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英国作家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出版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蓝诗玲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学者、作家、译者，现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任讲师，教授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学。曾翻译鲁迅、张爱玲、韩少功、阎连科的作品。
这本书在2011年的香港书展推出时，引发一时热议。蓝诗玲曾在书展演讲上，提到自己1997年第一次来中国，看到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时，惊讶于自己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也第一次为身为英国人感到羞耻。这段发言，在2015年简体中文版推出后，被许多大陆书评引用。“英国课本对鸦片战争只字不提”“英国人为何对鸦片战争避而不谈”“这场战争被大多数英国人遗忘”.....成了讨论重点。而蓝诗玲成了英国年轻学者的良心代表。
但读者可能不知道的是，原著中第十八章Communist Conspiracies（共产党的阴谋），在简体版中被改为“20世纪历史中的鸦片战争”，第十九章Conclusion（结论）也被删去。其中探讨的，中国不同政治势力，如何让鸦片战争一步步成为中国百年国耻的序幕；这道“耻辱疤痕”对今天中国的影响，都是这本书的重点。
今年这本书推出繁体中文版，在台北书展上被重点介绍。端传媒获八旗出版社授权刊载，蓝诗玲对华文读者的话，以及简体中文版删减章节的节选。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出版时间：2011年
出版社：Picador
作者：Julia Lovell
蓝诗玲对华文读者的话
无论是在中国和西方，鸦片战争都被视为孤立的中华帝国在十九世纪对外“开放”的象征。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书写中，鸦片战争被塑造成中国与西方阴谋斗争之开端。自此开始对抗西方用鸦片和炮舰外交摧毁中国的阴谋。
这本书旨在描述更复杂的近现代史图景，探索中国与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许多关系，并揭开在建立国家神话的过程中，所掩盖的令人吃惊和矛盾的历史现实。
本书采用大量中文一手资料（包括纪录片和文学作品），这些资料在之前西方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中几乎没有被用到。我尝试探讨十九世纪中华帝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它绝对不是一个团结起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国家；晚清中国在许多方面，同时与自己和与英国作战。
《鸦片战争》一书通过检视迄今以来关于此战争冲突的历史著作，分析它在中国和西方获得重大象征意义的过程，并审视鸦片战争在当代中国的持续影响力。在中国讨论鸦片战争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民族议题。
《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建构》（ 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出版时间：2016年2月
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社
作者： 蓝诗玲（Julia Lovell）
译者：潘勋
（节选）第十八章
1928年，来自鸦片的岁收让中国的军队屹立不倒（总数有220万人，全球规模最大，一年耗费8亿元）。1931年，一则标题是<上海生意>的漫画勾勒出三个人：左右两边是名为“工业”的侏儒，抬头仰望中间耸立的巨人“鸦片”。
1933年，中国的鸦片贸易规模估计达到一年20亿元（占国内生产毛额的5.2％）。在很多地区及情况下，鸦片就算没更好用，也跟钱一样好用，而且是经商、社交的润滑剂——“点上烟灯”是“我们谈生意了”的标准中式说法；婚礼上，送上烟枪就如敬酒一样平常。熬鸦片的大锅大摇大摆地放在城镇街道两旁，全中国到处都是这玩意儿的气味。
到了1930年代，中国鸦片烟民可能多达5000万人（约总人口的9％）。
1920年代，忧心的公民自发组成“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起“拒毒日”、“拒毒周”，发行“禁毒月刊”；在刊物封面上，正直、强健的中国人痛殴焦黑的怪兽——鸦片。（单是在1924年，拒毒会的请愿书便有450万人签名。）
1927年，拒毒会不禁问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军阀的走狗，和国民的蟊贼……都是一般奸商，只顾贪利不顾公德，上而取媚帝国主义与军阀，下而诱引男女同胞吸用的恶结果。”与其同时，国民政府则把征收鸦片税的机构命名为“禁烟局”，而鸦片商联合会则委婉地称为“药商联谊会”。
国际反鸦片协会于1928年评论说：“几百万人已经戒烟，国民政府的专卖单位垄断各大城市的鸦片，组织得如此有效，正收到巨额税收。虽然在每次国民党演讲及无产阶级示威之中，都会提到所谓『鸦片战争』的邪恶，但是国民政府绝不放过鸦片种植和吸食税的每一分钱。”广东人有句谚语可不是无的放矢：“鸦片瘾易戒，鸦片税瘾难戒。”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出版时间：2006年
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作者：Julia Lovell
禁烟人士指责国民政府使用鸦片税收在有益的建国上面。“环顾境内，遍地烟毒，讵不痛哉！讵不痛哉！深望当局诸公……切实禁烟，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国誉，而永奠巩固之国基。”
国民政府向大众保证，它“绝对不从鸦片得一文钱。如有此种嫌疑……我们就认为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它。”
蒋介石又说：“要救中国，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禁绝烟祸，救国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孙，胥于是赖。”
他在另一个场合解释：“外侮是外来的侵略和压迫，鸦片是本身的堕落与自杀，所以从事态的性质上讲，鸦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险若干倍；而且外侮之来，本由于我们本身的纷乱腐败和衰弱。”
私底下，政府竭尽所能地让碍手碍脚的反对者噤声，或是恐吓他们的赞助者，指控他们走私毒品以抹黑他们，或是发出死亡威胁，不然干脆在他们家中安放炸弹。
1931年，国民政府遇到掌权以来最大一件毒品丑闻之一：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忙着从船上卸下鸦片，却被一群上海警探拦截。那些执法者突然被抓起来坐牢，直到价值不菲的毒品安然送到黑帮的目的地。
《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 蓝诗玲（Julia Lovell）
译者：刘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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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国共两党是政治上的对手，但它们对中国该怎么成为有效率的民族国家，看法则非常一致：就是透过意识形态的训练及国家统一。
诚如宣传部毛部长在1925年说：“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动者……都被我们视为敌人。”
尽管有左右之争，它们基本上都对中华民族抱持类似的贬抑看法，还有人民必须接受一党制民族主义。国民党第一任宣传部长1925年认为，中国是“一张白纸。上绿色，它就是绿的；涂黄色，它就是黄的。”
他的继任人毛泽东同意其意见；毛相信，中国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虽然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花了很大力气在指责老敌人国民党的“反动理想主义、机械物质主义、封建、买办、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是，两党对中国现代史抱持的看法几乎一模一样。妖魔化鸦片战争是由共产党完成的，但基础则是由先前的国民党官方历史学者所打造的。
共产党剽窃很多国民党范本的元素，把那场战争描绘成外国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终极和最凶恶的敌人”）阴谋之始，想“凋蔽……抑止……且毒害中国人的心灵”，让他们“挨饿受冻”。
可是，一等毛完成这件事（在至少十五篇不同散文提到它），鸦片战争不再只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变成起始事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课”，还是一个世纪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起点。
自此之后，中国现代史变得相当简单，是“中国人民不屈的奋斗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原本是奇怪、暧昧的通敌和内战的历史，鸦片战争成为“人民不懈英勇的斗争”、“全国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
1951年，历史书重新采用毛的观点：“整整一百年，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人践踏在脚底下。1842年后，中国沦落到奴役的可悲状态，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是这一百年最光荣的成就；我们的意志是痛苦的伤口形塑的。”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出版时间：2016年
出版社：Grove/Atlantic Inc
作者：Julia Lovell
铭记过往伤痛是要提醒人民好好珍惜现今共产党带来的甜美——即使政府引起人为的饥荒、肃清反革命分子，还有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内战，让几千万人丧生。1950年的教科书在鸦片战争章节的前言解释：
“新中国的青年必须对近现代史有基本了解……还有革命的特殊原则……我们必须了解，先烈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受过多大的苦，如此我们会更爱祖国，愿意贡献我们所有的一切给祖国未来……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胜利的道路。”
借着坚称中国的外敌很邪恶，毛的共产党就可以就名正言顺地使用暴力，对抗帝国主义者及其所谓的中国同路人（国民党、资本家、地主，还有任何同情他们的人）。毛断言说：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就发生了……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
但是，尽管在形式上自1939年起，他便禁止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产制鸦片，声称它“让国家生病，伤害人民”，毛还是跟别的军阀一样，想由鸦片获利。他们自1935年落脚西北的陕西以来，因为毛想扩展武力到全省，共产党的财政很吃紧；
但是在禁烟的两年前，即1937年，曾短暂稳定下来。那一年，蒋介石提出第二次“统一战线”，这次是为了对付日本。接下来四年，共产党的经济是靠着国民党与苏联每年给钱、给东西，而支撑下来。
然而，1941年以后，两党的关系又恶化到实质上内战的状态，国民党便切断金援，封锁与苏区交界地带，阻止重要的进口物资进入当地。那一年年底，苏区的财政赤字依法币算来是1500万元。
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宣传他们是借着刻苦及民主受到欢迎（实施减租、农业合作化），并渡过危机的。直到1980年代末期，历史学者陈永发注意到，当时的帐册多处提到有种“特产”拯救了共产党，让他们由1940年代初期的贸易赤字脱身，而且靠着它，该政权在1945年的收入比预算多出40％以上。
再深入一点，就发现“特产”就是鸦片。鸦片经“特殊工厂”处理后，运往南部及西部，因而创造出共产党军队的收入。（1941年，一篇共产党社论说，“自从鸦片进入中国，已变成伤害中国人民最大的来源，与帝国主义侵略密不可分，让中国变成次殖民地。帝国主义者用鸦片奴役、压迫中国人民。随着中国人民愈来愈弱愈穷，鸦片扮演最可恶、恶毒的角色。”）
但是在1945年，一支美国特使团观看毛的王国，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田野里全是高粱及大麦。罂粟已被及时铲除，以维持（至少接下来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战时纯洁正直的形像。
（节选）第十九章
170年以来，鸦片战争及其后续影响，在中西关系投下阴影。十九世纪，影响力大的英国人努力地掩饰贸易赤字是根本的问题，反而将开战理由变成是文明的冲突，起因是中国人“不自然地”不跟人来往。
二十世纪中国国族建构者加入这场归罪游戏，顺势把鸦片战争变成自己国家一切麻烦的起因，是帝国主义者阴谋计算，想奴役一个团结、英勇抵抗强敌的中国。
相形下，战争的实情阐明了英国人极其伪善，还有多族裔的清帝国断层线既多又深；中国统治者煞费苦心，纠合其官员、士兵及臣民对抗外国敌人，却告失败。
西方替战争找借口的公开立场，还掺杂着道德的罪恶感，进一步煽动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恐惧、紧张。鸦片变成西方违法乱纪的象征，又是邪恶中国污染的象征，引起不理性的黄祸疑云，或许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媒体的报导。
与此同时，鸦片、战败及帝国主义制造出愤怒、自弃及务实地崇拜西方，一直不安服地并存于中国爱国人士身上。
换个视角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