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时为总统参选人的蔡英文，发表了她的司法改革政策谈话。她承诺在当选总统之后，一定会召开“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以下简称“全国司改会议”)，广纳民意并亲自领导司法改革。
2016年初，蔡英文顺利当选，她是否会兑现召开“全国司改会议”的政策承诺？这是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简称民间司改会）持续关注的重点。
类似场景曾经出现在90年代末期。那时民间司改会也持续要求李登辉总统，召开并亲自主持全国司改会议。这个所谓的“全国司改会议”最后在1999年7月6日至8日间召开，虽非由李总统主持，但三天会议集结了125位院、部、审、检、辩、学、中央民代、警界、民间团体等各界重要代表，作成32项司法改革议案的决议，留下两本堪称巨册的会议纪录。
然而，如果你问现在的法律系学生，是否听过全国司改会议，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些法律学者，你得到的回答可能是先点头，再摇头：“那只是一场大拜拜而已，没什么实质意义”。
如果1999年的全国司改会议只是场大拜拜，为什么2016年的今天还要再来一次？或是说，在2016年的现在，假使要再召开“全民司改会议”，作法上可以有怎么的不同，而能更加有“实质意义”，让司法变得更好？要厘清这点，我们得先回到90年代，了解那个时空背景下的全国司改会议，再回来看2016年民间司改会想推动的全国司改会议又是什么。
1990年代台湾：“国是会议”作为改革滥觞
1990年代的台湾，政治制体上的威权逐渐消退，但是“黑金”（即黑道、金钱与政治的挂勾）兴起，社会上有监督政府、盼望改革的氛围。当时的司法十分不受人民信赖。
1995年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许水德，随口一句“法院是国民党开的”，道尽政治人物将干预司法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背景。部分法官检察官涉嫌利用权位来贪渎，面对升斗小民时又显得高高在上，处理诉讼傲慢而草率，无视社会弱势者的苦难，甚至毫不在意地显露出歧视与偏见。这些情况存在已久，但1990年代大众媒体的兴起，各种民间团体的发声，让问题更明显地被暴露，而这都一再引发民众反感。
偏偏，官方的司法改革又是推拖牛步。1994年时任司法院院长的施启扬召开了“司法改革委员会”，但除了开会，没有太多具体表现，也没有积极纳入民间的声音。一群改革派律师由于对官方进行司法改革感到失望，也认为改革运动必须从民间开始、由下而上，因此于1995年成立“民间司改会”。
要怎么促成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又能纳入民间声音？在当时，一种可能作法就是召开“国是会议”模式的司法改革会议。
自1990年代起，“国是会议”被视为执政者广纳民意的重要机制。这种会议在不既有的政府体制，而是由执政者邀请各界人士，特别是民间、反对势力这些难有参与既有政府决策者，一起来开数天的会议讨论并作出决议。开完会后，会议决议的执行回归原本的政府运作机制。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野白合学运代表促请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召开，最后导致动员勘乱终止以及国会定期改选决议的那场。换个角度说，“国是会议”是上位执政者在面对体制内反改革力量时，挟外力施压以取得施政正当性的一种政治作为；而对于一向难以进入政府决策机制内的民间或反对势力，这也是让自己主张高度曝光，进入政府决策的政治机会。
民间司改会的微妙角色
其实，民间司改会从1997年，就与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律师公会、法官协会、台湾法学会，共同拜会总统李登辉，希望总统李登辉亲自召开“全国司改会议”。后来会拖到1999年，一来是因为李登辉没有打算亲自召开，而责请司法院来主办。二来是关于会议人选，官方和几个民间团体迟迟没有达成共识——而民间司改会等团体，就从促成会议转为抵制会议。
直到1999年李登辉任命翁岳生为新任司法院院长，才改变这样的情形。翁岳生与法界的改革派较具有互信，提出的筹备会议参与人员，结构上民间过半，参与人员名单也较受改革派的认同。
民间司改会虽然不再抵制，但却犹豫是否参与这场会议。首先，全国司改会议的召开者仍是司法院，而非总统，民间改会担心会议无法协调整体政府资源，并可能遭受反弹。此外，民间司改会也认为：需要有一个民间团体，在会场外集结民间监督制衡的力量，同时又不参与会议，以免沦为替会议结论背书而难以施压。因此民间司改会内部开会决定，虽然个别成员可以用不同身分参与“全国司改会议”，但是民间司改会本身则不派代表参与会议。
1999年6月7日，民间司改会与数个关心社会公平、弱势族群的民间团体，共同恢复（注一）了“全民改革司法行动联盟”。联盟指出，从全国司改会议名单来看，法律人占了八成以上，其余一成为行政官僚，仅有一成非法律人是以所谓“社会贤达”的名义参与会议。一般民众承受司法好坏的后果，但这场会议，并没有以他们为主体——特别是弱势。
1999年全国司改会议有何意义？
1999年7月8日全国司改会议落幕，三天的会议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决议，例如：司法院审判机关化，以免司法行政对审判的干预；走向金字塔型诉讼制度，也就是借由将第一审建立为坚实的事实审，限缩二审及三审的上诉范围，以避免人民累讼。这场会议未能纳进更多弱势民众声音，许多重要改革议案受法务部阻挡而未通过，固然十分可惜，但是就事论事，这些会议结论对于司法改革的推进，也十分重要。
如同其他国是会议，全国司改会议只形成大方向的结论，结论的具体化与执行，仍回归到既有政府体制内。但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官僚拟定出来的具体作法，可能又跟民间团体想的不同，导致民间团体又转为抵制。
就以金字塔型诉讼结构的推动为例：官方推出“限制上诉”法案，以减少上级审负担；但民间团体认为坚实的事实审尚未建立，冒然限缩上诉，会造成案件误判民众却上诉无门，因此极力抗议并阻挡修法。
总而言之，1999年的全国司改会议，可以视为体制内外改革者的里应外合，借由社会力的集结与展现，赋予体制内改革者更强的正当性，对抗体制内反改革者，将改革议程纳入政府体系的运作中。不过，实际上能进入会议的声音仍有限，这个有限性来自于实体会议参与人数的限制、会议天数的限制，也来自于这个会议欠缺明确机制，去搜集并回应会议外的改革声音。
2016年民间司改会的新尝试：开源审议
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她明确提到要举行全国司改会议。对民间团体来说，这是个高度曝光自身主张，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机会；但从过去经验，这个政治机会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的。
不过2016年的社会情境已经和1999年有些不同。2016年的现在，网路成了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而网路讯息传递的迅速、可能范围之大，也非任何单一个人或国家容易一手掌握。随著网路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公共参与形式：将公共议题相关的资讯尽可能地在网路上公开，以形成监督与改革的力量。
随著时代变迁，民间司改会也发生了转变。近两年，民间司改会纳入一些资讯背景、非法律背景的成员，为民间司改会开启了“开放资讯式”改革路线。相较于传统的，著重于提出自身改革议程的倡议路线，开放资讯的路线，则更重视促成司法各方面的公开透明、政策的开放讨论本身，而不预设政策讨论的结果。
2016年民间司改会想尝试“旧瓶装新酒”。希望借由再一次的全国司改会议，将“开源审议”的作法带入官方的司法决策之中”。”开源审议”的作法分成三个阶段：一、搜集各界意见，了解大家认为司法有怎样的问题。二、召开专家会议，厘清这些问题的背后成因为何，有没有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改变。三、针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评估有哪些制度上的解方。如果有多个解决方案，那么就多案并陈，评估优缺。
这三阶段过程必须尽可能公开透明，并且降低非法律专业者的参与门槛，也就是用字尽量易懂，并提供理解上必要的背景资讯。在整个过程中也要让各界有表达不同意见的管道，若有不同意见就要尽量搜集进来，列入讨论并予以回应。
若推动这种作法，就不会像过去官方邀请几百个人开几天会议，决定司法改革大方向。而是需要官方老老实实地搜集各界意见，进行各种调查研究，与民间共同讨论司改政策及其执行细节，并视需要开多次会议。重点也不再是投票表决，而是清楚呈现各种论点、确认是否存在尚未考虑的盲点。最后会议结论可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而是借由呈现说理，让社会大众进行监督与公评，由此形成政策决定的压力。
这个凝聚共识的模式，不同于过去全国司改会议的想像，也不为法界所熟悉，民间司改会为了推广它，先架设了一个“全民司法改革运动”网站，搜集各界对司法的意见，并尽量公开所有的意见处理、讨论与回应。正是因为民间司改会重视公开透明，因此不采用司法院“意见信箱”（其处理与回应民众意见的方式是个别而隐密）的作法，反而采用线上“讨论区”形式，当中所有意见处理与回应都可受检视，其他人也可以参与。
可能遭遇的困难
这个模式本身让人期待，但是民间司改会要去推动，还要克服一些困难。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民间司改会过去被认为是倡议团体，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和检、院、官方没有太多互信和合作，这其实不利于各界合作，更不符合“中立平台”的形象。民间司改会在试办这个模式时，如果欠缺不同意见者的参与，讨论很可能会过于偏颇。此外，民间司改会到底能否能放下既有的组织立场，来呈现不同意见，也是重要而困难的问题，特别当意见涉及反人权的主张之时。
接下来，纵使这个模式受官方所采用，要良好运作，也有一些困难要克服。审议系统的良好运作，需要理想的沟通条件，例如大家真诚地希望彼此相互沟通理解，而不是利用各种话术角力。但是台湾法界与政治上的话语文化，总是少不了相互斗争或交易协商。如何从各种尔虞我诈的算计，转为开诚布公的讨论，需要很多努力。
再来，这个模式要能形成政策决定的压力，也有赖于台湾公民社会对于司法议题持续的关心与参与。目前政府或立法院的政策或立法，都很看所谓的“民意风向”。然而那些因一时重大案件的发生而出现的“民意风向”，往往混杂著害怕、恐惧、愤怒的各式情感抒发。而这些政策要求往往对于既有的司法问题欠缺了解，提出来的要求，也不见得能解决自己心中担心的问题。这种情形若是持续，恐怕这个新模式也难以发挥作用。
最后，网路本身虽开启了某些社会参与的可能，但也有某些门槛。因为习惯用网路来表达及讨论的人，仍是相对少数、年轻的族群。特别是讨论区如何使用──从注册、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议题，到发言参与讨论，每个步骤对于不熟悉网路讨论的人来说，都是一道关卡。如何让网路讨论工具更友善，如何搜集非网路世代的意见，并与网路讨论串连整合，都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说了那么多的困难，其实是希望大家正视并一起解决它们。司法政策不应由少数政治或司法菁英所把持，开源审议开启了新的可能。它需要更多人的投入，才能真正让司法变成全民的。你，愿意一起来加入这场“全民司法改革运动”吗？
（林玮婷，民间司改会执行秘书、台大社会学研究所硕士)
注一：“全民改革司法行动联盟”于1997年10月1日成立，原本是为了凝聚社会对于司法改革的声音以对官方施压，促成合乎民间期待的全国司改会议。联盟于1997年10月19日举行了“为司法复活而走”的游行，后来一度沉寂，直到全国司改会议的开会期间，为了监督此会议才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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