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高规格”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引起集中关注和诸多猜测。胡耀邦作为中共党内开明的领导人，在1987年1月因“自由化”问题黯然下台， 1989年4月去世引发政治风波，之后曾有一段时间被“失踪”，在近年中国政治、文化领域明显左转、新文革趋势明显，中共纪念胡耀邦的“规格”和对胡耀邦的评价，容易被解读成政治风向，引起关注和猜测亦在情理之中。
“规格”，在中共文化中，是政治待遇的象征。在领导人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格”方面，也有明确规定，目前仍在执行的是1996年7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从2005年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规格”来看，胡应该是享受“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按此“规格”，“逢百周年，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话”。
不过，胡耀邦的情况有点特殊。根据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胡耀邦是以“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才被迫下台（名义上是申请辞职）的。这是党内正式定调，迄今没有改变。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是由胡耀邦去世引发，如果“六四”定调没有改变，改变对胡的定调基本不可能。
“六四”以后，胡被视为敏感人物，此后曾有相当长的时间被“失踪”，媒体上不许出现其名字，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直到数年后因《炎黄春秋》等杂志的努力，才逐渐“脱敏”。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中国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中共高层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代表了其政治地位，也是政治待遇。检索《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可以发现从1977年起到1983年，胡耀邦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率逐次增高，1984年达于顶峰，当年《人民日报》有703篇文章提到了其名字。1987年下台后，胡耀邦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率急剧下降，仅偶有提及。其间1989年由于逝世引起的治丧和悼念等原因，出现略多。1991、1992两年，竟然完全绝迹。之后十余年，《人民日报》出现胡耀邦名字的篇数一直都是个位数，一般都是在不得不提到其名字时顺带提及，名字出现在标题中仅在2005年纪念其诞辰90周年时（其后2006年1月8日刊登的《缅怀胡耀邦的文字》介绍两本书，也与此有关）。从2008年起，《人民日报》出现胡耀邦名字的篇数才超过10篇，但直到目前，尚未有一年超过20篇的，而且再未出现在标题中，直到11月20日介绍《胡耀邦文选》出版和重要篇目才算重新上了标题。
两份令“胡耀邦”脱敏的杂志
从《人民日报》的情况看，“六四”以后，胡耀邦在党内一直都是受政治冷遇的。胡耀邦名字在“六四”发生数年之后能够脱敏，与两份杂志的努力有关。一份是《炎黄春秋》。该刊1991年创刊，在胡耀邦名字从《人民日报》消失的时候，《炎黄春秋》1991年至1993年的文章中都曾出现过胡耀邦的名字，1993年4月胡耀邦逝世四周年时，还在封面、封底发了几张胡耀邦的照片，并配发一首白话诗，以示纪念。这算是第一次突破，当时引起震动。第二次突破，也是重大的突破是在1994年7月，该月的杂志刊登了《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纪念“理论工作务虚会”15周年》一文，其突破点表现为几点：一是以胡耀邦作为文章主角；二是以胡耀邦名字作标题，并打头；三是作为封面头条推荐，胡耀邦名字醒目地出现在封面中；四是在内文中配置胡耀邦个人的大幅照片，非常打眼；五是文章作为内文首篇，显示编辑部对文章的看重；六是在目录中以大字突出文章标题。这也就是说，胡耀邦被作为主角，浓墨重彩地重新登场，这在“六四”以后是很不寻常的。
不过，实际上这篇文章并不是《炎黄春秋》首发，而是《同舟共进》（月刊）1994年第3期首发，《炎黄春秋》转载的。《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主办的杂志，得到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原广东省委书记、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等人的支持。《同舟共进》比《炎黄春秋》早发表4个月。《炎黄春秋》所做的，《同舟共进》都已经做了，略有不同的只是增加了一张照片并加大尺寸（《同舟共进》刊发时配了一张照片，但较小），造成视觉冲击。估计《炎黄春秋》在北京，比在广州的《同舟共进》影响面要大一点。这次突破之功，主要还是应归《同舟共进》。
《炎黄春秋》刊登上述涉及胡耀邦的内容后，曾被要求停止发行、销毁未发出去的当期杂志，可见当时中共官方是不允许此类行为的。不过《炎黄春秋》有萧克等老同志的支持，最终也就不了了之。1995年胡耀邦诞辰80周年，《同舟共进》未再有动作，但《炎黄春秋》进一步突破，于第11期刊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长文（作者戴煌），除了采用上述突出胡耀邦的做法外，还配了编者按，明确表明是纪念胡耀邦诞辰80周年，“特发表此文，以表深切的怀念”。这应该是胡耀邦诞辰80周年，大陆媒体唯一一家公开发文纪念。
经过几次“动作”，官方对涉及胡耀邦的文章逐渐不再施压，但《炎黄春秋》比较特殊，其他媒体还是避而不提。从1994年起至今，《炎黄春秋》以胡耀邦（或耀邦）名字为标题的文章达近百篇，而内文中提到的则有六七百篇。《同舟共进》的相关数字，大约是《炎黄春秋》的三分之一。胡耀邦名字能够正常化，这两份杂志做了较大贡献。但在其他媒体上“脱敏”，估计要到2005年中央以较高规格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纪念文章，官方有了明确态度之后。
《炎黄春秋》刊登的介绍胡耀邦事迹的文章即近百篇，以每篇平均7000字而论，总字数即达70万，对胡耀邦一生中的大事，如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都有深入探究，对下台后的心境，也有专文探讨。但有一些问题，还是不可逾越。比如胡耀邦逝世后涉及的“六四”问题，2012年第6期刊登历史学者章立凡的《胡耀邦治丧手记》一文，2015年第3期刊登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工作人员的文章（《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作者李平），都是开始触及“六四”问题，但限制在介绍治丧经过，尽量回避与“六四”的关连，更回避“六四”评价等深层次问题。即便如此，这也属于“危险”动作。按照官方的要求，近年已不允许出现“六四”的字眼。
“反自由化不力”的罪状与人民对立
中共党内对胡耀邦下台的定调是反“自由化”不力。所谓“自由化”，实际上都是八二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如胡耀邦在1984年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提出作家“创作自由”，后被“左王”邓力群等党内左派集中攻击，认为是胡耀邦的重要“罪状”之一。但宪法第35条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有言论、出版自由，当然就有创作自由。因此胡耀邦只是尊重和顺从民意，把本应民众享有的个人权利明确一下。左派以此攻击胡耀邦，以“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赶下台，说明意识形态中人民主权（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本是假象，虽然表面上从政府到军队到警察到货币到医院都冠以“人民”称号，实际上人民的权力是虚幻的，而胡耀邦只是力图有所改变，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这就遭到了左派的痛恨，但他们又无法公开他们的心思，那样太过丢人，所以就以“自由化”的理由，冠冕堂皇地把胡赶下台。（参考丁学良《“非典型领导人”胡耀邦》一文）这也说明，把“自由化”当作胡的“罪状”，正说明其与人民是对立的。纪念胡耀邦，如果尊重民意，最好是改变错误的历史定调，给“自由化”正名，给胡耀邦以公正评价。倘若不是如此，“高规格”于胡耀邦本人及支付纪念费用的纳税人，又有何意义？
（洪振快，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著有《亚财政》、《官心民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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