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番酝酿，两家左派报章《文汇报》和《大公报》终于完成整合重组，成为“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在香港的传播界中，这两家传媒背景独特，历史悠久，在不同的阶段起过不同的作用。笔者在《文汇报》内工作过19年，虽然已经离开多时，但仍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上一世纪70年代初，笔者加入《文汇报》工作。上班后，我还填了一首宋词，当中有句子曰：“国家大业，有责担承……..为人民心事，从来不比人轻。”这是当时传统左派机构里很多人的真心话，毋须隐瞒。
昔日分工 目标读者不同
按当时的分工，《文汇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有四大群体：工、农、渔、学。由于当时仍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工人阶级是革命先锋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等概念仍然大行其道；加上当时香港的经济以工业为主，农民和渔民仍有一定数量，因此这三个界别成了《文汇报》首要吸引的读者群。至于学界，主要是指“爱国学校”（即左派学校），但后来为了争取其他学校的学生，《文汇报》也作出调整，例如校际朗诵节和舞蹈节，《文汇报》作了大篇幅报道。往后，《文汇报》更着力争取大专界，所以《文汇报》也成为较早吸纳非“爱国学校”学生和大专学生的左派机构。
《大公报》则有另外两类不同的读者对象。一是经济界人士，二是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这与《大公报》的历史有关，昔日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是《大公报》的作者，或者在《大公报》的园地冒起，形成了相辅相承、互为作用的动力。其间，《大公报》培养了一些经济评论专家。当日的一些记者，今天已是金融界的专才。
谈到这两家报章的过去，可以说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汇报》的实质领导人是内地派来的干部。他们紧跟中央，也紧贴内地形势，斗争味道甚浓，所以不少左派群众都把《文汇报》视为发号司令的来源。《大公报》同样要随着形势，跟着党走，社长费彝民也是当时香港左派“斗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但就程度而言，《大公报》相对稳阵，不像《文汇报》那样积极和激烈。
80年代政治气候宽松 报导自由度较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汇报》又是紧跟中央，但这时中国走开放改革路线，《文汇报》“松绑”较快。例如，开办贸易公司、旅行社等，努力减少对国家的经济依赖，陆续在内地和海外派驻记者，其后更设立内地和海外办事处。当时这些做法曾被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批评为“不务正业”，但后来其他左派及内地传媒均走上这条路，连北京新华社总社也是这样做。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比较宽松，《文汇报》在新闻报道上也发挥了较大的自由度，有些尺度和言论还与当时的中央口径不符。有一次，包括笔者在内的《文汇报》记者因为新闻被禁报道而罢工（当时以“集体休息”的形式进行）。这是左派机构内罕有的罢工事件，北京后来还派人来港了解。此外，深圳发生“蛇口风波”（涉及青年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以及言论自由），《文汇报》发表跟中央口径不同的社论，与当时深圳的改革先锋人物袁庚殊途同归，支持不能以言入罪。在“八九民运”期间，《文汇报》社论更“开天窗”，只有“痛心疾首”四字，表达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
六四后两报归队
“六四”之后，《文汇报》和《大公报》都要“归队”了，日常新闻和业务的运作模式出现变化。不过，我不会因此而埋怨这两家报章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都不是决策者。事实上，左派机构的运作都存在“婆婆怎样管”的问题。遇到上级决策对头，发展可以较为顺利；但遇到上级决策错误，就会出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
如今，这两家传统左派报章整合了，能否发挥整合后的优势？暂时难下结论。因为左派机构都有独特的营运模式和生存条件，只要上级继续支持，它们就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压力，可以安安定定地生存下去。至于如何面对市场？能否发挥社会效益？也是一个难以核算的问题。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由公众衡量，不是由市场衡量，也不是由数据衡量，而是由上级衡量。但无论如何，我也会祝它们好运。
基于这些原因，《文汇报》和《大公报》不少员工同样抱着“打工仔”的心态，工作照做，但不一定认同上级的政策。就像香港的公务员，在政府部门工作，但不一定认同梁振英的政策。这也是商业社会的常态，毕竟在今天要求像当年左派机构的那种“大家庭”气氛，实在有点奢望；要找一个像我当年那样的傻瓜，过了半年也不去领取工资，更是应该绝望的了。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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