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蔼云:一国眼中“没什么了不起的香港问题”

北京一直批评香港的泛民主派,只讲“两制”,无视“一国”,这说法客观上并不完全错误,政治判断上却错得离谱。
保卫天星码头运动。

北京一直批评香港的泛民主派,只讲“两制”,无视“一国”,这说法客观上并不完全错误,政治判断上却错得离谱。

没错,在回归后走议会路线的泛民,抱着假装看不见“一国”态度,以“掩耳盗铃”的方法,希望能成就“两制”下高度自治。

北京却把这种“假装看不见”的屈就,理解为“无视”,并要处处被看见,不单止注入红色资本,政治上中联办为建制配票、大搞亲中民间组织,连二选一的特首小圈子选举也要操控,怎料却催生了捍卫本土的运动,去“直视”“一国”的存在。

自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以来,以“本土”之名而发动的大型群众运动,均是随着“一国”的现身而舞动,到反国教之后,泛民政党才把运动的民情以“反赤化”的政治口号推出,矛盾指向“一国”的政治干预。

不过,自2012年起的几年间,本土主义由政治上的“反赤化”,经历反双非、反水货客等动员,转化成了中港社会矛盾。

雨伞运动,未能向“一国”争取到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本土主义又再一次锐变,透过运动的象征物、记忆、创痛、愤怒,成为了身份认同的核心。最近看到建制钟树根的街头海报叫号:“要本土 不要分离”,可见本土有穿透传统政治取向的力量。

自主、自治的欲望在不能改变的秩序的压抑下,不断寻找空隙爆发。今年的金像奖最佳电影,正捕捉了伞后的躁动情绪。

将香港问题泛政治化

旺角骚乱后,中联办及其扯线特首,把事件定性为暴动,把矛盾指向极进的本土派,希望压止并围堵本土主义运动。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却淡化事件,指不少地方的年轻人都有不满现实及希望改变的想法,并不奇怪,把香港问题放在全中国、世界历史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但把问题泛政治化,就复杂了。

的确,青年反抗运动与本土主义的兴起,是世界大潮。自2007至2008年的金融海啸后,人们意觉到全球化下资本游戏,完全凌驾国家与社会,透过融资把少数人控制的资产增值套现,人民却无法分享新增的财富,反而自掘坟墓般,不断供养着疯狂增值的资产,直至泡沫爆破。

海啸过后,欧洲多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烂摊子由人民买单。譬如说,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西班牙,在欧洲央行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紧缩财政措施,于2010年订下削减相等于 GDP1.5%的政府支出。结果,社会福利大减,但失业率却由2010年的20.1%,增加至22.6%,而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更达到40﹪,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M15动员,近800万人占领街头,而带领运动其中一个组织叫“青年没有未来”(Juventud Sin Futuro)。

三年之后,新左翼民粹政党,“我们可以”(Podemos)成立,于2014年取得五个欧洲议会的议席。新政党要透过夺取政权,以国家力量重新分配财富,除增加社会福利外,亦提出要策略性地保护一些公营企业、订立最高工资、降低退休年龄、提倡分享工作(job sharing)、提高最低工资等等。

对西班牙的青年来说,使他们感到绝望的、没有未来的,不单是惨淡的经济,还有一个由人民授权,却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

港人面对双重不问责的政权

相对西班牙青年所面对的40%失业率,香港青年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也真是“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所面对的政治,却是“双重”不负责任的政府。

特首由1200名小圈特权阶级选出,没有民意授权,自上任以来又爆出僭建、与澳洲工程公司就DTZ卖盘及员工安排的5000万秘密协议等丑闻。然而,在“一国”为梁振英背书下,所有对梁的批评,即使有凭有据,都变成了反对派对“一国”的不满。而且,梁振英也乐见“港独”言论,去年于《施政报告》答问上,圈点香港大学《学苑》的 “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专题,扣上“港独”帽子,掩盖反对派对他卷进“代理人贪污交易”的责难,说服“一国”继续为他背书。

至于“一国”,它一方面希望香港人能承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但却不让香港人成为中国的持份者。先不谈中国没有民选政府的问题,地方人民代表也总算有一个机制产生,香港呢?那些号称代表香港的人大、政协如何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比起建制政党提出的方案更密不透风,香港人的意愿,完全不在“一国”眼里,中国认同谈何而来?

那个凡事要管的中联办,除天天骂港独,向中央打报告说“香港人民不行”,对香港人有何责任可言?

把香港问题淡化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张德江,说不要把问题政治化,有些人主观地认为这是针对梁振英的“暴动报告”。不过,张把“中国及世界历史长河”也扯进来,似乎要淡化的,是“一国”的责任,仿佛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的
《一国两制白皮书 》及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等与民为敌的政治举动,与香港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无甚关联。

面对两重不负责任的政权,港独成为绝望者的幻想(fantasy),以一人党等行为艺术呈现。

同时,对不负责任的执政者来说,他们幻想(fantasize)“港独”的威胁,以便继续推卸自己的政治责任。从这个层面,梁振英确为港独之父。他除了把幻想变成了一个要“警剔”的政治任务外,因为一人“香港民族党”的港独主张,便想要用刑法去炼成“港独”的肉身──刑法不能制止幻想,一旦被赋予了制止幻想的政治任务,它只会不断的寻找幻想中的肉身附体,这是猎巫政治的逻辑。

“正确对待港人的制宪冲动”

雨伞运动后,“一国”派遣了一些研究员到港,为香港问题提供一些说法,虽然大部分的报告均以政治判断先行,但也点出一些重点。

譬如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端洪,于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座谈会上,点出港独主张只是一种“涂鸦”,是社会心理变态,“制宪冲动”受到挫败后的发泄,以“伤害中国人共有情感”。他解释,极端本土主义言论,之所以能产生呼应,是因为社会(小部分人)存在“制宪冲动”,并指人们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港独”,还要正确对待港人的制宪冲动,使其回到普选上来,并吁中央把握主动权。

因为政治判断先行,陈端洪把“制宪冲动”套在“小部分人”身上,并强调制宪的权力应由中央授予,但结论则呼吁中央要正确对待港人的冲动。很明显,连国内的学者都清楚“制宪”是普遍香港人的“冲动”──根据中文大学民调中心最近的调查,扣除四成多自称中间派或无政治倾向的,有32%的受访者指自己政治上倾向温和泛民,激进泛民有4%,本土派则有8%,选择建制的只有14%。

陈端洪的研究结论,某程度上是要求“一国”去直面香港群众的诉求,而不是闭门造车地写什么白皮书,或以人大决议去堵死香港的宪制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撰写《香港革新论》的方志恒和王慧麟发表的《香港前途决议文》,提出“内部自决”的概念,似乎是从香港民间出发,回应了“正确对待港人的制宪冲动”的呼吁。

当然,研究归研究,政治归政治,若“一国”愿意直面香港人,也不会使香港政治陷入泥沼。

陈端洪没有详述,不正确对待港人制宪冲动的后果,只简单以不进则退来形容。港独幻想 (fantasy)是“真实”的边界,这界线界定我们对现实政治的感知,成为香港人主体构成的一环,并在高压下不断转化,以不同形态来发挥效应。它的乍现不会是港独,而是其他寻求类似“港独快感”的行动,反蝗、光复行动、旺角骚乱、电影《十年》的预言及其牵引的情绪,可说也是同一组幻想的碎片和乍现,强化着分离的主体,泥沼只会越陷越深。

(林蔼云,香港独立媒体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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