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於10月19日抵達英國倫敦，應早前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之邀，到英國多間大學巡迴演講，適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晚上抵達倫敦，開展五日四夜的國是訪問，黃之鋒亦參與了倫敦的示威。身在英國的青年學者哈光甜，寫下了旁聽黃之鋒在亞非學院（SOAS）演講後的感受。）
10月20日晚7點，倫敦時間。亞非學院（SOAS）維儂校區的一間教室裏，年輕的黃之鋒已經做好了演講的準備。一個朋友約我同去──我很驚訝她竟然也感興趣，雖然她似乎並不知道「學民思潮」，也不知道這個英文名叫Joshua的小伙子在過去的幾年都經歷過什麼。她或許只是對香港感興趣，對「佔中」感興趣。「我就是想聽聽他怎麼說」，她淡淡地說。
不得不承認，我在事先一直給她打預防針：我害怕小伙子由於「佔中」的階段性失敗而變得激進，我害怕他因為年輕而很難保持立場的平衡，我害怕他在台上太過激動說不出完整的句子，我害怕他不斷重複單一的口號從而讓人們從同情轉為厭惡，我甚至害怕他的英文不過關，不能讓人們理解他的意思。對於一個剛上大學的熱血青年而言，這些都太正常不過，而且即便是看似更加成熟的佔中三子，在這方面也並沒有給人太多的意外。「淡淡地」是一種特別的態度，相比於我的熱忱──有的人可以「淡淡地」，不只是因為事不關己，更因為他們有這個選擇不去關心。就像是敘利亞的難民危機，你可以每天看看報紙、聽聽新聞，可以說幾句不痛不癢、不冷不熱的話，可對於有些人而言，這是他們的世界，他們一刻都不得喘息。所以我做不到「淡淡地」，並且對「淡淡地」深惡痛絕。就像是我對香港外籍傭工的問題不能做到「淡淡地」，並對香港本地很多人在此一問題上的「淡淡地」深惡痛絕。人們喜歡述說自己的苦，卻並不在乎於同一時刻給別人帶來更深的苦。
只是個「情感的」理解？
我抓緊機會給朋友講述香港在20世紀上半葉的貿易史，講香港如何嵌入在龐大的東南亞網絡之中──我想告訴她，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想告訴她，香港的逐漸繁榮，從很早就已經開始，而不單是中國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結果。「這家越南餐館很好吃，我很推薦！」她在路上突然指給我。等我基本結束了講述，我們也已經走到了維儂校區──「是喔，看來真的需要情感的聯繫才能理解。」這是她的總結陳辭。也就是說，你再怎麼講歷史，到頭來只是個「情感的」理解，所以別人的不理解也就理所當然。這比強制讓你閉嘴還要讓人窒息。
偌大的演講廳，並沒有坐滿，但一兩百人還是有的。我拒絕按照樣貌來劃分人群，所以我根本沒有去注意有多少「亞洲面孔」。朋友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他也是大陸的」，她說。看到我有點遲疑，她立刻加上「因為他老婆是香港人，所以……」──所以我才會有「情感」的理解。所以香港的問題，我之所以關心，在於「我老婆是香港人」。700萬人的命運，因而變成了我的家事──雖然我很願意讓這700萬人，這膚色、文化、宗教和歷史都不盡相同的700萬人，都成為我的家人。但政治問題超越情感，正義問題無關家事。
演講乏善可陳 好戲在問答環節
黃之鋒的演講時間只有20分鐘，最多不超過半個小時，他八點鐘必須要離開去接受英國媒體的採訪。個子瘦瘦小小，幾乎是高中生的打扮，頭髮甚至還有點凌亂，再背上背囊，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引人注目。遠遠看去，眼睛瞇成一條縫，再隱藏在粗框眼鏡後面，更給人一種遲鈍的感覺。演講內容也乏善可陳──除了熟悉的幾場運動，還有他這兩年在國際媒體上的各種名號，實在找不出任何新鮮的內容。這甚至讓人覺得，他在「推銷」自己的政治，而不是介入一個嚴肅的對話。我有些失望，但又知道問題環節肯定會火藥味十足──在大陸20年的生活經歷，從小學到大學，我幾乎都能猜到在場的一些大陸學生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黃之鋒在演講中使用「country」來指稱香港，肯定會有學生說他是“separatist”（分離主義者）；他使用“self-determination”（自決）來描述香港的政治理想，而這個詞彙在二戰之後的去殖民進程中是與被壓迫、被殖民的人群尋求獨立運動的歷史結合在一起的──更不要說這個詞往往與美國前總統威爾遜聯繫在一起。或許小伙子並不完全熟悉這個詞的歷史，或許小伙子使用country並不一定意味着對香港政治的未來已經有了明確的立場──但這並不妨礙別人藉此來攻擊他，或者來激怒並激化他。他已經不能到中國大陸，甚至還以「影響與中國關係」為由被馬來西亞拒絕入境──如果有人想藉此機會讓他「一時衝動」講出更加激烈的話，進而一方面為北京下一步的行動尋找理由，另一方面讓他在演講觀眾面前出醜，這也是完全可能的。
黃之鋒的英文有着濃重的香港口音，但並不影響他傳達信息。即便在如此的狀況下，還是可以辨認出他是個鏗鏘有力的演講者──如果他用廣東話演講，如果他把廣東話中每一個字尾聲母的音都發足，把氣流的截止和唇的閉合都做到位，那他的演講會有打動人心的節奏感，而這種節律將是香港政治的詩歌。他必須要用英文演講，這在帶來新的可能性的同時，卻限制了他語言的力量。
「願意選擇一條更難的路」
但所有的好戲都在問答環節。有幾個問題讓人印象深刻。一位觀眾問得簡短而有力：「你可以想見你有一天會放棄非暴力而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嗎？」黃之鋒的回答讓我感到意外和感動：他說相比於暴力，相比於發動幾十人（我的記憶可能有誤）進行暴力反抗，發動幾萬人、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進行持久有力的非暴力運動要更難──他甚至提到了罷工，甚至覺得發動罷工要比推行暴力反抗有效得多。他願意選擇一條更難的路，而不是一條更簡單的路──很明顯，他看到的，是一個長遠的政治未來。非暴力因而不只是一種策略和手段，非暴力也不是一種純粹的自我犧牲──非暴力裏面就已經蘊含着持久的政治本身，而他想要的政治，或許只能通過非暴力來獲得。政治的變革需要走曲線而不是直線──我很驚訝一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他對另一個問題的回答也同樣讓人感動。有人指出香港泛民內部分裂，問他如何可以讓運動獲得更大的凝聚力和團結力，如何形成有力的組織來整合分散的力量。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地簡單平和：他說人們就是有不同的意見，而且就是有人不同意我們的做法。他竟然說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支持泛民的立場──他沒有迴避問題，沒有迴避香港社會所謂的「撕裂」。他沒有斥責別人的漠不關心，他也沒有說要強制別人必須跟從他們的立場。在一個已經四分五裂、運動陷入低潮的時候，他還可以平和地承認團結的困難乃至於不可能。他說起那些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沒有參與運動的人的時候，沒有譴責，沒有批評，甚至沒有惋惜，而只有一種讓人感動的理解，好像那些人的擔心也是他的，好像那些人的生命也是他的──「他們工作的是中資公司，他們老闆不讓他們參與──參與了就丟掉工作。他們有自己的孩子，他們要還貸款，他們怎麼能丟了工作呢？」我真希望這文章的讀者都能在現場聽到他說這話時候的語氣。
當然，爭議性的評論和問題也有。比如就有人指出了他使用「country」這個詞指稱香港，而我旁邊朋友的朋友也低聲對我的朋友說「他還在不停地用country這個詞」。「那你們要是獨立了，你們沒食品，沒水沒電，就什麼都沒有了……」我坐在後排，只捕捉到這一句，尤其是「no water」。「We paid for it！」觀眾中有人大聲喊，還有幾個不屑的噓聲。還有人問八九的問題，說六四之後學生只關了幾天就全都放出來了，沒有任何人因此獲刑──這一下子讓整個教室沸騰了。不少人不能相信有人會這樣說，連演講的組織者都請提問人把這句話重複一遍──因為他也很驚訝。而在提問者的聲音被反對和批評的聲音淹沒的時候，我背後的一個小伙子在喊：「Let the man speak！」「你可以上網去查查王丹」，我記得這好像是黃之鋒的回答。
中肯回答圈套式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支持獨立？你是不是一個separatist？」另一個觀眾不出所料提了這個問題。我為小伙子捏把汗，心想這種圈套式的問題最好不要回答，但他還是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中肯。他說這是一個可能的選項，但並不由他決定，而是要香港人自己決定，要香港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未來。把一個公共問題還原為一個個人立場問題（這和把歷史問題還原為「情感聯繫」幾乎是一樣的），然後再通過這種還原給人貼一個簡單的標籤，這既可能是出於無知，也可能是事先安排。
結束時掌聲經久不息，我背後的小伙兒還在吹口哨，而觀眾中同樣有人表情嚴肅、正襟危坐，「巋然不動」。黃之鋒穿上外套──一件很舊的運動外套。又背起他的背囊，還不停地轉過身來給觀眾鞠躬致謝，真的好像一個中規中矩的中學生下課時給老師鞠躬。九十度，誠懇得讓人覺得溫暖。和我一同的朋友開始和其他大陸的朋友打招呼，他們中的有些人坐在前排，或許也有份提問。
後記：
1971年余光中寫下《鄉愁》，最後一句是「大陸在那頭」，可前幾句卻都是關於母親和新娘。當這些女性一個個消逝了，「家」才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大陸」──這是一個男性的鄉愁，是一個男性在思念「祖」國。
但這個故鄉，在1970年代回不去，現在則不僅回不去，而且也已經早就不復存在。如果說「海峽」是個地理的區隔，在當代，即便陸地連通、人員來往、語言共享，隔閡不僅不會消失，反而可能愈演愈烈。人們生活於其中的，表面上是面對面的即時交流，而實際上卻是名副其實的「黑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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