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求存本能，但千百前来，却总不乏有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留给在世者无尽悬念。何以有人选择死亡？这是哲学上深刻的问题，本文将以十九世纪末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自杀论》（Le Suicide）为起点，考察近代社会变迁，思考当下香港处境。
涂尔干《自杀论》的理念型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中，透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国籍、性别、年龄等不同数据，从宏观社会学（Macro sociology）解释自杀行为。《自杀论》现在已经成为探讨自杀问题的典范。
他将自杀区分为四类，我们试引来诠释香港现时处境：
一、自我本位型（egoistic）：
由于生物链缘故，人类是居于狮虎等猛兽，与老鼠兔子等繁殖率高的动物之间，所以人是社会性动物，透过合群互惠、智力来求生。人一旦与他人隔离，孤立于社会之外，便容易产生内在的分化，例如自卑、忧郁。因此，家庭关系恶劣、独居人士、自闭者、自我形象低落的个体，他们认为自己不被他人理解，逐渐断绝与人接触交往，长期经不起寂寞而容易有自杀倾向。
二、失序型（anomic）：
人需要安全感，当社会的结构无法维持稳定性，譬如经济大萧条、失业、暴乱、战争，社会悲观意识便会冉冉弥漫，自杀率会上升。例如SARS时期、占中后的香港社会的撕裂，属于价值观念的失序。
三、利他型（altruistic）：
专指个人与民族或宗教有极强的精神联系，人会超越死亡的牺牲。例如屈原、文天祥之殉节、军士为了荣耀自裁、狂热信徒殉教，最具代表性当然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神风特攻队。这在香港比较找不到对应例证。
四、宿命型（fatalistic）：
当个人感到被置于极度受禁锢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例如奴隶、囚犯。香港九七之后，或由于社会缺乏流动性，或因为普选问题，或由于地产霸权等，香港年轻人兴起一种宿命的泛政治化思维：觉得我们无法对抗中央，又不能独立，政治上感到深深的无助感，从此，“我们没有了未来”。
近代社会变迁的新压力
香港年轻人的自杀现象，似乎结合了涂尔干自杀分类的第一、二、四型。但时移世易，青年文化、家庭结构、人际沟通模式都有不小改变，百年前的理论也显不足，笔者尝试补充之：
一、拒绝成长的年代
我们将teenage译作青少年，因为英文数字13至19的尾根是teen，于是将13岁至19岁的青少年称为teenage。不过，对现代“青少年”的界定似乎可扩大外延，即使是25岁、35岁的成人，仍然有很多在眷恋童年时收集的变形金刚、超人、芭比。这个社会中，到处都是大孩子。
成长是一“个人化”（personalize）历程。所谓个人化，就是孩童要从自我中心的世界脱颖而出，必须调节视野。但，此调节是痛苦的，他只会感到日益的孤独。他越认识自己，越发觉他是一个与他人隔绝的个体。而他生活的世界常常是具威胁和危险的，成长代表个体的独立，独立即与他人分离。孤独袭来，青少年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和焦虑感。
青少年如果无法调节其适应能力，或者改变其原初的自恋思维，很容易就想到放弃，拒绝成长。他们会退缩，会把自己完全隐没于自我之内或者完全顺从外界，隐没于潮流、群体之中，借以克服其孤独及无力感。
二、家庭结构改变，助长自我意识
现代的家庭子女较少，甚至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成了“四二一”（即四个老人、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独生子女往往成为上两代人关爱的中心，这不仅削弱了孩子的自理、自立意识，更助长了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
子女成为家庭的“核心价值”，自会出现望子成龙现象，父母着意为子女铺好未来发展的路，欲将他们塑造为自己心目中的“杰出人士”，软硬兼施的方式强逼子女去完成“使命”。
儿童与年纪相仿的同伴共同成长，能一起沟通、游戏，甚至竞争，都是成长的坦途。独生子女则不然，他们虽然能独享家庭里的一切，但欠缺与同伴分享，父母对他们又万般迁就，或者过度鞭策，这就使独生子女普遍形成了自私、孤僻及不能体谅他人的性格。然而，社会却是重竞争、精英至上的，性格脆弱的独生子女便易在压力下崩溃。于是，大量的宅男、宅女出现了，他们每天只对着游戏机、电脑过活。
三、沟通模式改变，关系更疏离
八十后（1980年出生之后的人）至少曾经历过没有电脑的童年或少年，他们尚可意识到人际交往愈来愈疏离，但那些从幼稚园就开始接触电视、电脑视像的九十后，他们的沟通模式已经彻底改变。
智能电话普及化，让人随时随地得以与远方亲朋通话；视像的真实感，更可即时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讯工具的泛滥，使人们连声音交谈也可省掉。接上互联网后，我们感到自身的交际网络非常热闹，聊不尽的话题及取不尽的资讯，令人乐而忘返；关上电脑后，身处的现实世界却像繁华过后的城市一样冷清。从声音交谈发展到网上聊天，人际沟通有了缓冲区。
聊天工具、手机短讯及电邮容许我们在“交谈”前先过滤净化所思所想，与别人沟通不再有从前的压迫感，与别人交谈接触的速度可以由自己控制，避免冲口而出或陷入彼此语塞的尴尬情况。
自杀者一般人际关系疏离，欠缺与同辈深交的机会，即使通讯工具发展愈来愈发达，外在而表层的“面书”，确实无法支援内心的缺失。
菁英社会的身分焦虑
考察现代香港，还有一个重要的焦虑来源，是社会对精英的崇尚。英伦才子迪保顿（Alain de Botton，台译狄波顿）在《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台湾版书名为《我爱身分地位》）中分析：工业革命引发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危机，我们好像较以前自由：恋爱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可是自由的代价是不确定性：什么都不确定。于是，年轻人不断发问人生的意义，甚至为何我要活下去？
从“身份焦虑”出发观察今日社会，有以下的特质：
一、坏标签宛若“心理死刑”
社会大众会以一个人来自哪间学校，是哪一阶层，所用的名牌等等表象来判断该人的能力，结果人的价值被该人的标签所定义。标签化会令到原来有能力却被错误标签的人感到气馁和不忿，因为他们的能力被别人忽略而得不到发挥，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渐渐失去努力的动力。一个坏的标签，好像向一个人判上“心理死刑”，也产生了现代人的挫败感的问题，成为身份焦虑的病灶。
二、盲目追求身份
精英主义既然促使标签化效应，那么人们自然地希望得到一个“好标签”，好让自己能在社会竞赛中占到优势。而大家亦习惯用标签看人，因为要得知一个人的能力所需的时间，远比分辨一个“好标签”来得久。
教育现象最易反映这种盲目追求，不少家长为求子女入读名校，不惜费尽心机为子女安排大量课外活动、服务，以“充实”子女的的履历表；或大费周章地搬迁往名校区，为的是提高入读名校的机会；有的更加铤而走险，花钱贿赂负责面试的老师，希望对方可以为自己子女的面试成绩“灌水”。
渐渐地，大家就会把心力时间放在追求“好标签”，反而忽略去发展自己潜在的能力，追求自我的理想。
三、不问过程，只计结果
精英主义只重视的是学生或雇员的结果（outcome）：学生需有优秀成绩、雇员需有良好业绩，但他们的学习或工作过程却被忽略。这种“不问过程，只问结果”的制度往往会导致事情本末倒置，甚至不择手段。
公开试便成了生死关，并催化了补习文化。补习社的“精读班”抱着“摘A”目标，会花大量时间教授学生操练历届试题，却忽视知识的基本概念，“因为考试唔会出”（考试不会考）。
四、虚拟世界，悲观蔓延
最后，这一代青年人喜欢投入一些电脑线上游戏，边谈“高登式”（编按：高登是香港一个著名的网上讨论区）的政治议题，边玩线上的攻击性游戏，既投入社会时事讨论，好像一举两得；玩家的真实身份始终被游戏中的虚拟身份所取代，于是自我得以暂时抽离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
这种网上的“边打边谈”习惯，容易为发泄而发泄，假若现实上，学业或工作不如意，悲观意识便会蔓延，好像现实世界是人间地狱。
五、轻不着地的处境
捷克的文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这时代里，我们像得了一个“怪病”，就是得到很多外在的物质，内在却少了很多基本的信念。我们只追求永无止境的物质充塞，这怪病称为“虚无”。物质愈富足，我们理应愈顺心，但事实却不是呢！
反过来追问，那我活着为何？人又是什么呢？这是很普遍却又难以解答的哲学问题。那是源于我们心底里、骨子中滋长出来的焦虑感。我们各人对生命也有所冀盼，但往往又不知其所指为。
那份虚无是来自现代社会，源于现今的生活：什么也太快、太易得到。人只能在虚无的时空活着，使得我们什么事情也掌握不了──如飘飘泊泊的站立于虚无边沿。
米兰．昆德拉的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点出现代人并非活在生活的重担，而是活在“轻”之中，好像两脚无法着地的感觉。他说：
“...... 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最激烈的生命实现的形象。负担愈沉重，我们的生命就愈贴近地面，生命也就愈写实也愈真实。相反的，完全没有负担会让人的存在变得比空气还轻，会让人的存在飞起，远离地面，远离人世的存在，变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动作都变得自由自在，却又无足轻重。……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自由的选择变得毫无意义。”
形象化的叙述，却非常深刻。
自杀潮？青年世代的诠释
近日我跟几位学生座谈，听听他们对现时自杀风气的看法，有些想法原来是我们这些“长者”从没想及的。即便这些学生的“诠释”，不必然代表自杀的真实动机，但至少提供了一组意义切片，让我们窥见青年世代如何理解这个时代。
他们说“香港是我们的，我们要保护它，不要被‘大陆文化’”同化。”他们也担心“内地学生的成绩较我们优胜，感到无形压力。更害怕两地融合之后，忧心工作出路更困难。”“我们现时20岁左右，但2047年，50年不变的承诺届满，我们的子女大约十多岁，我们不愿他们活在专制的社会里。”
他们抱怨“立法会的虚伪现象，难以入目。”虽然“‘鸡蛋对抗高墙’是理念，占中之后理念已经幻灭，香港又绝无可能独立，因此政治抗争是无意义的，未来是绝望的。”而“网上的批判言论，让我们觉得所有政治团体，如民建联、民主派、激烈的本土派，都是表里不一，政治是黑暗的。”
回归校园生活，他们表示“大学的资源多了许多，但彼此的竞争风气很盛，大家的关系紧张，互不信任。”“身边许多同学都没朋辈，特别是男孩子，独来独往，终日上网，有情绪问题，只能自我承受，或打游戏机发泄。”“大部分同学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欠缺政治语汇的反应，我们感到落后（out），会被被同辈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习得一些政治名词，例如普世价值、‘鸡蛋对高墙’等。”
“我们不敢参与激烈本土派的抗争行动，甚至觉得他们不对，过分暴力，但却又内心支持他们，为绝望呐喊。”
同学普遍将香港现时的悲观情绪，全面归咎于政治形势、香港将失去往日的光辉等等。我表示理解，并补充说政治抗争是恒久坚持之事；我相信政治觉醒，明天只会更好。可是我内心仍想着，历史断层中的年轻人，面对科技世界的大流，轻不着地，意义失落，才是问题重点。
（陶国璋，中文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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