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谭光磊:台北书展,如何成为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撇开什么“亚洲中心”的堂皇辞令不谈,台北书展确实有资格成为一个国际版权交易的重要平台。
波兰奇幻大师、《猎魔士》作者萨普科夫斯基。

每年台北国际书展(TIBE,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落幕,总是检讨和挞伐之声纷起,而其中为人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TIBE是否该从“零售”书展转型为国际版权交易为重心的“专业”书展。

我比较想问的,却是“为何这两者不能兼顾”?

我们首先应该记得,世界上绝大多数书展都是“零售”展。法兰克福、伦敦和波隆纳书展是极少数的特例,而非通则。北京书展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企图打造成一个纯粹的版权交易展;但是多数人都会同意,上海书展和香港书展办得更好,而它们都是零售展。

认清“书展就是要卖书”的事实,再来谈台北书展的转型比较实际。如果想办一个不卖书,只有作家活动的书展,对不起,那叫“作家节”或“文学节”。而且你知道吗?作家节也会卖书。

在卖书的基础上,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何加强台北书展版权交易的“专业”功能。但我们还是要先厘清何谓“以国际版权交易为重心”。是指外国出版商来台卖版权,还是外国出版商来台购买(繁体中文书的外语)版权?

我仍然想问:“不能两者兼顾吗?”

法兰克福与瓜达拉哈拉

先举个例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虽然位于德国,德国参展商最多,但多数出版人飞到这座城市,为的却是买其他国家书籍的版权,或者想把自己的书卖到海外市场(未必包括德国)。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书展已经成为一个“人人都会去”的国际版权交易场所。无论你来自何方,想买还是想卖版权,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书展是一个交易平台,无须自己提供内容,全球各地的出版人就会自带内容“上架”。

你可能会想:台湾是个“版权输入”大国,来台北书展的外国出版人也只想卖版权,在如此严重的贸易逆差情况下,怎有可能打造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那么再举个例子。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书展原本是纯零售展,为了加强版权交易功能,他们打造了宽敞舒适的版权中心,并向全球出版人提供优惠方案:只要来版权中心租桌位,就免费送你三晚的旅馆住宿(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同时,他们从2009年开始举办国际版权研习营,每年邀请十位左右的各国编辑/书探/经纪人,带他们参访墨西哥出版社和书展。几年下来,瓜展的版权中心已经颇具成果,一百多张桌位租借一空,更重要的是能吸引到重量级的欧美出版人参加。

也许你会说,人家西语市场多么庞大,拉丁美洲的文学如何了不起,有此成果一点都不意外。但不要忘了,西语书市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西班牙出版社手中,决定出书的往往是马德里或巴塞隆纳的编辑,而把西语书卖到他国的也往往是那两个城市的经纪人。

所以我们该问的是:这些西班牙编辑和经纪人,在已经有伦敦、法兰克福和波隆纳书展的情况下,何必千里迢迢飞过大西洋参加瓜展?同理,其他欧美国家的出版人,又为何要去墨西哥买/卖版权?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去。图书版权交易除了要有书,更一定要有人,要有国际出版界真正站在版权交易第一线的编辑、书探、版权经理和经纪人。

了解这个前提,再回头看瓜展这几年的转型成果,你才会明白那有多么了不起。同时,它依然是一个精彩的零售书展,卖书业绩强强滚,办作家的论坛场场爆满。

耶路撒冷与沙迦

或许你又说,西班牙文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语言,有先天上的优势,外加拉美市场商机无限,自然能吸引欧美出版人去参加。

那我们回头往光谱的另一端走,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书展。这书展有多小?以色列只有七百万人口,书展每两年才举办一次,从展场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两分钟。但是耶路撒冷书展首创国际版权交流活动,从80年代举办至今,每次书展都广邀40-50个顶尖的国际出版人,带他们走访以色列,不设限地逛书展、排会议,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彼此交朋友。

2015年的耶路撒冷书展研习营学员里面,有一位匈牙利出版人和一位澳洲出版人。匈牙利人带了一本某位电影导演写的小说,改编自他父母的真实故事,并自己出资翻成英文,在以色列期间逢人就推。澳洲人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快手快脚买下全球英文版权,并且协助匈牙利人将版权销售到其他国家。因为澳洲人在国际出版圈颇有名望,他签下匈牙利小说成为标志性的事件,消息不胫而走,两人分进合击,让这本名叫《黎明前说我爱你》的小说,成为2015年伦敦书展的话题大书,短短一个月内卖出全球30国版权。

匈牙利小说,取道耶路撒冷,经澳洲走向世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去耶路撒冷。因为国际出版的“大咖”(重要人物)都在那里。

最后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沙迦(Sharjah),鸟不生蛋的沙漠产油国,也办了一个“国际书展”。为了吸引世界各国出版人来参加,他们祭出银弹攻势,提出超优惠方案:凡是在沙迦书展三个月内成交的案子,均可申请最高四千美金的翻译补助(当然买卖双方都必须是参展者)。这个补助案看似疯狂,实际上也确实很夸张,有人就会相约等到沙迦书展再成交,借此拿到补助金。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招确实吸引了越来越多有份量的国际出版人前往沙迦。沙迦本地的出版社得益于此,也开始有作品走向国外市场。

如何打造版权交易平台?

让台北书展成为版权交易的重要平台,首先就是要吸引够份量的国际出版人来台。你说,他们只来卖版权,台湾市场又小,意愿不会太高。那么,如果他们来了不只能卖繁体中文版权,还能卖简体中文、韩文、日文、泰文和越南文版权呢?

同理,你说台湾出版社只会买版权,不会卖版权,那么如果来台湾的欧美编辑,不仅能在此买到中文书,还买到日文书跟韩文书呢?甚至,一个法国编辑在台北遇到某位德国版权经理,后来跟他买了一本德文书呢?

让国际版权交易成为台北书展的重心(之一),不代表本地的出版社只能买、或只该卖,而是让想买的和想卖的国内外出版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标的。相较于欧洲每个人几乎都会说英文,有第三甚至第四种外语稀松平常,亚洲的状况比较复杂,因为会英文、会日文和会韩文的常常是不同的出版社窗口。

例如,英文好的台湾出版人可能只做欧美翻译书;专精自制书的编辑不懂外语;来台参展的韩国代理会说中文而英文欠佳;而日本出版人甚至可能只会讲日语。所以,要让来参加台北书展的外国人“各得其所”,有赖书展主办方和本地出版人的穿针引线。对外宾有足够的了解,才能介绍合适的国内外出版人与之交流。

光靠台湾市场的买气,可能还不够吸引大批外国出版人来卖版权。这时引入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许是解决之道。为何中国出版人要来?因为要买台版书的,也要见作者、与同业交流,但台北的“软实力”还包括便捷的交通、舒服的城市环境与美食,乃至于诚品书店和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自由。

假如全中文书市的版权买家都聚集在台北,日韩欧美的出版商难道不会嗅到商机?尤其当舒适性和便利性都远远不如的北京书展,还扮演著“对照组”的角色?

以人为本的版权交易

图书版权交易,从来都是一件与人息息相关的事,“谁来买”和“谁在卖”的重要性有时比书本身还重要。或者应该说,书再好,谁来包装、谁能说出吸引人的“故事”,才是成交的关键。否则书海茫茫,为何只取这一瓢饮?只要能把厉害的卖家,和够份量的买家聚集在一起,自然会碰撞出火花。

可是要从哪里开始?也许就从今年的台北书展。你知道国际版权论坛的讲者之一Koukla MacLehose 是英国最重量级的书探,也是《龙纹身的女孩》成为国际旋风的重要推手之一吗?你知道这位年近七旬的指标性人物,来台参加书展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吗?你知道有多少书因为她的眼光和推荐,成为国际书市的宠儿吗?

如果你是版权买家,也许和她聊过之后,能够抢先得知某本尚未走红的好书,早早下手,成为下一波国际潮流的领先者。如果你是版权卖家,也许就因为和她的一席话,得以将好书资讯送到欧美十几个国家的编辑手里,促成海外授权。

然后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未必是直线,版权交易可以在任何国家发生。你也应该知道,版权交易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书展的责任。书展能做的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买卖双方能够在此见面交流、进而促成交易。

在台北书展陈列台湾好书的英文试译本或者Books From Taiwan刊物,那是提供资讯,也“只能”是提供资讯。要把版权卖到海外,最终还是得靠出版人自己一步步建立人脉,一点点精进说书的技巧,一次次参加国内外的书展。

今年版权论坛的主持人,澳洲蓝灯书屋的版权经理Nerrilee Weir说,二十年前,澳洲只是英国出版的附庸,所有版权销售皆由英国总部处理(其实很类似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关系),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自己卖版权。英语国家尚且如此,台湾要在版权输出领域迎头赶上,难道不应该更努力、更有耐心?

撇开什么“亚洲中心”的堂皇辞令不谈,台北书展确实有资格成为一个国际版权交易的重要平台。我们已经是很厉害的国际级版权买家,那么,就让我们找来更多厉害的买家和卖家,说是共襄盛举也好,同场竞技也罢,只要能创造更多的供给和需求,就能产生一个活络的版权交易市场。

(谭光磊,光磊国际版权公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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