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楚：中美在南海的虚假冷战

刚结束的东盟十国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联合声明流产，直接原因是受邀与会的中美两国在声明内容方面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与此几乎前后同时，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十二海里内巡航，中国派出先进舰艇进行跟踪监视。

目光再远一点，2014和2015年两届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上，中美都几乎针锋相对进行了话语战。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二阶段（AISA-PACIFIC REBALANCE PHASE II）实施，围绕东南亚，中美的全面对峙格局隐然成型，有论者认为，中美冷战已经形成。如何认识中美围绕南海和东南亚地区所展开的战略性国家政策？中美是否已处于冷战或准冷战的战略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了认识当代中美国家关系，乃至全球战略格局的关键。

南海上的虚假猫鼠游戏

中国对“拉森号”事件的措辞大有余地，而美方在巡航过程中的表现也丝毫谈不上火药味，双方的一系列会晤仍然照常进行，由此可见，双方虽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都无意因这次巡航而使两国安全关系进一步恶化。

仔细分析，人们会2015年10月27日的中美南海舰艇角逐不与奇怪和暧昧。美国海军在一年多高调宣扬之后，终于靴子落地，派出拉森号驱逐舰单舰进出中国人工岛周边水域，事件发生于中美元首会晤话音未落之际，其形式确实不无冷战色彩。冷战期间，美苏舰艇和战机在全球各主要海洋的水上还是水下，以及空域，随时都在发生这种猫鼠追逐游戏，这是冷战的基本军事对抗形式。因此，当看到这种游戏在中美之间复活，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中美大国关系转向冷战的标志。

然而，有两个因素使得对这种事件的认识发生困难。首先，美军将在自由航行与自由飞跃的法理理由下进出这些人工岛周边，这是从国防部长到总统反复声明的，这一意图上的明确使得拉森号的巡航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被极大局限，而不像当初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及南海撞机等事件带来的震撼和冲击。事实上，尽管中美从香格里拉会谈到本次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都发生了明确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和争执却相对克制，而且，很明显，并未影响两军交流。就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联合声明流产的当场，中方宣布美国防长的访华邀请，中美防长及总参谋部领导年度机制性会晤并无取消。中方虽对拉森号的进出定性为“严重军事挑衅”，但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国防部发言人对人工岛周边十二海里水域并未使用领海和领水的字样，而是使用了法理上意义模糊的“邻近水域”的术语，而相应的外交措施也并不是抗议，而是“严正交涉”。这些大有余地的措辞都显示中方无意因此类事件恶化两国安全关系，更无论中断两国的军事与安全对话。

其次，从事后美方新闻媒体对参与拉森号巡航的美水兵采访看，巡航过程中中美现场舰艇的临场处置也丝毫谈不上火药味。双方舰艇虽宣布了各自立场，但保持通话，通话主要内容生活化且友好，与一般军用舰艇和战机的海上相遇规则无违。人们很自然可以想象，这种友好的现场氛围必定出于双方最高层统帅部门的训令，严格限制在“采取行动，宣示政策立场，但保持友好氛围”的限度内。更进一步，人们自然会想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刚完成合作色彩浓厚的会晤，美方既然连续几年在南海有关问题上高调表态，那么，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像巡航和跟踪监视这样的十分容易毒化氛围的事件，双方自不可能无所触及。

所以，很可能的情形是，由于双方宣示基本政策立场的需要，两军在严格受控和保持现场友善的情况下，采取了人们现在看到的人工岛水域行动。而此类行动也为未来两军在南海的进一步亲密接触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受控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一种双方既不得不做，又不能失控的假装对抗的模式，换言之，即一种虚假的冷战模式。那么，为什么双方，特别是美方，为何必须坚持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军力显示方式呢？

虚假游戏背后的真实对抗

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存在太多变数，不足以对抗中国势力在南海的迅速崛起。南海的巨大经济与战略意义，使美国无法接受中国一方独大。这种有限度的对峙，在美方看来，为及与中国接触和塑造中国政策赢得了时间，也起到了决心展示及形势发展绊马索的作用。

有一种言论在在中外都有传播，即认为，由于中国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所拥有的决定性优势军事力量，中国在南海围绕岛礁及其主权和主权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会引发美军直接干预，从而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甚至发生战争。采取这一说法的人把拉森号的巡航，以及近年来美军在南海地区的有关行动看作这一论断的证据。就直接的军事部署和态势而言，这一说法及其论述有很难成立。

从美军现实的部署和态势看，美军在南海及其远近地域所部署的力量不可能构成进行冲突的态势。美军常驻该地区的力量十分有限。除在新加坡的常驻两艘濒海战斗舰，仅在澳洲开始部署数量为数百人，终极目标为2500人的陆战队远征部队，而现实的美军军力投送重心无疑仍是中欧和中东，在前者，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前苏国家的行动，使得美军必须重新建构及巩固欧洲安全的篱笆，而在后者，前途不明的反ISIS战争，以及背后的伊拉克安全，这都是美军不可能忽略的燃眉之火。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及本地区的战略意图和能力并不明了，而中美有太多太深的不同于冷战时美苏关系的利益交集。

美军近年开始加速升级在亚太地区的同盟网络，这是其再平衡第二阶段的重点之一，因此也与地区国家，如印度，越南和澳新增加了军事对话和交流的频度，但是，这些预防性的措施尚面临太多变数，而且，其力度不足以抵消中国在南海立即而迅猛增长的实力。真实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南海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地缘战略致命的十字路口，美军面临力不从心的局面，这种认知的的逻辑结论之一是，如果本地区无力平衡中国的实力优势，而美军又暂时无力顾及，则如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显示决心与保持存在的政策，美国及其伙伴未来在这一关键战略地区的影响将被中和化也边缘化。如果这一局面出现，则中国将通过掌握南海通道这一决定性优势的战略筹码，平衡美国及其伙伴的全球优势。而这是美国在不明中国战略意图时绝对无法接受的。美国自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为大国的崛起过程中，正是通过获得加勒比海的战略控制权，从而成为全球事务中既相对超然，又不可忽略的角色。

南海及其周边地区东西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而环两洋的则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新老工业化地区及新兴市场地区，同时也是经济资源与能源的丰盛地区；这一地区的的南北方向则联系南太平洋与欧亚大陆，对于中美来说，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竞争不仅关系本地区的得失，而且直接决定未来全球权力格局。就历史的展望而言，中美南海竞争无外三种结果：其一，中国压倒美国，从而获得地区决定性的支配权力；其二，美国压倒中国，取得对苏冷战式的胜利，得以维持和升级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支配下的全球体系；最后，中美通过关系发展和调整，在竞争中达成战略性合作，塑造成功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而在这总体合作关系的框架下，分享国际权力，使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关系实现面向未来的升级，从而提供一种所有人皆赢的全新局面。

在这种考量下，人们就不难看到，对于美国来说，其首要的战略优先目标是，确保中国力量的成长不会成为对美国及其伙伴来说排他性的事件。所以，其再平衡战略第一阶段试图通过军力部署重心向亚太的调整，实现决心显示，而由于目前兵力与国防资源的限制，ISIS及欧洲安全的眼前任务，部署调整只能象征性进行，因此，再平衡第二阶段遂将政策中心转向与中国的直接军事接触，包括高层对话以及前沿接触，本次拉森号的巡航可以算前沿接触的一个开端。美军在南海与中国的直接接触，确实给中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鼠忌器的效果。这一效果，在美方看来，既给进一步政策施为及与中国接触和塑造中国政策赢得了时间，也起到了决心展示及形势发展绊马索的作用。

简单来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话语颇有差异。中方坚持主权论述，有意谨慎地回避国际权力话语，而美方开始强调国际法权及地区和平，这无疑是十足的国际权力话语。最新的中美舰艇游戏以及地区安全论坛话语表明，中美南海角逐的实质性部分正在历史性露出洋流，显示其无可回避的严重性质。目前在南海上的舰艇猫鼠游戏是虚假的，按商定剧本演出的，但这一虚假冷战的模拟剧目背后，双方现实与未来国际权力的超级大国游戏确实真实的。中美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政策，部署调整，外交与经贸举措，出于政策主动也好，出于政策应手也好，一招一式，均包含对方对亚太国际权力的认知和体验，也意味着未来国际权力的变化。因此，尽管像拉森号巡航的游戏不会引发直接的军事后果，但在这些游戏背后的两国战略意图的猜疑，能力的消涨与运用，则确实是不能不予以特别重视的事务。

虚假的猫鼠游戏，真实的战略危险，从中美国际权力竞争和博弈的角度审视中国的现实南海政策，人们会对既有政策思维的得失有一些新的见解。

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缺陷与刷新

中国一直坚持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是一种弱国时常强调的话语模式，然而中国在南海早已不是弱国，而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继续坚持这种话语模式，会使中国丧失应有的灵活性与变化空间。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有关政策一直局限于主权话语之内。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坚持申明不称霸的政策界限。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的话语体系中，主权话语本身是一种战略上防御性质的话语，排除了任何进攻性政策的意图和色彩。过去近70年中与邻国的军事冲突和战争行为均被表述为“自卫反击”，即使大军深入敌国领土纵深达数百公里也不例外。中国在战后对占领地区的撤出表明这一政策的真实性，也为中国在内外政策阐释方面带来极大的伦理优势。然而，在自1970年代以来的海洋主权问题上基础沿用这一政策话语已体现出战略政策思维方面的极大局限和不适，南海政策问题此点极为明显。

普通中国公众已经习惯于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话语，并且在长期“主权和领域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逻辑下将历史形成的南海岛礁主权丧失问题理解为与近现代史上被侵略历史一样的事件。这种简单化的历史类比思维形成横跨左右的普遍民意基础，这一本身是特定历史观塑造的强大民意又反过来体现于有关政策。这一局面带来两个后果，其一是，中国近现代强大的反侵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主导政策，使中国南海政策丧失应有的灵活性和变化空间；其二是，主权话语，特别是牵涉海洋主权话语体系使得决策者，学术界和公众都没有讨论海洋主权背后更敏感和严峻的国际权力课题的余地。

从国际政治的近现代实践看，突出和优先的主权话语本是一种弱国十分强调的政策思维表现。而现实是，相对于南海周边及东南亚诸国，中国早已不是所谓弱国，而是从地缘，人口，经济到军事等领域都日益压倒性优势的强国。更重要的是，在举世均将国际权力展望立足于中国力量的成长时，弱国思维的主权话语实际上正在变成一种对于南海国家无法取信的强制性语言，也被视为中国运用新获得的国家优势力量时不顾及他人的例证。

很多中国学者也屡屡论及，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历史本是海权国家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历程。中国总体国力的成长迅速转化为日益加速的蓝色海军建设，海空投射力量的范围已经触及所谓第二岛链，并开始在全球保持存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话语本应有所克制，以便向地区国家展示中国力量的和平和友好性质。更重要的是，主权话语局限了战略思维的眼界，使得中国以为可以在自说自话的主权话语下撇开中美战略关系的框架单独处置南海问题。拉森号巡航，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回归本身表明，这种传统主权话语衍生的南海政策已经遭遇决定性挫折。

就现代大国关系的成败历史看，德国在1938年慕尼黑的成功是英法德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是德国运用大国关系框架解决地区目标的范例，而1939年9月1日，当希特勒试图撇开基本大国权力格局，对波兰进行闪击，其政策的后果则是引发大国全面对抗，那就是世界战争。美国曾在门罗主义指导下获得在美洲的优势权力地位，包括对加勒比海这一当时首要的全球地缘战略关键海区的控制权，但这一成功的前提是美国与当时的主要国际秩序担当者和维护者英国保持了可信赖的合作关系，美国对在全球事务中采取相对超然又合作的政策，在此前提下既发展与列强的深度经济合作关系，又加速进行比较优势的竞争。这些正反的实例足以说明，单方面的主权话语无法支撑涉及重大国际权力变化的战略思维。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局部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与主导性国际权力体系的协调为前提。这是今天中国思考南海政策刷新时必须注意的历史教训。

所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是，中国不可能在罔顾中美战略关系的前提下，无视南海问题包含的中美国际权力博弈内涵，而采取南海政策主动；进一步说，如果中美安全关系和战略互信因南海政策而恶化，那么，今天中国因国力成长而在南海获得种种成果，包括恢复和行使主权方面的成果，则很可能演变为中国国家战略上的负资产，传统主权话语是不可能具备衡量这一决定性得失的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