街知巷闻，二○一六年四月十七日。
二、梁仲礼：《反仕绅化──由伦敦咖啡店遇袭说起》。《明报》，副刊，星期日生活，周日话题，二○一六年五月八日。网址：
三、Baudrillard, Jea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USA, Telos Press Limited, 1981.
四、Clarke, David B.,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Postmodern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五、Laurier, Eric and Philo, Chris, The Cappuccino Community: Cafes and Civic Life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2005.
六、Slater, Don,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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