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妇人倒毙于麦当劳餐厅后，这两星期就出现了不少关注“麦难民”的报导。每个报导、每张图片，你看后有何感想？可怜、痛心？或自招、影响市容？
可是，我们并不能只用痛心来形容，更不能继续仅以关注去处理事件，因事件切切实实地刻画出人权被侵犯的严重状况。不单止是住屋和经济问题，事件赤裸裸地揭示失去基本住房权会连带影响身体精神健康和使用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剥夺权利的状况更可能和我们很少于基本住房权议题中探讨的性别角度有关。
然而，更严重的是罪行已经发生，一个政府所犯的罪行。
虽然涉及性命，但除了关注团体，香港社会基本没有太大回响，政府亦只表示会关注事件。纵使露宿者人数不断上升，政府仍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更讽刺是，政府显示的最新贫穷状况不但对事件只字不提，更将贫穷状况和扶贫政策看为数字游戏。以月入$3500以下界定为穷人的水平，贫穷人口有跌无升；不但龙门任你摆，数字更不能反映贫穷人口的多元性。
我将不会在此分析数字，因数字不能让政府摆脱违反最基本住房权的罪责。根据《基本法》第39条，适用于香港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保障“人人有权享受其本人及家属所需之适当生活程度，包括适当之衣食住及不断改善之生活环境”。香港政府未有履行责任，显然违反了国际公约。
“露宿”或“无家”，不论你如何定名，都表示该名人士因未能有适当和安全的居住状况而使身体精神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缺乏社会和经济关系而被边缘化。这些威胁会因日子越长而变得更严重，更使应受保障的多种人权受到剥夺，包括对生命财产的自主、保障个人私隐、免受歧视和威吓、投票和社会政治参与的权利。所涉及的权利除涵盖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其他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公约。
然而，政府不但没有提供保障，更公然违反多条国际公约；成为最大的“施虐者”。
“麦难民”与露宿者
虽然“麦难民”常被视为其中一类露宿者，但“麦难民”正反映一直以来街头露宿的危险，而这危险性更多是政府促成。自2000年代中期，24小时快餐店开始盛行，亚洲便开始有“麦难民”出现。对比露宿街头，“麦难民”称快餐店更安全，最大原因是不用怕执法人员的扫荡。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导执法人员以严苛粗暴的手法强行清掉露宿者的财物，更收起身份证明文件不予归还。他们以不同手段“刑事化”露宿者，严重侵犯财产所有权和身份保障。这些手段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清楚定明绝不能接受，公务员执行职务亦不能犯侵权行为。
强行移走和妖魔化露宿者为社会问题，并不能解决露宿状况，反而加重露宿者的安全和精神压力。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地研究显示，露宿者均为社会最弱势的其中一群。香港城市大学去年的调查发现，接近18%露宿者诊断有精神病，但只有8.39%接受过精神科治疗，显示使用医疗服务受到限制。限制使用医疗服务的原因有很多，如医疗和药物的价钱、求医的交通费和求医的长时间而无法工作，甚至求医时所遭受的歧视和因露宿的关系财物需要跟身而无法随意流动。
美国调查发现，露宿者患有精神病的比率高香港10%；而每位病患露宿者的医疗费用，包括长期医疗服务和急症服务，每年平均花纳税人三万多美元。政府执法人员的打压，不但令已居无定所的人士长期处于恐惧，更影响身体精神健康，且剥削每人应享用的医疗服务。
性别、年龄
妇人倒毙于麦当劳的事件不只反映政府对露宿者的冷漠无情，更对一直以来缺乏性别角度的露宿议题带来警示。露宿和无家议题一直与经济就业问题紧紧扣连，并无不对，但不要忽略香港经济转型，女性投身就业更困难，尤其是中年妇女。家庭结构改变，不但单身妇女人数上升，妇女亦不再是依赖者，需要工作；经济和家庭模式改变导致妇女生活困难。英国有调查发现每十位露宿者有一位为女性，而且数字不断上升。女性露宿的原因比男性往往更复杂，不只经济因素，更可能因为家庭关系和家庭暴力问题令妇女离开家庭。然而，针对露宿者的服务和支援多为男性主导，不但给女性露宿者的暂住宿位甚少，而支援多以就业援助为主，忽略妇女露宿的其他原因。更甚是女性露宿比男性更危险，除要面对执法人员，更容易遭受性侵犯和暴力。
曾几何时，香港的社会福利和住屋政策有着强烈的社会发展目标，但现在住屋已变成资产问题，更延伸至对个人成败的测量。于加拿大卡尔加里，政府辖下的人权委员会与关注露宿者团体于今年六月通过露宿者人权约章，确立露宿者应有的医疗、财产、司法、私隐保障权利，更保障露宿者免于执法人士的威胁。虽然看似本末倒置，政府应确保住屋保障而不是鼓励露宿；但对于政府冷漠的房屋和扶贫政策，我们亦应尽量保障每人应有的生命安全和免于恐惧的权利，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碧桦依，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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