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来一场人人无处可逃的雾霾，不久前几位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害引发的忧虑就迅速失去热度。甚至在中国庞大的海外工程承包界，此事也未引发什么警告和恐慌。中国海外经济活动涉足的地区动荡多事早已是常识，风险和损失几乎如影随形，而高层绝不愿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因此而放缓。
虽然世界恐怖活动高发期使海外活动规模惊人的中国公民涉险或遇害的概率陡增，如何保护他们在理论上仍是一门显学，但回溯反恐议题在中国的历程就不难发现：反恐在中国其实因不同的应激场景而呈现一幕破碎的景观。而对反恐的误读误导、避重就轻和借题发挥都决定着中国的这一议题将长时间处在一个粗放和错位的状态。
第一层错位：新疆
中国反恐的核心场景当然是新疆，内地视野中的典型描述是：经济不发达、境外极端主义思想渗透、反动势力煽动和组织，少量死硬分子裹挟盲从者发动暴恐袭击，政府带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有效维护稳定大局。
显然，中国公众从新闻中得到的对ISIS和塔利班的认识也比这深刻得多。新疆正在发生的事对内地长期呈半透明状态，更不用说何以至此、理当如何、出路何在等根本问题。除有关部门的少量内部场合外，中国社会，即使是学术界也根本无从开放、全面、客观地谈论这一话题。
半透明和“说不得”的理由之一当然是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但即使在半透明状态下，这两个目标同样已被严重破坏。即使是更实质的难言之隐——担心中共治疆政绩遭到负面评价，授分离主义以柄——也没有因半透明而得以幸免。由于信息封锁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日益低效，半透明反而使内地对新疆恐怖主义形势有如盲人摸象。
实际上，虽然新疆恐怖活动频率被严重隐瞒，但最高烈度仍往往被高估。这与中国多年定期与中亚五国高调举行“反恐”军演有关。在这种演习中，费尔干纳盆地等处极端势力集结地被视为中国西部恐怖威胁的源头，中国调用了成建制的正规军，演练使用轰炸机和重型火炮等手段加以围剿。如果排除其中提升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地缘政治目的，这样的反恐很难向外界解释：如果恐怖组织如此成规模、集中而且威胁中国，中亚五国政府也并不庇护，为何只是演练而不真正剿灭？如果不是俄罗斯等国乐见新疆不稳，抑或说明对方不见得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或者即使构成，其威胁也并非与高强度常规军力镇压相对应的大规模叛乱？
现在，新疆境内暴恐分子武装强度远低于阿富汗等地，说明“境外势力”至少在动乱烈度上难以发力。加上维族社会被贴身监护，新疆要恶化到阿富汗、伊拉克甚至叙利亚那样的局面也不容易。
但是，由于新疆恐怖主义的根源被片面归因于一些“境外反动势力”，以便将内地社会的关注点聚集于“疆独”，新疆本地产生或助长恐怖主义的社会因素又被掩饰和低估。最矛盾的是，当局将恐怖活动烈度控制在不超过大规模暴动等临界点以下的种种举措，恰恰以正越来越难以调和的民族对立、仇恨和族群冲突风险为代价。
从昆明到北京，近年发生的少数几起影响极大的恐怖袭击不过是这种冲突延伸到内地的结果。然而最诡异的是，这几次袭击只求在汉族及其权力中心制造最大恐慌而未见在现场表达什么“独立”诉求。而在云南，维族人口经此地成规模的举家外逃又被一概作为投奔恐怖组织而遭到严厉打击。两种行动中，前者逼迫内地甚至采取了对特定人口实质上的种族隔离、不惜兴师动众却效率低下的交通安检和公共场所设防，以及堪称人海战术的群众监视举报制度；后者使中国民族、宗教和人权政策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严重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新疆恐怖主义及其根源的客观探讨尚遥遥无期，遑论解决，但反恐已然为全面强化社会网格化管控和应急处突能力送上了绝佳理由，连内地各地也得以大举扩建可自行调遣、而不象武警那样用兵严格受限的特警力量，哪怕最近中央刚从各地特警中选定了十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
第二层错位：海外
与新疆相比，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毒枭杀害并不算典型的恐怖活动后果，只不过由此又牵扯出中国社会对本国公民在海外安全处境的普遍关注。事实上，尽管近年出国留学和旅游的中国公民猛增，但真正长期面临恐怖袭击挑战的仍主要是海外工程承包人员。他们的处境只是因为三个因素而波澜不惊：以工程承包为主的中国海外经济活动除了动荡的欠发达国家，难以进入稳定繁荣地区市场；以农民工为主的海外务工人员容易安抚，社会影响不大，央企工作人员则被要求顾全大局，为国奉献；工程项目庞大的企业能够承受绑架勒索的损失。因而，直到此次中铁高管在马里遇害，仍然被定位为为国家利益捐躯，而淡化了无辜公民遇害的成分，追究和报复的联想更是被坚决回避。
但是，不要说巴黎恐怖袭击波及的中国人，“伊斯兰国”因其极端思想而无需理由地将中国纳入敌方并斩首人质樊京辉，使中国的海外安全政策于措手不及中只得再次低调隐忍，以至国内极左势力弄巧成拙地假借军事论坛谣言，谎称樊为民主人士秘书、赴叙为追求自由，因而死得活该，其本意无非是试图帮助当局平息在“伊斯兰国”面前无法保护公民的尴尬。
同时，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等机构急欲大举扩编，貌似将力挽狂澜，实际上在国内民族主义狂潮之下，连国家对海外公民安全保护责任的有限性也不敢公开承认，只能一面因能力有限而疲于奔命，一面饱受诟病。
至于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虽然理论上也能算作反恐范畴，而且是唯一的公开海外军事行动，实际上从一开始其醉翁之意就是将军事存在挤入印度洋、接近中东要害，从未打算与海盗真正交手，反而因撤侨平添和平形象。只是每到中国人在近在咫尺的东非被绑架，这种“吓阻驱离型”反恐政策才略显徒有其表。迄今中国仅有的海外地面武力仍限于保护驻危险国家使领馆的武警。在最近一次回应“军队能否营救在海外被绑架的中国公民”时，国防部发言人的回答无异于将皮球踢给了党中央：“中国军队肩负反恐任务，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做好相关工作，军队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与政府的谨慎相反，中国民间在海外动武上的野心和冲动几乎按捺不住。每遇公民海外遇险，与各种国内外官方、民间研究力量“组建海外安全智库”的呼声一并响起的，一定少不了各种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力量组建“中国的黑水公司”的呼声。只不过这也将注定是这些来自政府部门和行业，以及某些退役甚至在职人员的自告奋勇，不仅他们大多基于有限经验，对在海外直接实施反恐安保的能力过于自信，获取高层政治支持和业务也全靠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人脉和活动能力，很难谈得上公开的政策保障、业务竞争和能力建设。即使是某些情报部门的所谓海外行动能力建设，也不无类似的“无米之炊”境遇。
实际上，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摩拳擦掌的机构连在非洲完成项目后就是拿不到钱的困局也没见识过。目前虽然有企业已开展外派人员非传统安全培训，更多场合还是只能将恐怖袭击和绑架等威胁当作“不可抗力”，一切按所谓“预案”应对，不要幻想什么预防和追责，更别提什么军事威慑和报复。
与之类似，樊京辉的案例虽然有“伊斯兰国”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但外交部领保中心在海外留学和旅游的华人遭遇恐怖袭击时，除了预警和联络，所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而中国社会已被包括该部自己的过度宣传唤起了过高期待。即使是相对便于操作的撤侨，在局势研判、指挥协调和具体流程上仍与西方水平差距很大。
第三层错位：社会
不可否认，近年不少公众因个人安全焦虑而对反恐有所关注，但前述出身军队，特别是特战部队的反恐民间力量往往兴致勃勃地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而且恨不得将包括如何识别汽车炸弹在内的一整套防范、处置和应对技能都倾囊而授。武警指挥学院编撰的公民反恐手册也热衷教会平民徒手抵抗砍刀。中国政府还总结出一整套“群防群治”办法，最典型的莫如十余万视线覆盖每个角落、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向“专政机关”举报的“朝阳群众”。
这些，都暴露出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理论上就对恐怖分子、政府、受害者和公众等不同角色的关系认知混乱。反恐首先是政府责任，越是将群众当作反恐生力军，越是政府职责的逃避和缺乏信心。“朝阳群众”积极充当线人是政治动员的结果而非公民基本义务，而且前提是北京核心区超高强度的重兵布防，他们的监视还注定以大量的虚警和对其他公民自由的侵犯为代价。
当前，全赖强大的洗脑宣传和教育，中国公众才普遍乐见政府对恐怖分子“往死里整”，对因反恐和维稳需要而侵害公民平等、自由和隐私，甚至错捕和冤狱满不在乎，同时又能对斯诺登揭露美国反恐机构监听公众通讯义愤填膺。由于反恐焦虑，政府因噎废食，对包括玩具在内的所有无人机都要求离地必须提前申请，最终根本无法严格执行，拨巨资每日对成百万的地铁客流看似全部安检，也很快形同虚设，漏洞百出。面对这些，中国公众依旧一面忙于糊口和娱乐，对暂时还遥远的“伊斯兰国”评头论足，一面却对眼前这些措施背后中国内部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求甚解。当普京在叙利亚将反恐主题借题发挥，他们还会应声转向对土耳其的嘲笑和仇恨。
只要新疆恐怖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威胁不在手段、强度和方向上有新的突破，中国内地暂时并无明显恐怖活动危险，但出于恐怖威胁根源认知的缺失和对策上的借题发挥，中国社会将在对恐怖主义的焦虑中长期呈现麻木与过敏、离题与过激并存的错位局面。
（牧之，军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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