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古巴算是有特别的情怀。我在哈佛大学的论文导师叫Carmen Reinhart,她在古巴夏湾拿出生,10岁时随父母移居到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长大。那时候,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不久,古巴和美国的关系陷入了冰点。她可以带离古巴的,就只有三套衣服。现在大概已是世上最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的她,每次提起古巴,总有一点不堪回首的味道。
时间回到1959年4月,古巴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台译菲德尔・卡斯楚)第一次踏足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正是哈佛大学。当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Cuban Revolution)刚成功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独裁政权,成立了美洲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但卡斯特罗的反美和反帝国主义主张,并没有使美国人冷待这位访客;相反,他的革命思想和个人魅力,使他在哈佛受到学生们英雄式的欢迎。因为没有课室能够容纳数以千计想听他演讲的人,哈佛破例让他在学校大球场演讲。根据报纸报导,在90分钟演讲里,听众们多次报以“雷鸣”(thunderous) 的掌声。那时候的卡斯特罗,才不过32岁。
古巴模式,美国背上的刺
从今天来看,卡斯特罗好像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奥巴马(欧巴马)在刚结束的古巴历史性破冰之旅,也没有和这位传奇人物会面,只见到其弟、现任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劳尔・卡斯楚)。用奥巴马的话来说,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还没有出生。但在半世纪前的1960至70年代,古巴在拉丁美洲代表着一点希望,展示拉美政府有能力进行“极端的”措施让国家脱离极端贫穷和不平等。古巴象征的,是有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外的另一套发展模式。
古巴革命完全改变了拉美的左翼政治。它向该个年代的拉美左翼分子展示:革命是可行的,而“古巴模式”正正给予了他们一个蓝图。1960年代中期,一批新的激进左翼组织迅速在拉美冒起,而其中很多组织都成立自急速膨胀的大学生群体。这是因为在1955至65年,拉美的大学教育普及化,使得大学生数目在各国普遍以双倍甚至三倍增长。与欧洲和美国一样,这些大学孕育了一大批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而当他们看见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制度的不公义,他们都希望能作出改变。
这些新兴左翼组织与传统共产主义政党不同,并没有耐性等待历史时机成熟才进行革命。哲古华拉(Che Guevara,切格瓦拉)提倡的“核心点理论”(foco theory),认为革命无须等待所有条件成熟后才发生;因为起义本身就可以制造那些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革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哲古华拉认为不一定,而古巴革命正正就是由中层阶级发动的。
对这些新的左翼组织来说,古巴革命者掌握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等待历史时刻的来临;古巴就是一个榜样。因此,哲古华拉成为拉丁美洲的标志人物,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坚持社会公义的象征。在1960至70年代,拉美随处都可见到哲古华拉的肖像。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非常忧虑古巴模式在拉美遍地开花,使更多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况且,卡斯特罗政权推崇民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国有化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资产,亦在外交政策上靠近苏联。长久以来,拉美一直是美国的后花园,华盛顿无法忍受这个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仅90英里,曾是美国“附庸国”的加勒比海岛国向左转,倒向敌营。在卡斯特罗访问哈佛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很快就急速恶化;在1961年1月,美国正式与古巴断交。
冷战残留的无效禁运
当时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而且不能让另一个古巴出现。美国实施了多种策略。第一种是尝试暗杀卡斯特罗,但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种是支持卡斯特罗的敌对力量,甚至是支持流亡古巴人士以武力反攻古巴。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入侵古巴西南海岸的猪湾(Bay of Pigs,猪猡湾),但行动亦以惨败收场。猪湾事件后,古巴对美国更提心吊胆,怕美国再次发难,因此进一步与苏联靠拢,甚至让苏联在岛上放置导弹,最终在1962年导致了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使世界陷入一场核战争。
美国最后一种策略,就是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古巴。1962年,美国策动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中止古巴的成员资格,理由是共产主义“与美洲国家体系的原则和目标不符”。同年,美国对古巴实施全面贸易制裁和经济禁运。对于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古巴来说,这是沉重打击,而这些制裁亦一直维持至今。
制裁背后的理念,是经济衰退会使古巴民众广泛不满,迫使民众奋起反抗卡斯特罗政权,使其下台。但现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反而卡斯特罗兄弟能借此将所有经济问题都归咎于美国政府的制裁,并以此来巩固共产主义政府的权力。
奥巴马在访问古巴的最后一天,就直言美国过去对古巴的政策无效,是“冷战的残留物”,应该改变。这无疑是对现实政治的正确认识。事实上,随着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古巴早已不再对美国构成任何实质的安全威胁。国际社会、政界,以至学界早有共识,指美国应该结束对古巴的禁运。
自1992年起,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没有约束力的决议,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反对决议的往往只有两三个国家。去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就以191票赞成、2票反对(美国及以色列)的悬殊票数,连续第24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禁运。
冷战至今已经结束超过25年,但美国仍对古实施禁运,显然不符世界潮流。奥巴马作为近90年来第一位到访古巴的美国总统,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到现在才与古巴修好?
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奥巴马希望在卸任前为自己的功绩划上一笔;但这其实并未窥全豹。其实,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博弈,及美国国内政治转变,都促使奥巴马作出这次访问。
粉红浪潮推升古巴地位
过去半世纪,华盛顿在外交上──特别是通过美国主导的OAS──孤立古巴。1964年,美国更进一步迫使OAS,强制要求各成员国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当时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拒绝。但到了70年代初,很多拉美国家开始反抗这措施,如阿根廷、智利和秘鲁,陆续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恢复外交关系;OAS内也开始有声音要求取消强制封锁古巴的要求。1975年,这个强制要求被解除。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在拉美国家都非常不受欢迎。1998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查维兹)上台后,拉美刮起一股“粉红浪潮”(Pink
Tide),左翼政府纷纷在各个拉美国家上场。这些左倾的拉美国家的总统──如巴西的卢拉(鲁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在意识型态上同情古巴处境。况且古巴在历史和语言上,本来就与其他拉美国家相近。在很多拉美国家的眼中,“美国是朋友,但古巴是兄弟”。
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美国总统后,拉美国家憧憬他会一改小布殊(小布希)对古巴的强硬作风,使落后的冷战思维可以消失。多个拉美洲的国家首脑,包括拉美大国巴西的总统卢拉,都公开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禁运。两个月后,在OAS的2009年全体大会,拉美洲国家动议废除1962年中止古巴成员资格的决议案。起初美国反对废除,但当议案明显得到绝大部分成员国的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希拉蕊)只好妥协,只在议案中加入要求古巴“拥抱OAS原则”──即致力推动民主──的字眼。
自1994年起,OAS亦每隔三到四年主办一次美洲国家峰会(Summit of the Americas),这是美洲最高规格的会议,几乎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各国首脑都会出席。只有古巴从来不曾受到邀请。到了2012年的第六届峰会,美国和拉美国家就古巴问题的矛盾变得进一步突出。因为古巴仍未受到邀请,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奥蒂嘉)都拒绝参加该次峰会,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一些加勒比海国家也宣称,如果下届峰会古巴再次不被邀请,他们也将缺席。
而在2010年,拉美国家也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对衡OAS、包括古巴但没有美国的组织──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CELAC)。CELAC的2014年峰会,更是在古巴举行。
去年第七届美洲国家峰会举办前,拉美国家都一致支持主办国巴拿马邀请古巴,这使得奥巴马处于两难局面。美国一直坚持,只有民主国家有资格参加峰会;但美国杯葛峰会将严重损害华盛顿和拉丁美洲的双边关系,亦将贬低美国一手扶持的OAS的角色和地位。幸好,美国和古巴已于2014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双方谈判进展也良好,还找得到下台阶。最后美国同意让古巴出席峰会;奥巴马亦在峰会上与劳尔历史性首次会面,为美古两国进一步修补关系奠定基础。
古巴裔美国人的世代变迁
同时,美国国内政治的形势改变,亦为美国与古巴复交制造契机。美国的国内政治一直影响外交政策,而冷战时期逃离古巴的流亡者形成的“古巴游说集团”(Cuba lobby),更是美国国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古巴不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事务,美国政客都不想为此得罪古巴游说集团,使得游说集团能够有力左右美国的古巴政策。
美国自1960年代起欢迎古巴流亡者和难民,使得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去到美国定居,他们主要住在佛罗里达州,特别是迈阿密。在迈阿密,有一些如古巴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的组织,致力帮助在外国执行工作任务的古巴人(特别是医生)逃离古巴。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古巴人,绝大多数是为了逃离卡斯特罗革命政府的管治,所以对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府深感痛绝。
这些流亡美国的古巴异见人士,渐渐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古巴裔美国人大约只有200万人,相对于美国人口并不算多,但其中约七成人住在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摇摆州”(swing state)。古巴裔美国人由于能在佛罗里达州集中资源和票源,使得他们能够非常有效的左右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并使冷战后的历任总统或议员(及候选人)对与古巴缓和关系的议题噤若寒蝉。古巴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更使美国国会在1992年和1996年通过法案,把对古巴的禁运写入法案,使美国总统须得到国会同意才可以撤销,从而进一步巩固美国对古巴的敌对政策。
然而随着时间逝去,年轻一辈的、特别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古巴裔美国人渐渐长大。他们没有经历过卡斯特罗的统治,也不像父母辈对古巴共产政权有强烈敌意。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调查,1991年有87%的古巴裔美国人支持禁运,但到了2014年却有高达52%的人反对,而71%的人并不认为禁运有效。
美国大选与出访时机
2008年总统竞选时,奥巴马成为首个表态支持重新与古巴沟通的候选人,而他最后在佛罗里达州以些微票数击败支持继续禁运的麦凯恩(马侃),包括35%古巴裔美国人的票。到了2012年,奥巴马不单在佛罗里达州击败同样支持继续禁运的罗姆尼,更拿到逾半古巴裔美国人的票,说明佛罗里达州的政治已起了变化。希拉莉在2008年的总统初选,也支持一贯的禁运政策,但到了今年初选她已经改变口风,支持与古巴恢复关系。
反观共和党的四个主要总统候选人──杰布・布殊(杰布・布希)、鲁比奥(鲁比欧)、克鲁兹和杜林普(川普)──头三位都与古巴有深厚的渊源。杰布・布殊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而鲁比奥和克鲁兹都是古巴裔美国人;他们对奥巴马的古巴政策尤其批判。当中,鲁比奥更是美国政界里最强烈反对与古巴沟通的政客之一;他称这次古巴访问是历届美国总统作过“最可耻”(most disgraceful)的访问之一。只有杜林普,大概因为庞大的商业利益,支持奥巴马对古巴修好。
随着最近杰布・布殊和鲁比奥宣布退出初选,奥巴马这次的古巴访问,并没有受到共和党方面猛烈的抨击。其实若不是杜林普在共和党内领先,奥巴马还不一定有政治资本,进行这个历史性访问。奥巴马很可能是见到杜林普在共和党初选领先,才在上月中决定出访古巴。美国国内外舆论对奥巴马这次历史性访问评价十分正面,说明他选择的时机正确。
奥巴马访问古巴之时,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放宽对古巴的限制,例如对当地旅游的限制,和美国金融机构对古巴的贸易和金融交易等限制。奥巴马在古巴的最后一场演说里,呼吁解除美国对古巴实施了54年的贸易禁运,这是美国和古巴最重要的一道经济屏障。但要得到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显然将是一个大挑战。
哈佛毕业的奥巴马,能否在余下的任期推动法案通过,为美古关系写下新的一页?奥巴马访美后,劳尔又会否回访美国,在他哥哥50多年前站过的哈佛讲台发表演讲?经历完半世纪的严寒,美古关系终于迎来了春天,也为冷战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
(罗钧禧,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荣誉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拉美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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