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限度
陈纯显然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相反会觉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说的左翼自由主义幼稚病，亦即“更多地关注‘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学’”。
倘若我前面的论证成立，则陈纯所言“在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面对逆现代化的潮流和准极权的体制，如何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既不必视为“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也绝非左翼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关键。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全无意义。毕竟，公民社会的建设、民间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不同利益群体或社团之间良序竞争的成型，其完成度不可能不影响到未来政治转型的走向。
然则令我不解的是：像如何在原子化时代构建共同体这类问题，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呢？当然，不排除这个问题背后可以挖掘出政治哲学的元素（就像任何问题背后总可以挖掘出哲学元素一样），比如对“原子化”、“现代化”等概念的辨析，或者对 “政治共同体”的性质、标准、追求的论述，等等。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如何构建”，那么无论对于观察者还是对于参与者，恐怕“政治哲学”都难以提供什么特别的洞见。
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说，考辨共同体构建的不同路径与形态、描述相关经验、总结相关教训，可谓广义的“政治科学”工作——包括政治转型的比较研究、运动社会学或组织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传记史学的整理勾陈等等。这些都是专门的学术领域，其所需的训练、积累与投入，并不能通过对政治哲学的研究来取代。这就好比在经济议题上，政治哲学家对于“贫富分化在何种意义上构成社会不公”之类规范性论证或有一技之长，但具体到“最低薪资政策能否有效遏制贫富分化”这样经验性的命题，经济学家才是更权威的发言人（尽管经济学内部的争议往往与经济学家们在政治哲学立场上的分歧相互纠缠）。类似地，对政治转型与共同体构建的经验性研究，政治哲学不妨在论证中加以援引，但同时也应保持学术上的谦卑，避免越俎代庖信口开河。
另一方面，从参与者的角度说，如何构建共同体又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需要的是前述种种“政治科学”研究的启发，以及实践过程中亲身对“政治艺术”——比如社工方法、组织能力、斗争策略等等——的摸索、培养与交流。对此“政治哲学”恐怕同样无能为力。
陈纯显然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相反会觉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说的左翼自由主义幼稚病，亦即“更多地关注‘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学’”。尽管他承认“实践智慧”并非“通过单纯的思辨推理就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政治哲学的任务本来就不应囿于“思辨推理”，而是要通过研究“君师合一”的“政治家”们的“文章和行事”，总结出一套经权结合、王霸杂糅的“实践之道”，以备后人在政治实践中效仿。
但究竟什么是“政治家的政治哲学”？陈纯举的一个例子，是施特劳斯派学者雅法对林肯思想的研究。问题是，雅法关于林肯的两部著作，并没有在挖掘林肯作为政治家的“实践智慧”，而是专注于重构他辩论、演说、文稿中的“思辨推理”，为其政治理念给出一个融贯的（并且讨保守主义者喜欢的）阐释。更具体地说，雅法意在通过强调林肯思想中警惕多数暴政（对比其论敌道格拉斯）、将平等视为传统的自然法概念（对比南方邦联的理论宗师卡尔霍恩）等方面，而达到批判雅法眼中腐化堕落的现代性与“现代政治道德”（拥抱人民主权、抛弃自然法理论）的目的。如果这就是陈纯所谓的“政治家的政治哲学”，那么它与“哲学家的政治哲学”并无实质差别，只不过是将政治家当作（自学成才的）哲学家来认真对待罢了。
反过来，倘若陈纯希望左翼自由主义者重视的“政治家的政治哲学”，并非对政治家“思辨推理”的哲学重构，而是真刀真枪的“实践智慧”或者说“政治艺术”（比如他们的权谋、手腕、策略、洞察力、判断力、想象力等等），则一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哲学家比非哲学家更擅长进行这方面的总结——否则哲学家中出产政治家的比例就该远远高于现实情况。二来，即便哲学家能从政治家的“文章和行事”中总结出一二三条“政治艺术”的规律，大约也只不过是三十六计式的泛泛之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该大胆时大胆，该慎重时慎重”、“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安全得多”），纸上谈兵时固然好用，但对已经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过的行动者来说，未必有多少边际价值。真正值得总结与传播的“实践智慧”，恐怕还是类似社工手册、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样更具操作性的行动指南——而这显然也并非“政治哲学”之所长。
概而言之，像“如何在艰难时局下成功构建共同体”这样的经验性问题，虽然重要，却不该由“政治哲学”置喙，而应求助于“政治科学”的研究与“政治艺术”的交流。政治哲学所从事的，归根到底是规范性的工作：对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行动、政治诉求背后的理由加以辨析，考察这些理由能否在规范层面得到证成。
证成、解释、行动
由于对象的面目模糊不清，因此陈纯在行文中，“左翼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挑战”与“左翼自由主义哲学家面临的挑战”，自然就被混为一谈了。
对上述关于政治哲学定位的分析，陈纯或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应当“将目前的哲学任务从‘证成’调整为‘理解’与‘解释’”；唯有如此，方能“创造更多的‘公共理由’”，“使得新时期的‘共识’的产生成为可能”。遗憾的是，对这段话里所谓“理解” 和“解释”具体是指什么，他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一方面，假如陈纯所说的“理解”，是指尽可能同情地对尚未被左翼自由主义说服者的观念做出理论重构，呈现其最有力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辩驳，以便其充分理解这些观念何以最终不能成立；假如他所说的“解释”，是指我前面提到的，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更广泛的受众解释，左翼自由主义那些乍看起来“过于学院化抽象化”的“伦理词汇与价值语言”，如何能够有效地用来判断中国当下各类社会政治议题的是非曲直——那么这样的“理解” 和“解释”，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证成”而已，并无“哲学任务”的“调整”可言。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说，假如陈纯这里所指的，是对经验现象在因果机制上的“理解” 和“解释”（比如最低工资制度能否有效缓解贫富分化，恐怖主义袭击如何被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心理等各方面因素所诱发，等等），那么如前所述，这并不应该被视为哲学本身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自然也没有理由“将目前的哲学任务从‘证成’调整为‘理解’与‘解释’”。当然，这绝不是说政治哲学的从业者们就应该对经验领域的讨论敬而远之。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哲学有其限度，所以从业者们才需要更主动地汲取经验研究的成果，并将其恰当化用为规范证成的论据材料；与此同时，由于对因果机制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的“解释”总是难以做到价值中立，因此“证成”的工作在检视某种特定“解释”的前提与方法上，也仍然有着用武之地。
事实上，对哲学任务的限度，以及政治哲学与（广义的）政治科学的分工，陈纯自己似也有所觉察。比如他在批评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缺少对国内其他阶级的处境与‘阶级性’的清醒认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批评并不适用于左翼自由主义者）时，举的例子是“研究具体社会现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拒绝“从阶级、族群、团体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工人和农民问题”，或者只着眼于城市中产而“缺乏对底层人民的学术关注，使得这个领域里的代表性著作，比如《大工地》、《中国女工》，基本出自左派之手”。——既然有“研究具体社会现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也有不“研究具体社会现象”、只研究抽象哲学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可见陈纯并未试图否认，经验性的描述与解释，和规范性的说理与证成，二者之间存在性质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分工。
既然如此，为何他在文章里还会混淆“证成”与“解释”、还会将如何成功构建共同体这样的经验性问题当作“政治哲学问题”？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并没有想清楚，到底谁才是其文章旨在批评与规谏的对象：是所有认同左翼自由主义理念的人，还是其中的政治哲学从业者？由于对象的面目模糊不清，因此陈纯在行文中，一面（显然只针对哲学家）侃侃而谈“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目前的哲学任务”、“哲学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一面（显然同时对准哲学家与非哲学家）泛泛而论“研究具体社会现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体制媒体的自由派”、“左翼自由主义没有组织”、“行动性偏低”。这样一来，“左翼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挑战”与“左翼自由主义哲学家面临的挑战”，自然就被混为一谈了。
当然，“左翼自由主义哲学家”也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一员；一旦其决定参与非哲学领域的左翼自由主义志业（特别是直接参与社会救济与公民抗争的一线行动），也就在原本的哲学挑战之外，同时面临着与其他左翼自由主义者共通的挑战。在这种双重身份与双重挑战下，行动中的左翼自由主义哲学家未始不可以有一得之愚，提炼出独特的“实践智慧”。
举个例子。陈纯认为，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了“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动性偏低的问题”，必须与在可预见的未来生命力旺盛的组织建立联系，而这样的组织有两类，“一是基督教会，二是女权社团”。左翼自由主义与女权社团的联系，我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其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则要复杂许多。一方面，捍卫基本的宗教自由，为遭受无端打压的宗教团体鼓呼，是左翼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左翼自由主义者在行动上，对受打压的基督教会的声援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不同基督教会的政治立场差异极大，比如美国当代的基督教会，就可以被（很粗略地）分为支持自由主义的各路“主线派（mainline）”教会，与支持保守主义的各路“福音派（evangelical）”教会。中国近年勃兴的家庭教会与地下教会中，倾向福音派保守主义的恐怕占了较大多数，其知名人士更在反对世俗主义、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同性恋等方面频频发声。这就令陈纯所设想的双方联系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有些一厢情愿。
左翼自由主义者一面要声援捍卫基督徒的宗教自由，一面又要防范福音派势力对左翼自由主义志业的反噬；一面要借基督教会的组织力量“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动性偏低的问题”，一面又要通过公共说理将保守的福音派信徒转化为自由主义的主线派同路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既是哲学家又是行动者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自然更有可能、也更有义务，同时提供规范证成和实践智慧这两个层次的资源。
结语
陈纯在其文末提醒道，左翼自由主义者应当“克服自身的惰性”。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本文旨在说明的正是，除了行动上的惰性外，我们或许还应时刻防备自身在智识与道德上的惰性。正视政治转型多诉求、多维度、多线程的现实，抵御看似简单明了的一元图景的诱惑，拒绝出于维护自由主义内部“凝聚力”而对议题设限的冲动；勇于承认政治哲学的内在限度，谦逊而积极地接触对经验现象的专业解释，并合理地运用于规范证成之中，避免做太师椅上的哲学家；担负起左翼自由主义的道义责任，利用左翼自由主义独到的理论资源，广泛地关注、剖析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不同层域或隐或显的权力结构问题，推动对现实各个环节的正视、反思与改善——这些无一不是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惰性的艰巨挑战。然而唯其艰巨，方显左翼自由主义的任重道远，与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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