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当代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7年出版了这本《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面对每天都在上演的主观暴力，杀戮、爆炸，齐泽克指出了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系统暴力和语言暴力。齐泽克从现象入手，抽丝剥茧，力图展示当代世界对暴力的态度和做法的种种悖论。
《暴力》节选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齐泽克（Slavoj Žižek）
译者：唐健 / 张嘉荣
有一个关于工人被怀疑偷窃的古老故事：每天晚上，当工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工厂时，都被仔细地搜查。但守卫却找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手推车永远是空的。最后，谜底揭开了：工人偷的正是手推车。
假如这本书对暴力的琐碎反思存在一个统一命题的话，那就是暴力当中存在着相同的悖论。最先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暴力的象征是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以及国际纠纷。
但我们应该学着退一步来看，让自己摆脱直接可见的“主观”暴力，即由清晰可辨的行动者所展现出的暴力的迷人诱惑。我们需要感知那种引致主观暴力爆发的背景的轮廓。退一步，可以让我们辨识出另一种暴力，一种支持着我们对暴力的抵抗的暴力、一种支撑着宣扬宽容态度的暴力。
这就是这本书的起点甚至原则：主观暴力只是暴力之“三头统治”（triumvirate）最可见对的部分，它同时包含了另外两种客观暴力。首先，语言和语言形式之中存在着海德格尔称之为“我们存在之寓所”（our house of being）的“符号”暴力。
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种暴力不单在明显的——并被广泛研究的——令人情绪激动的个案中、在（有我们惯用的言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统治关系的个案之中运作：这里还另外存在一种更基础的暴力形式，它从属于语言本身、从属于某种意义体系的强制性作用。
其次，存在我称之为“系统”暴力的东西，或者说，存在某种为了经济及政治体系顺畅运作而通常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东西。
要点在于你不能从同一个位置观察主观和客观暴力：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被我们体验为一种将非暴力的零层面（zero level）当作其对立面的纯粹暴力（主观暴力被视为纯粹暴力）。主观暴力被视为对事物“正常”和平状态的扰乱。
然而，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则正是内在于事物的“正常”状态里的暴力。客观暴力是无形的。因此，系统暴力就像物理学的“暗物质”（dark matter），它是所有突出可见的主观暴力的对立物。我们的肉眼或许难以看见客观暴力。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爆发的事物时，我们就必须要考察这种客观暴力。
……
让我们思考一下那种在左倾自由人道主义有关暴力的论述中弥漫的虚假紧迫感：在当中，抽象化和图像（伪）具体性（“psuedo” concreteness）这两种东西在暴力场面的搭建中并存——针对女人、黑人、无家可归者和男同性恋的暴力……“在这个国家每六秒就有一个女人被强奸”及“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过程中，十个儿童将死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
隐藏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种道德愤怒的伪批判情结。几年前Starbuck正是利用了这种伪紧迫感：当时Starbuck在每家店门口，贴了一张宣传海报指出该公司拨出部分连锁店利润援助危地马拉——它们的咖啡豆来源地——的儿童健康计划。意思是说你每喝一杯它的咖啡，就救活一名儿童的性命。
这些紧急命令（urgent injunctions）之中暗藏着一种根本的反理论锋刃。没有时间反思：我们必须马上行动。通过这种伪紧迫感，后工业时代的富人隐居于虚拟世界之中，不单不否认或漠视他们安乐窝外的残酷现实，而且还无时无刻不在提及这种残酷现实。正如比尔．盖茨最近说的：“当仍有数百万人不必要地死于痢疾时，谈论计算机还有什么意义？”
针对这种伪紧迫感，我们或许会想要祭出马克思在1870年写给恩格斯那封美妙的信。当时，有一小段时期，欧洲革命看似再次迫在眉睫。马克思在信中传达了十足的惊恐：革命家难道就不能再等几年吗？他当时还未完成他的资本论。
对当今全球化精英所做的一种批判分析（它不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没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的“实际”建议、并且无法在黑暗隧道的尽头提供光明，因为人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光明很可能来自一辆迎面而来的火车灯）通常都会遇到指摘：“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只需坐在那里守株待兔？”我们应该鼓足勇气回答：“对，正是如此！”
有时，当面对困境，一个人唯一要做的真正“实际的”事情是抗拒实时介入的诱饵（lure），并利用耐心、批判性分析来“守株待兔”。……我们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这种暴力的起因。
……
今天统治世界的宽容的自由主义态度，其关注焦点看来是：它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从直接的物理暴力（大屠杀、恐怖统治）到意识形态暴力（种族主义、煽动、性别歧视）。一个紧急求救的呼叫（SOS call）支撑着这种话语，并淹没了所有其他取向：一切其他事情可以、亦有必要暂时搁置……对于这种聚焦于主观暴力的取向——这种由社会组织（social agent）、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性国家机器以及狂热群众执行的主观暴力——这里面难道没有一些可疑的、事实上是症候性的（symptomatic）的东西吗？
……
在一个以全球性道德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全球化世界，主权国家不再被豁免于道德裁断，而是被视为一种将因为其罪行而受到惩罚的道德行动者，不论对这个伸张正义以及裁断的角色还可能受到何种程度的质疑。国家主权因此受到了严厉约束。这解释了中东冲突的符号价值： 它令我们面对那条分隔了“非法的”非国家权力和“合法的”国家权力的边界的脆弱的可穿透性。……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和国家权力发动反恐战，这两样哪一个更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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