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于10月19日抵达英国伦敦，应早前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之邀，到英国多间大学巡回演讲，适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晚上抵达伦敦，开展五日四夜的国是访问，黄之锋亦参与了伦敦的示威。身在英国的青年学者哈光甜，写下了旁听黄之锋在亚非学院（SOAS）演讲后的感受。）
10月20日晚7点，伦敦时间。亚非学院（SOAS）维侬校区的一间教室里，年轻的黄之锋已经做好了演讲的准备。一个朋友约我同去──我很惊讶她竟然也感兴趣，虽然她似乎并不知道“学民思潮”，也不知道这个英文名叫Joshua的小伙子在过去的几年都经历过什么。她或许只是对香港感兴趣，对“占中”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他怎么说”，她淡淡地说。
不得不承认，我在事先一直给她打预防针：我害怕小伙子由于“占中”的阶段性失败而变得激进，我害怕他因为年轻而很难保持立场的平衡，我害怕他在台上太过激动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害怕他不断重复单一的口号从而让人们从同情转为厌恶，我甚至害怕他的英文不过关，不能让人们理解他的意思。对于一个刚上大学的热血青年而言，这些都太正常不过，而且即便是看似更加成熟的占中三子，在这方面也并没有给人太多的意外。“淡淡地”是一种特别的态度，相比于我的热忱──有的人可以“淡淡地”，不只是因为事不关己，更因为他们有这个选择不去关心。就像是叙利亚的难民危机，你可以每天看看报纸、听听新闻，可以说几句不痛不痒、不冷不热的话，可对于有些人而言，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一刻都不得喘息。所以我做不到“淡淡地”，并且对“淡淡地”深恶痛绝。就像是我对香港外籍佣工的问题不能做到“淡淡地”，并对香港本地很多人在此一问题上的“淡淡地”深恶痛绝。人们喜欢述说自己的苦，却并不在乎于同一时刻给别人带来更深的苦。
只是个“情感的”理解？
我抓紧机会给朋友讲述香港在20世纪上半叶的贸易史，讲香港如何嵌入在庞大的东南亚网络之中──我想告诉她，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想告诉她，香港的逐渐繁荣，从很早就已经开始，而不单是中国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家越南餐馆很好吃，我很推荐！”她在路上突然指给我。等我基本结束了讲述，我们也已经走到了维侬校区──“是喔，看来真的需要情感的联系才能理解。”这是她的总结陈辞。也就是说，你再怎么讲历史，到头来只是个“情感的”理解，所以别人的不理解也就理所当然。这比强制让你闭嘴还要让人窒息。
偌大的演讲厅，并没有坐满，但一两百人还是有的。我拒绝按照样貌来划分人群，所以我根本没有去注意有多少“亚洲面孔”。朋友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他也是大陆的”，她说。看到我有点迟疑，她立刻加上“因为他老婆是香港人，所以……”──所以我才会有“情感”的理解。所以香港的问题，我之所以关心，在于“我老婆是香港人”。700万人的命运，因而变成了我的家事──虽然我很愿意让这700万人，这肤色、文化、宗教和历史都不尽相同的700万人，都成为我的家人。但政治问题超越情感，正义问题无关家事。
演讲乏善可陈 好戏在问答环节
黄之锋的演讲时间只有20分钟，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他八点钟必须要离开去接受英国媒体的采访。个子瘦瘦小小，几乎是高中生的打扮，头发甚至还有点凌乱，再背上背囊，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引人注目。远远看去，眼睛瞇成一条缝，再隐藏在粗框眼镜后面，更给人一种迟钝的感觉。演讲内容也乏善可陈──除了熟悉的几场运动，还有他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的各种名号，实在找不出任何新鲜的内容。这甚至让人觉得，他在“推销”自己的政治，而不是介入一个严肃的对话。我有些失望，但又知道问题环节肯定会火药味十足──在大陆20年的生活经历，从小学到大学，我几乎都能猜到在场的一些大陆学生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黄之锋在演讲中使用“country”来指称香港，肯定会有学生说他是“separatist”（分离主义者）；他使用“self-determination”（自决）来描述香港的政治理想，而这个词汇在二战之后的去殖民进程中是与被压迫、被殖民的人群寻求独立运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更不要说这个词往往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联系在一起。或许小伙子并不完全熟悉这个词的历史，或许小伙子使用country并不一定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的未来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但这并不妨碍别人借此来攻击他，或者来激怒并激化他。他已经不能到中国大陆，甚至还以“影响与中国关系”为由被马来西亚拒绝入境──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让他“一时冲动”讲出更加激烈的话，进而一方面为北京下一步的行动寻找理由，另一方面让他在演讲观众面前出丑，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黄之锋的英文有着浓重的香港口音，但并不影响他传达信息。即便在如此的状况下，还是可以辨认出他是个铿锵有力的演讲者──如果他用广东话演讲，如果他把广东话中每一个字尾声母的音都发足，把气流的截止和唇的闭合都做到位，那他的演讲会有打动人心的节奏感，而这种节律将是香港政治的诗歌。他必须要用英文演讲，这在带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却限制了他语言的力量。
“愿意选择一条更难的路”
但所有的好戏都在问答环节。有几个问题让人印象深刻。一位观众问得简短而有力：“你可以想见你有一天会放弃非暴力而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吗？”黄之锋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和感动：他说相比于暴力，相比于发动几十人（我的记忆可能有误）进行暴力反抗，发动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进行持久有力的非暴力运动要更难──他甚至提到了罢工，甚至觉得发动罢工要比推行暴力反抗有效得多。他愿意选择一条更难的路，而不是一条更简单的路──很明显，他看到的，是一个长远的政治未来。非暴力因而不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非暴力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自我牺牲──非暴力里面就已经蕴含着持久的政治本身，而他想要的政治，或许只能通过非暴力来获得。政治的变革需要走曲线而不是直线──我很惊讶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他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同样让人感动。有人指出香港泛民内部分裂，问他如何可以让运动获得更大的凝聚力和团结力，如何形成有力的组织来整合分散的力量。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地简单平和：他说人们就是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就是有人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他竟然说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支持泛民的立场──他没有回避问题，没有回避香港社会所谓的“撕裂”。他没有斥责别人的漠不关心，他也没有说要强制别人必须跟从他们的立场。在一个已经四分五裂、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他还可以平和地承认团结的困难乃至于不可能。他说起那些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没有参与运动的人的时候，没有谴责，没有批评，甚至没有惋惜，而只有一种让人感动的理解，好像那些人的担心也是他的，好像那些人的生命也是他的──“他们工作的是中资公司，他们老板不让他们参与──参与了就丢掉工作。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他们要还贷款，他们怎么能丢了工作呢？”我真希望这文章的读者都能在现场听到他说这话时候的语气。
当然，争议性的评论和问题也有。比如就有人指出了他使用“country”这个词指称香港，而我旁边朋友的朋友也低声对我的朋友说“他还在不停地用country这个词”。“那你们要是独立了，你们没食品，没水没电，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坐在后排，只捕捉到这一句，尤其是“no water”。“We paid for it！”观众中有人大声喊，还有几个不屑的嘘声。还有人问八九的问题，说六四之后学生只关了几天就全都放出来了，没有任何人因此获刑──这一下子让整个教室沸腾了。不少人不能相信有人会这样说，连演讲的组织者都请提问人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因为他也很惊讶。而在提问者的声音被反对和批评的声音淹没的时候，我背后的一个小伙子在喊：“Let the man speak！”“你可以上网去查查王丹”，我记得这好像是黄之锋的回答。
中肯回答圈套式的问题
“那你是不是支持独立？你是不是一个separatist？”另一个观众不出所料提了这个问题。我为小伙子捏把汗，心想这种圈套式的问题最好不要回答，但他还是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中肯。他说这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但并不由他决定，而是要香港人自己决定，要香港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把一个公共问题还原为一个个人立场问题（这和把历史问题还原为“情感联系”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再通过这种还原给人贴一个简单的标签，这既可能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事先安排。
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我背后的小伙儿还在吹口哨，而观众中同样有人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岿然不动”。黄之锋穿上外套──一件很旧的运动外套。又背起他的背囊，还不停地转过身来给观众鞠躬致谢，真的好像一个中规中矩的中学生下课时给老师鞠躬。九十度，诚恳得让人觉得温暖。和我一同的朋友开始和其他大陆的朋友打招呼，他们中的有些人坐在前排，或许也有份提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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