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年出生于昆明。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Aaron L. Binenjorb讲座教授，全球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他的父亲能够流畅地听、说、书写以及阅读中文。而他自己则在东南亚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在1982到1983年写作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出版后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我们选摘了《想像的共同体》和他2010年在台湾大学的一场以此为主题的演讲，回顾那些引领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阐述。

这本书的写作动力，来自1978到1979年在中国、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间爆发的第三次印支战争。另一个对他影响重大的，是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时，从雅加达看希特勒的那种“望远镜视野”，让他从此不再把欧洲视为理所当然。在他的另一本书《比较的幽灵》一开始，就讲了这个故事。我们也选摘了这本书的片段，以飨读者。

给《想像的共同体》的新世代读者（2010年5月10日，台湾大学）

最初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只是想，在当时欧洲政治冷战背景之下，丢一颗震撼弹。可是到后来竟然变成了一本很无聊的教科书。不过，没想到有很多不同语言的翻译持续出版。台湾的中文译本出来后一、两年，中国大陆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了这个版本，把它变成简体字版，但删掉了整个第九章，也就是第一版最后一章结论全部删掉。也把当时译者吴叡人导论所写的最后一段，关于台湾的部分全部删掉，这令我很不高兴。最近因为要出新版，那新版要不要继续删呢？被删掉的东西要不要放回去呢？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协商后得到一个很有趣的做法：出版社同意在目录保留第九章，但事实上继续删除，所以说，虽然有目录跟页数但却没有第九章的内容。大家知道第九章被删是因为里头嘲笑毛泽东、邓小平，所以在索引里面还会有毛泽东、邓小平的名字跟页数，可是你找也找不到。

民族主义的力量源自于情感

民族主义这个现象，真正的力量是情感，而不是一般所想像的理念。我们可以在思想史上找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帝国主义思想家，但就是没有找到伟大的民族主义思想家。

一个四十岁过胖、胆固醇过高的中年人，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国家队锦标赛，他一边喝啤酒一边会觉得很兴奋。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一个关于民族主义情感力量的一个例证。很可能是因为来自于他恐惧死亡，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永恒”的概念，即使是自己的时代过去了，但有这么年轻健康、跟他同一国的人会来接替他，所处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并不会消失。“国族（nation）”的想法并不是宗教信仰，也就是说，死的人走了，但会有新的人进来继续在这个国家存在。国家并不属于一个宗教的天堂、天国或是地狱。

另一个情感的表现，在于人们怎么哀悼过去。各国对于怎么纪念本国的死者有不同的做法。以德国为例，二战后，很多德国人面对那段历史有一种困难的情绪，那个时候有人发起一个有趣的运动叫“反纪念碑运动”：在一个地方竖立一根空白的柱子，邀请所有的公民自由地在上面涂鸦、去写任何你要写的东西。一个部分写满了以后就把它下降一点点，下降到有一天它就完全没有了。

我建议台湾那些蒋介石铜像，不必把它收起来，只要放在那边，然后开放给大家涂鸦写东西。用德国“反纪念碑运动”的方式去处理蒋介石先生在台湾数以万计的雕像。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如果是我，我会在蒋介石的铜像上写：“他很性感”。

还有一个情感来源，就是羞耻感。为什么你对于亲人会觉得有羞耻心，因为你爱他，你没有办法从他身边逃离，所以你永远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这样的心理，其实就区分出什么是真正的“国族主义”。一个真正的国族主义者，会对于自己国族的所作所为有羞耻感；虚伪的国族主义者才不会。

民族主义的想像

很多国家，明明很多地方被统治者搞得非常糟糕，可为什么有人总是会觉得“国家是好的”？我认为原因在“想像”的这个概念中。当我们“想像”，那有点像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首先，我们总会倾向认为自己国家的逝者、已故的先人都是好的。主要因为他们是无名的，没有人真的知道或在乎他们在想什么。我们都是想像来的，我们并不是真的认识他们。

所谓的先烈，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死，已经付出了道德上的代价，因此他们必然是好的。以中国为例，思想宣传时谈到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数千年的民族文化、民族认同，从数千年以来就是叫作“中国人”。但事实上这些已经死掉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他们是今天才被叫作“中国人”。很幸运地因为他们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们是无名的，所以你不可能直接认识他，或是去跟他确认说：“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中国人”，你不可能去问唐太宗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因此现在我们把它命名为这样，只是透过想像的方式。民族主义最早的一个先驱者，法国的Jules Michelet曾经讲过，对于那些过去的先人，或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人，尽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法国人，我也要告诉他们“他们就是法国人”。

另一个重点是，民族主义诞生的时代，其实是一个进步史观的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看法逐渐受到“进步”概念的影响，我们会专注于往前进，也就是说一个理想、更美好的未来。浪漫主义或再早以前比较强调过去的黄金年代，而民族主义诞生的年代是不看过去的。他们相信时代不断往前进步，未来会越来越好。

孩子就代表着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未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就不会容许被买卖。民族主义者受到这样的观念影响，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国族的下一代。事实上他们不认识这些小孩，因为这些小孩还没有出生。但比如说，他们会建博物馆、美术馆给未来的世代看，比方说他们要好好保存环境生态，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思考。

因为小孩尚未降生，所以我们假设他们是好的、是善的、是美好的。除了尚未出生的之外，还有一群叫作“尚未降生的小孩的先锋”，也就是现在活着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好的。原则上，在民族主义的想像当中小孩永远是好的。这样有一个好处，因为小孩还没有投票权，所以他们都是好的。一旦小孩开始投票他们就会开始犯罪、变坏了。所以在民族主义的想像当中，事实上逝者（已经死掉的人）、尚未降生的人、以及现在活着的小孩，这三者共同是一样好的。唯一的坏家伙，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如果我们要是只想到我们这些活着的坏蛋，没有什么是值得努力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允许，反正大家都是坏蛋。可是一但各位开始想到那些已经死去的充满美德的逝者、先人，或是尚未降生的未来的世代以及现在这些存在的小孩，我们就会说“不行，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要继续努力”。

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常常被批评，就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就是说我的国家不管对或错，都是我的国家。通常这句话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也就是说，国家就算做错了，反正它就是我的国家。通常一般被比较进步的、比较自由派的学者认为这个是民族主义很不好的一个特性，但其实你要是想一想，不可能出现“我的伊斯兰，right or wrong”或者是“我的佛教，right or wrong”“我的基督教，不管对或错”。

宗教本身不可能有错，宗教都是对的。所以比起来民族主义还有一点点好的地方就是，至少还知道国家或民族有可能犯错；但如果你是一个宗教的狂信者的话，当你一但狂信这个宗教你就会知道这个宗教不会犯错，你心里就会这样觉得，这非常有趣。

最后还是有一件事情要小心的就是有一句谚语说：“民族主义是流氓、恶棍最后的逃身处或手段。”任何这些坏蛋这些政客他们一但已经政策失败、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会施展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来保护他自己。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非常小心。

比较的幽灵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Benedict Anderson

译者：甘会斌

1963年2月2日，在与我被教导着，把它想像成“东南亚”的这块土地初次相逢约莫一年后，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无以名之。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接受印度尼西大学的名誉学位，他临时邀请了外交使团，与大学生和教员们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的同声传译。苏加诺在讲他最爱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 · 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俩惊诧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的说道：

“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聪明绝顶──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Dritte Reich）。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第一帝国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国，是老腓特烈领导的帝国；第二帝国是就在世界大战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个，而今在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来吧，让我们建造起一个第三帝国，在这第三帝国里，嗨，姐妹们，妳们会获得很快乐；嗨，兄弟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孩子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你们，德意志的爱国者们，你们将目睹德意志加冕为王，淩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我顺着他的讲话低语的时候，老外交官变得越来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吗？他真是在说这个？”他再三问我。我已经多次听过苏加诺用他那腹语式风格讲述孙逸仙（孙中山）、凯末尔（编按：Mustafa Kemal Atatürk，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被誉为现代土耳其之父）、甘地、德·瓦勒拉（编按：Eamon De Valera，曾领导争取爱尔兰独立的反英斗争）和胡志明。那些时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之物，而且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我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

对我而言，我感到晕头转向。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罗马皇帝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想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 黎刹（编按，José Rizal，菲律宾国父）的极端民族主义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尽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原来那就是1963年我所遭遇到的，我在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想像的共同体

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出版时间：2010年5月

出版社：时报出版

作者：Benedict Anderson

译者：吴叡人

1.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屈指可数。Hugh Seton 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人，悲伤地说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2.我的研究起点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

3.我将会尝试论证，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我也会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会引发人们如此深沉的依恋之情。

4.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地梦想有朝一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

5.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勃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要面对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和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

6.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7.猛然之间，这些死亡迫使我们直接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暂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8.在超过一世纪以上的时间之中，民族主义一直被广泛地视为人类迈向后帝国时代的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更和平的世界的一大步。然而诚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著作当中所呈现的，民族主义成为普世规范的二十世纪，无疑地也是人类史上最充满暴力的、最具毁灭性的世纪。从这个观点之中，出现了一种将帝国美化，而且在某些地方，甚至还对帝国感到怀旧的思考倾向。在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小国，但是曾经是世界级大国的欧洲国家当中，这种倾向最强。最好的例子是英国与法国，以及俄罗斯──如果我们将它视为欧洲的一部分的话。不过，在中国这种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可见了。在那里，大量的知识和国家宣传现在被专门用来歌颂那些在三十年前还被蔑视为残暴剥削的压迫者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