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宏观经济，教科书会因为不同的学术取向，内容差别非常大，题材选择可以截然不同；这是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没有的问题。有的教科书专注长远的经济增长，有的着重眼前的经济周期，当然也有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之争。
我近来想到了另一个二分法：一为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了解充满信心；一为对经济学者所知所能都抱有怀疑。绝大部分的教科书都倾向前者，原因不难明白：以“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慎态度书写，让学生找不到明确答案的教科书，会在市场上被淘汰。就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后，教科书纷纷推出新版本，加插一章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提供化解危机的处方。
事后孔明没有问题，问题是金融危机仍有太多问题太少答案，大量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更遑论对政策回应有一致看法。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专家口吻，只是为了在教科书市场生存而已；就如传媒记者找学者访问，学者老实回应“不知道”或“不肯定”，记者必定失望而回一样。
金融危机其中一个仍在争论不休的研究题目，就是如何避免“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逼企业简化业务
何谓“大得不能倒”？这个有点抽象的问题，自2010年后由政府监管部门负责解答。1933年挨过经济大萧条，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防范悲剧重演；2010年受过金融危机的创伤，又有《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应对。金融市场经历过近90年的发展，已变得复杂得多，监管的法案也“与时并进”：《多德-弗兰克法案》全长2300页，跟金融产品一样包罗万有，赋予监管部门相当大的权力。其中两大权力，一为将企业定性为“大得不能倒”，二为在企业出事之时，官员可干涉企业的资产，要求债权人承担部分损失，以免政府代为付钞。
为推行 Dodd-Frank Act，美国政府增添了好几个部门。财政部的金融研究局（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集合学界、金融业界的意见，制订量度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的方法。系统风险指的是规模庞大、与其他企业关系密切的巨无霸，遇上什么问题将牵一发动全身，把局部困难转化成整体危机，就如2008年保险公司AIG危机一石激起千重浪。
金融研究局利用数据和金融经济学的模型，描述金融系统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找出其中举足轻重的少数企业。该局再将意见交到金融稳定监察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正式将这些企业称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简单说就是“大得不能倒”。而这些企业从此会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检视。政策的目标，是透过大大增加企业应付监管的成本，迫使企业将业务简化，减少其在金融系统内的潜在影响力。
今年三月底，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Rosemary Collyer 的判决成了报章头条。判决极具争议，是因为它推翻了财政部将大都会人寿保险（MetLife）定性为“大得不能倒”的决定，为 Dodd-Frank Act 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削弱了监管部门的权力。
“大得不能倒”两大致命弱点
“大得不能倒”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经济学中有一个比较新的分支，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 of network），研究的是不同决策者（如个人、企业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关系下出现的结果。两个人之间建立关系有其价值以及成本，也有直接和间接关系之分，不同参与者可以互相合作或竞争。哪种形式的网络最容易出现？每人根据自己利益建立的网络是否最有效率？这些都是热门的研究题目。
其中一个流行应用网络经济学的范畴，就是金融系统。企业之间互相借贷，若果其中一家企业出了问题，将如何影响整个系统？这取决于企业的借贷是否集中（如企业A的贷款主要来自企业B，企业B则主要跟企业C借钱），以及个别借贷关系是否重要（如企业A未能如期还款，企业B将周转不灵）。学科应用了不少博弈论的概念，应用起来也有博弈论面对的困难：模型难有明显的预测（即有太多可能性），而由于网络的关系复杂，暂时只能考虑个人、企业比较简单的经济行为。
不过，从网络的角度分析金融系统，可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系统错综复杂，一间企业的行为对其他企业都有直接间接的影响，规模大关系广的企业尤其举足轻重。企业冒险求利，潜在的成本不单只由企业本身承担，其他的企业也会受到牵连，形成所谓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外部性）。个人成本比社会成本低，导致企业过于“勇猛进取”，借贷的杠杆效应太高，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大得不能倒”问题的另一难解之处，经济学者称之为“时间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指的是现在答应了的事，未来有动机去反悔。就如为小孩订立奖罚制度，罚则可以非常详细，列明各种情况下的处分。不过，到了小孩犯了错要惩罚之时，家长见小孩状甚可怜不忍下手，制度立即荡然无存。小孩知道家长心软的弱点，也就不怕犯错。
同理，政府誓言不会拯救“大得不能倒”的企业，信以为真的企业自会小心行事，避免冒太大的险害了自己。不过，若巨无霸企业真的出了什么乱子，舆论压力下政府不会见死不救，任由企业倒闭只是说得漂亮但难以兑现的誓言。企业知道政府的弱点，“大得不能倒”有政府拯救的保证，也就不怕为了小小的利益冒大大的险，反正出了事也有政府包底（买单）。
向债务抽税，解决“界外效应”
面对以上两大问题，经济学者 V.V. Chari 和 Patrick J. Kehoe 最近提出一个建议。 两人认为 Dodd-Frank Act 中容许监管部门“分身家”（资产切分）的权力过大──例如你持有企业的债券，企业面对财政危机，政府为了拯救这家“大得不能倒”的企业，有权令你的债券面值减半。这个称为“有序解散”（orderly resolution）政策的原意，是为了减少纳税人出钱拯救企业的可能，尽量让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独自承受。但是，政府有权改写私人市场的借贷合约，在没有列明的情况下将其变成废纸，违反了美国极为重视的合约精神，也干扰了自由市场运作。更重要的是，这无助解决债务累及无辜的界外效应问题。
Chari 和 Kehoe 主张的，是运用传统经济学解决界外效应的方法，向企业的负债资本比率（debt-equity ratio）抽税。借贷愈多的企业，愈增加系统性风险，于是要靠抽更多的税迫使企业降低比率。两名学者强调的，是自由市场本来没有“大得不能倒”的问题，只是由于政府面对时间不一致的局限，出了事的大企业多半有政府拯救，企业才有动机成为“大得不能倒”的一员。政府没有紧守承诺的能力，就唯有靠抽税去纠正错误。
政策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资本该以市值还是帐面值决定？企业会否利用灰色地带增加风险之余而不影响比率？简单的政策是否有效？法官 Rosemary Collyer 判辞中对财政部的批评之一，正是定性 MetLife 为“大得不能倒”的过程不够简单透明，欠缺一套清楚准则。监管部门的回应是：准则不能太过清楚，否则金融机构就能找出漏洞，以求刚刚合格避开规管。
若果我要为金融危机在教科书添上一章，我会写什么？除了简述借贷网络、金融产品、房屋市场的发展，现时经济学者能提供的答案不多，更多的是问题、谜团、两难，等待经济学者以数据和理论去慢慢解答。官员掌握巨大的权力，企业想办法找出法例的漏洞，政府危急时又会慷纳税人之慨，加上学术界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金融规管仍是个不可能任务。
至于美国监管“大得不能倒”的经验，对内地面对的债务问题有什么启示？关键在于大型国企和“影子银行”对整个金融网络有多大影响，但由于内地的数据不太公开透明，系统风险不容易估算，债务问题是否称得上“危机”也说不准，就像内地的政治一样神秘。
（曾国平，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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