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永政:独裁之下无政治

自2003年以来,香港社会渐趋政治化,而“政治化”三字亦渐成建制派与一众权贵最爱用的口号,例如“不要政治化”、“政治化无好处”等等。
2014年8月31日,行政长官梁振英与官员及行会成员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回应人大对2017香港政改的框架。

自2003年以来,香港社会渐趋政治化,而“政治化”三字亦渐成建制派与一众权贵最爱用的口号。“不要政治化”、“政治化无好处”,甚至出现政治人物以“不搞政治”为政纲参与政治选举等畸形现象。只要对政治稍有了解,相信都会觉得这些说法可笑、无知,是权贵污名化对手的卑鄙手段。话虽如此,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他们可能真心相信香港人不应搞政治,因为“去政治化”正正是不少权贵的梦想。

何谓“政治”?首先,因为社会是属于大家的,所以政治是“众人之事”。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乃众人之事”,这看法其实充满着西方共和主义色彩。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一字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一看就知道Publica是指公众(Public),而Res的意思,就是“事物”、“事务”或者“财产”。拼起来,“共和”就是“众人之事”、“公有之物”,而公众亦理所当然地有权参与,去决定他们所关心的事务。

第二,因为意见不同,所以政治亦是权力互动制衡。社群中人一多,看法自然分歧,但若大家步调完全脱节,便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以交通为例,无论各人喜好为何,我们总不能同时行“左軚”(左驾)和“右軚”(右驾),为了协调,我们总需要一个决策机制。而影响决定的过程,就是意见不同的人之间的权力互动。

第三,因为人非禽兽,所以政治是以“道理”控制“权力”的过程。单纯地以暴力逼使对方就范并非政治;政治中总是充满着游说、辩论、痛陈利害、执道说理。西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脑人与野蛮人不同之处,正在于希腊政治是以“道理”而非“暴力”解决分歧。这看法无疑过于理想化。然而,当其中一方,或双方都不再讲道理,而纯粹䜣诸力量时,那就只是“打架”而非政治。

权贵眼中只有“管人的”和“被管的”

了解这三点,我们就明白为何权贵们会如此讨厌“政治化”了。首先,在这些权贵眼中,社会并非公有,而是谁有本事,谁就有资格踏在众人头上。你上不来,只是你无眼光无能力,不懂得与有权有钱的人打交道。我辛苦奉承老板打拼得来的权力,你凭什么跟我分享?即使这是你的家,即使这是你的人生,在这些权贵眼中,都不成你参与决定的理由。特区高官好言“管治”而少谈“政治”,因为在他们眼中,社会上只有“管人的”和“被管的”,政治决定上要求共同参与,对他们来说和要求不劳而获分别不大。

第二,在这些权贵眼中,社会亦不存在真正的分歧。因为以他们一众精英的成功人生,高瞻远瞩,当然知道怎样做才是对香港最好。建屋一定要开拓郊野,经济一定要做大做强,发展一定要中港融合,科研一定要设局开职;我既然正确,持异议者就当然都是自私、是搞事。所有决定既有腹稿,“被管的”乖乖接受就好,最多谘询一下,让你发表一下意见,已算非常有诚意。“决定”绝不应因而改变,而反抗的,甚至提出司法覆核以指出他们违法的,肯定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立心阻碍香港发展。

有权足可决定一切,道理只是陪衬

第三,在这些权贵眼中,“讲道理”大概只是“有权者”之间的事。反正一如校委李先生的名言:“权在我手,先礼后兵”。要跟我讲道理,也得先看看自己有多少实力。既然我大权在握,你又怎都奈何不了我,那讲道理亦只是门面工夫,可省则省。于是政府不发牌给香港电视,可以不作解释;校委会反常地否决副校任命,可以不提理据,甚至答应了的民主普选,都可以随时指鹿为马,换来假货。于是公民社会与权贵间,来来回回质询答问:如此种种不合理的做法,到底有何道理可言?答覆都只是一句:“咁决定权喺我度啊嘛”(决定权在我手啊)。有“权”足可决定一切,“道理”只是陪衬。

对,无实力支撑的“道理”,总是如斯软弱。当大权在握的权贵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管治权亦是他们应得的时候,他们的确会讨厌任何政治互动,一切只要按他们的意思行事就好。而面对压迫,有人选择明哲保身、视而不见,有人选择接受“现实”、心甘命抵,亦有人选择早早投诚、分一杯羹。然而,当我们之中仍然有人觉得香港是我们“公有之事”、觉得应该正视分歧,而非权倾一切,觉得“决定”总得有理由支持,那面对着恃力不讲理的权贵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充权”。发声、讨论、集会、组织、行动,一步一步为自己建立实力。唯有实力在手,权贵才会愿意互动,才会愿意讲理,才有可能守住属于众人的香港。

政治以外,只有奴隶

而这时候,权贵发声了:你们不要将问题政治化,我们不搞政治。对,独裁之下无政治;对,我们的确将很多问题重新“政治化”;因为在这些权贵的铁靴之下,政治以外,只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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