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谭光磊：台北书展，如何成为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每年台北国际书展（TIBE,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落幕，总是检讨和挞伐之声纷起，而其中为人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TIBE是否该从“零售”书展转型为国际版权交易为重心的“专业”书展。

我比较想问的，却是“为何这两者不能兼顾”？

我们首先应该记得，世界上绝大多数书展都是“零售”展。法兰克福、伦敦和波隆纳书展是极少数的特例，而非通则。北京书展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企图打造成一个纯粹的版权交易展；但是多数人都会同意，上海书展和香港书展办得更好，而它们都是零售展。

认清“书展就是要卖书”的事实，再来谈台北书展的转型比较实际。如果想办一个不卖书，只有作家活动的书展，对不起，那叫“作家节”或“文学节”。而且你知道吗？作家节也会卖书。

在卖书的基础上，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何加强台北书展版权交易的“专业”功能。但我们还是要先厘清何谓“以国际版权交易为重心”。是指外国出版商来台卖版权，还是外国出版商来台购买（繁体中文书的外语）版权？

我仍然想问：“不能两者兼顾吗？”

法兰克福与瓜达拉哈拉

先举个例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虽然位于德国，德国参展商最多，但多数出版人飞到这座城市，为的却是买其他国家书籍的版权，或者想把自己的书卖到海外市场（未必包括德国）。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书展已经成为一个“人人都会去”的国际版权交易场所。无论你来自何方，想买还是想卖版权，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书展是一个交易平台，无须自己提供内容，全球各地的出版人就会自带内容“上架”。

你可能会想：台湾是个“版权输入”大国，来台北书展的外国出版人也只想卖版权，在如此严重的贸易逆差情况下，怎有可能打造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那么再举个例子。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书展原本是纯零售展，为了加强版权交易功能，他们打造了宽敞舒适的版权中心，并向全球出版人提供优惠方案：只要来版权中心租桌位，就免费送你三晚的旅馆住宿（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同时，他们从2009年开始举办国际版权研习营，每年邀请十位左右的各国编辑/书探/经纪人，带他们参访墨西哥出版社和书展。几年下来，瓜展的版权中心已经颇具成果，一百多张桌位租借一空，更重要的是能吸引到重量级的欧美出版人参加。

也许你会说，人家西语市场多么庞大，拉丁美洲的文学如何了不起，有此成果一点都不意外。但不要忘了，西语书市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西班牙出版社手中，决定出书的往往是马德里或巴塞隆纳的编辑，而把西语书卖到他国的也往往是那两个城市的经纪人。

所以我们该问的是：这些西班牙编辑和经纪人，在已经有伦敦、法兰克福和波隆纳书展的情况下，何必千里迢迢飞过大西洋参加瓜展？同理，其他欧美国家的出版人，又为何要去墨西哥买/卖版权？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去。图书版权交易除了要有书，更一定要有人，要有国际出版界真正站在版权交易第一线的编辑、书探、版权经理和经纪人。

了解这个前提，再回头看瓜展这几年的转型成果，你才会明白那有多么了不起。同时，它依然是一个精彩的零售书展，卖书业绩强强滚，办作家的论坛场场爆满。

耶路撒冷与沙迦

或许你又说，西班牙文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语言，有先天上的优势，外加拉美市场商机无限，自然能吸引欧美出版人去参加。

那我们回头往光谱的另一端走，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书展。这书展有多小？以色列只有七百万人口，书展每两年才举办一次，从展场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两分钟。但是耶路撒冷书展首创国际版权交流活动，从80年代举办至今，每次书展都广邀40-50个顶尖的国际出版人，带他们走访以色列，不设限地逛书展、排会议，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彼此交朋友。

2015年的耶路撒冷书展研习营学员里面，有一位匈牙利出版人和一位澳洲出版人。匈牙利人带了一本某位电影导演写的小说，改编自他父母的真实故事，并自己出资翻成英文，在以色列期间逢人就推。澳洲人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快手快脚买下全球英文版权，并且协助匈牙利人将版权销售到其他国家。因为澳洲人在国际出版圈颇有名望，他签下匈牙利小说成为标志性的事件，消息不胫而走，两人分进合击，让这本名叫《黎明前说我爱你》的小说，成为2015年伦敦书展的话题大书，短短一个月内卖出全球30国版权。

匈牙利小说，取道耶路撒冷，经澳洲走向世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去耶路撒冷。因为国际出版的“大咖”（重要人物）都在那里。

最后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沙迦（Sharjah），鸟不生蛋的沙漠产油国，也办了一个“国际书展”。为了吸引世界各国出版人来参加，他们祭出银弹攻势，提出超优惠方案：凡是在沙迦书展三个月内成交的案子，均可申请最高四千美金的翻译补助（当然买卖双方都必须是参展者）。这个补助案看似疯狂，实际上也确实很夸张，有人就会相约等到沙迦书展再成交，借此拿到补助金。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招确实吸引了越来越多有份量的国际出版人前往沙迦。沙迦本地的出版社得益于此，也开始有作品走向国外市场。

如何打造版权交易平台？

让台北书展成为版权交易的重要平台，首先就是要吸引够份量的国际出版人来台。你说，他们只来卖版权，台湾市场又小，意愿不会太高。那么，如果他们来了不只能卖繁体中文版权，还能卖简体中文、韩文、日文、泰文和越南文版权呢？

同理，你说台湾出版社只会买版权，不会卖版权，那么如果来台湾的欧美编辑，不仅能在此买到中文书，还买到日文书跟韩文书呢？甚至，一个法国编辑在台北遇到某位德国版权经理，后来跟他买了一本德文书呢？

让国际版权交易成为台北书展的重心（之一），不代表本地的出版社只能买、或只该卖，而是让想买的和想卖的国内外出版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标的。相较于欧洲每个人几乎都会说英文，有第三甚至第四种外语稀松平常，亚洲的状况比较复杂，因为会英文、会日文和会韩文的常常是不同的出版社窗口。

例如，英文好的台湾出版人可能只做欧美翻译书；专精自制书的编辑不懂外语；来台参展的韩国代理会说中文而英文欠佳；而日本出版人甚至可能只会讲日语。所以，要让来参加台北书展的外国人“各得其所”，有赖书展主办方和本地出版人的穿针引线。对外宾有足够的了解，才能介绍合适的国内外出版人与之交流。

光靠台湾市场的买气，可能还不够吸引大批外国出版人来卖版权。这时引入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许是解决之道。为何中国出版人要来？因为要买台版书的，也要见作者、与同业交流，但台北的“软实力”还包括便捷的交通、舒服的城市环境与美食，乃至于诚品书店和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自由。

假如全中文书市的版权买家都聚集在台北，日韩欧美的出版商难道不会嗅到商机？尤其当舒适性和便利性都远远不如的北京书展，还扮演著“对照组”的角色？

以人为本的版权交易

图书版权交易，从来都是一件与人息息相关的事，“谁来买”和“谁在卖”的重要性有时比书本身还重要。或者应该说，书再好，谁来包装、谁能说出吸引人的“故事”，才是成交的关键。否则书海茫茫，为何只取这一瓢饮？只要能把厉害的卖家，和够份量的买家聚集在一起，自然会碰撞出火花。

可是要从哪里开始？也许就从今年的台北书展。你知道国际版权论坛的讲者之一Koukla MacLehose 是英国最重量级的书探，也是《龙纹身的女孩》成为国际旋风的重要推手之一吗？你知道这位年近七旬的指标性人物，来台参加书展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吗？你知道有多少书因为她的眼光和推荐，成为国际书市的宠儿吗？

如果你是版权买家，也许和她聊过之后，能够抢先得知某本尚未走红的好书，早早下手，成为下一波国际潮流的领先者。如果你是版权卖家，也许就因为和她的一席话，得以将好书资讯送到欧美十几个国家的编辑手里，促成海外授权。

然后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未必是直线，版权交易可以在任何国家发生。你也应该知道，版权交易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书展的责任。书展能做的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买卖双方能够在此见面交流、进而促成交易。

在台北书展陈列台湾好书的英文试译本或者Books From Taiwan刊物，那是提供资讯，也“只能”是提供资讯。要把版权卖到海外，最终还是得靠出版人自己一步步建立人脉，一点点精进说书的技巧，一次次参加国内外的书展。

今年版权论坛的主持人，澳洲蓝灯书屋的版权经理Nerrilee Weir说，二十年前，澳洲只是英国出版的附庸，所有版权销售皆由英国总部处理（其实很类似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关系），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自己卖版权。英语国家尚且如此，台湾要在版权输出领域迎头赶上，难道不应该更努力、更有耐心？

撇开什么“亚洲中心”的堂皇辞令不谈，台北书展确实有资格成为一个国际版权交易的重要平台。我们已经是很厉害的国际级版权买家，那么，就让我们找来更多厉害的买家和卖家，说是共襄盛举也好，同场竞技也罢，只要能创造更多的供给和需求，就能产生一个活络的版权交易市场。

（谭光磊，光磊国际版权公司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