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潘洁：《巴黎协定》既是里程碑也是试金石

简称“巴黎气候峰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在历经近两个星期的马拉松式磋商后，终于达成了一份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巴黎协定》。依此协定，全球196个缔约方同意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工业革命之前（1750年）为基准，力求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全球均温上升不超过摄氏2度，并以不超过1.5度作为追求目标。

《巴黎协定》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国际关系的角度都赋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开创应对气候变化先河的《京都议定书》，因只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排责任，以及排放大国美国的退缩被质疑成效不彰。翘首以待的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又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而最终令人失望。巴黎峰会因此变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达不成协定，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巴黎协定》无疑让世界松了一口气，也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奠定一个新的开始。 其二，环境问题早已不能再单靠科学和技术解决，它因牵涉了国家利益而导致各国的角力和博弈。《巴黎协定》的产生，展示了国际社会一种新的互动、议价、和妥协的模式，尤其凸显了中国的引领角色及中美合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巴黎协定》之所以能够达成，乃汲取了《京都议定书》的经验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引入了“国家自主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这个概念。“国家自主贡献”乃指由各国衡量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各方面的条件，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财政实力、技术条件、开发新能源的能力、内部政治考虑等等，自己承诺一个减排目标。“国家自主贡献”是对“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一个新的诠释，是为了凝聚共识、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一项妥协。这个概念改变了游戏规则，给予了各国主动权、弹性，和百花齐放的机会，成功争取到原来裹足不前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令整个协议突破了《京都议定书》的格局。

中美合作是促成协议的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共同积极参与巴黎峰会显然是促成协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美两国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约四成，而中国也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排放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选择了与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站在一条战线，中美两国之间不但没有协调而且互相猜忌，多少导致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不欢而散。可是，中美两国近年来展开了积极的双边沟通和合作。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美国首次承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至28%，刷新美国之前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17%。中国首次正式宣布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的目标。双方并建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启动了汽车、智慧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资料管理等一系列行动倡议。双方还明确表明会致力促成2015年巴黎峰会协定。中美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为巴黎峰会达成协议定了调、铺了路。不仅中美两国揣着承诺而来，也使得其他各国对巴黎峰会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使得谈判最终能开花结果。

从哥本哈根到巴黎峰会，中国在国际环保合作方面的参与越来越进取，这与中国国内的环境策略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习进平的“奋发有为”外交国策相脗合。中国一方面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又称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至65%，另一方面则宣布在发展中国家启动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迁的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迁培训名额的合作。这是继9月中国宣布出资200亿人民币成立“中国气候变迁南南合作基金”之后的又一重大承诺。中国之所以对国际环保合作能作出更多的承诺，乃因通过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抓手，中国能更有力地推动
单位GDP能耗降低，促进新能源开发和鼓励绿色产业，进而缓解能源供应压力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其实，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就宣布了到2020年将碳强度减少40至45%的目标。紧接着12．5规划单位GDP能耗降低16%及碳强度减少17% 作为约束指标。籍这两个约束指标，国家加大淘汰更新发电设备的力度。2011年，发改委在全国七个省市推行碳排放交易试点，并已积累了经验，准备在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另外，在扶持、推动电动车的产业发展，开辟和建立太阳能、风能基地方面都出现了可喜的势头。由此可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合作，对外，能影响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对内，则能促使国家更快地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巴黎协定》既是里程碑也是试金石。奠基于“国家自主贡献”的国际合作究竟能走多远？“国家自主贡献”的缺失在于，目前各国承诺的减排量总和大约只能遏制均温上升摄氏2.7度至3度，低于协定的2度目标，更低于1.5度的追求； 而且并非所有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无法排除各签署国今后会因各种原因食言，只能寄望2020年及后的阶段性检讨能提供新的契机，重大的科学突破、政治环境的变化，甚至是灾难等新的因素出现，或能令各国进一步加快减排的步伐。不过，比起《京都议定书》的局限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失败，《巴黎协定》的成就远胜于它的不足。

（潘洁，绿社环境总监、香港环境局前副局长、英国爱丁堡大学商业与气候变化荣誉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